王世襄的巧克力圣代 - 新疆的猫、和田玉、论坛

　　“第一玩家” 载不动他

　　历史上的博物学家往往都有一个不错的家境以及放荡不羁的少年生活。出生于富裕的医生家庭的达尔文便是如此，他的父亲有一次指责他：“你除了打猎、玩狗、抓老鼠，别的什么都不管，你将会是你自己和整个家庭的耻辱。”

　　晚年的王世襄也曾自嘲：“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鹰逐兔……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 优越的家境和年少好动的性格，使王世襄特别喜欢和京城诸多玩家交游，展露出“燕市少年” 的特有风貌，他从小就是有名的“顽主” ，放鸽子、抓蛐蛐、玩葫芦、飞鹰走狗，无一不精。

　　但“顽主” 王世襄并没有“玩物丧志” ，而是成了“天下第一玩家” 。先于王世襄四天去世的翻译家杨宪益，曾多次赠诗王世襄，言及“少年燕市称顽主，老大京华辑逸文” ，意下王世襄虽为“顽主” ，但不是一无所成的玩法。

　　王世襄位于芳草地公寓的家中，已经看不出王家曾经的盛况。王氏家族为官宦世家。高祖王庆云为翰林，任过两广总督、工部尚书；祖父王仁东任内阁中书、江宁道台。父亲王继曾则是新派人物，精通外语，还出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母亲金章能书善画，大舅金北楼是民国北方画派领袖，二舅金东溪、四舅金西厓为竹刻大师。可见王世襄的风雅传统更多源自母亲的家族，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中国画理论。

　　小时候，家中有私塾老师教古汉语、经、史和诗词等。王世襄喜欢的是诗词，对其他学科不太感兴趣。后来父亲又送他到北京干面胡同美国人为他们子弟办的学校去读书，从三年级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王世襄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让人误以为他是在国外长大的。

　　王世襄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家里为他在学校周边购置了大宅，他在十几亩的院子里种上了葫芦，因为鸣虫要养在葫芦里。他甚至在臂上架着大鹰或怀里揣着蝈蝈到学校上课，当时在燕京大学名教授邓之诚讲中国历史正兴致勃勃时，忽听一阵“嘟嘟” 的蝈蝈声，同学哄堂大笑，原来是王世襄揣着蝈蝈葫芦进了教室，惹得邓先生恼怒起来，把他赶出教室。

　　当时王世襄的玩家派头被视为荒诞不经。他本有机会通过哈佛燕京学社选派哈佛留学，但当时在燕京大学教书的洪煨莲教授把这个有精力但又“不务正业” 的学生称为“未知数” ，校长也不愿将这个关系到学校大计的机会给这个“未知数” 。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是王世襄哥哥的同窗，曾将从燕大毕业的王世襄推荐到傅斯年主政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后来回忆此段，王世襄说傅斯年只讲了两句话：先问哪个学校的，接着说“燕大的毕业生，不配到我们这儿” 。梁思成最后将王世襄安排到自己的中国营造学社，派他赴李庄考察、研究古建筑，算是引导他走入了“正道” 。

　　他玩的东西五花八门，他玩这些不为消遣，而是真心喜爱。为了得到爱物，他舍得花钱，搭工夫，甚至长途跋涉、餐风饮露亦在所不辞。

　　“文革” 前，王世襄去黄山考察，挖到两棵松树从黄山回北京，他买了两张火车票放两棵树，自己却是一路站着回到北京。王世襄对“玩”成痴，让传统音乐协会理事李劲风记忆深刻。

　　“我们聊天时只要聊到小玩意，他就特别高兴，那会王老先生还在养鸽子。” 因为与王家住得近，李劲风常常去串门。那会，到王家的人各种各样，有民间工匠师傅，做糊盒的，养花养鱼的，来了也就是闲聊，对工匠技艺很有兴趣的王世襄，常常是问得很仔细。

　　“有些对王世襄先生的报道过于浅薄、轻佻。如称呼其为玩家、大玩家、老玩家等有点失之于表面” ，《天下收藏》主持人王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为王世襄正名说，“说王老是收藏、国学、文学大家都可以，叫情趣大师似乎也可以，但还是显得轻了一点，他承载得太多太多” 。

　　由我得之，由我遣之

　　“在疯狂的岁月里……  他们骨子里欣赏并怀念不已的还是风雅、细腻、高度审美化、诗人化的日子。” 章诒和笔下的疯狂岁月中的历次政治运动，王世襄一桩都没逃脱。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马衡、梁思成推荐下，王世襄担任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北上追还了六批敌伪劫夺的文物，王世襄也因此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馆陈列部主任。

　　但到了1952年“三反五反”时，王世襄却因为“大盗宝犯” 的罪名被故宫博物馆“开除故宫公职” 。这是晚年王世襄难以释怀之事。

　　“三反五反、反右、‘文革” ，王老一次都没逃过，但他最介意的还是三反五反，因为罪名是盗取国宝，他觉得这是对他人品的贬低” ，与王世襄交往多年的北大中文系老师王风说。

　　王风第一次见王世襄还在1995年时，当时他所任职的一家福建媒体要做“在北京的福州人” 的选题。见面约在王世襄家中，天热，王世襄就建议大家光着膀子聊天。“当时八十高龄的王老身体很好，走路飞快，我都跟不上。他每天骑着自行车，驮着家具到处跑” 。

　　被故宫停职后，王世襄不再有机会接近那些他钟爱的文物，他决定自己动手收藏明清家具、鸽哨、竹刻、葫芦等。在风起云涌的时期，“不问政治” 的他常常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与工匠、民俗艺人混在一起。陶瓷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华莎提起王世襄在文物鉴定领域的地位充满了敬意，“他待人谦恭，跟底层人打交道非常多，因此许多民间的工匠也愿意跟他交流，把技巧告诉他” 。

　　王家原本有一座三进四合院芳嘉园，在上个世纪50年代时，王世襄曾邀请黄苗子、郁风等来住。“我们同住在他的芳嘉园小院二十多年，每天天一亮，就听见他推着单车从我们东厢房窗下走出大门。他是先到朝阳门大街旧文化部大楼前打太极拳，等到七点，对面朝阳菜市场一开门便进去买菜。”  那时芳嘉园堆满了王世襄收集来的明清家具。高条案下面是八仙桌，八仙桌下是矮几。除了家具，还有整盒的鸽哨。

　　“文革” 时期，因为早料到自己的藏品在劫难逃，王世襄为了保全它们，主动联络文物局的红卫兵来抄家。文物局的红卫兵都是业内工作人员，懂得王世襄的藏品价值不菲，小心翼翼地将这些收藏一一搬走了。

　　王家芳嘉园的院子也被分配给更多人住，虽然被迫退缩到一间房子蜗居了十年，但王世襄仍没有放弃在民间收集明清家具，甚至跑到偏远乡下，有时一出门就是月余。没地方放这些收回来的家具，王世襄却能将家具拆分了叠放着。随着藏品的增加，王世襄夫妇后来还一度住在一个大柜子中，睡觉前先得爬过床前的木板，小心翼翼地钻进柜子中去。

　　王世襄真正为世人关注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明清家具研究》的出版，“文革” 后，王家被文物局抄走的收藏品又被归还。王世襄用自行车驮着这些家具到照相馆拍照，并研究其制作工艺、材质。《明清家具研究》被海外视为研究明式家具的“圣经” ，书中的几百幅线图都是王世襄夫人袁荃猷画的。马未都说，《明清家具研究》让明清家具价格陡升，海内外的人都来跟着收藏了。

　　1998年，王世襄将珍藏的80件明清家具以200万元的超低价格卖给了一位香港人，条件是对方将这些家具一件不留地捐献给上海博物馆。据说当时为了达成这笔交易，王世襄只开了一个条件：价钱你就看着给吧，够我在北京城买得起一套公寓就行。随后，王世襄便从芳嘉园的蜗居搬迁到了迪阳公寓。

　　2003年，夫人袁荃猷去世，王世襄在悲痛中将夫妻俩收藏的佛像、铜炉、古琴等143件文物拍卖，成交额6300余万元。此后，王世襄很少再将精力花在文物收藏上。马未都说，作为收藏大家，王老最终选择了“散尽” ，让宝贝有了更多的新生，豁达从另一方面成就了大家。

　　不是没有过遗憾。一位与王世襄走得很近但不愿具名的收藏界人士感慨，被故宫停职这件事曾是王世襄人生中的低谷。但是，回顾历史却可以看到，他对鸽哨、竹刻、葫芦的深入研究成果。这从老人生前曾说过的“由我得之，由我遣之” 来观之，则一切该当释然了。

　　“他立了一座坚牢的纪念碑”

　　●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有一名句：“Exegi monumentum aere perennius??” 意思是“我立了一座纪念碑，它比青铜更坚牢 ??” ，这话用在王老身上允当无愧。

　　● 王世襄的事业是从他在各种最艰难的情况下最直接地抢救收回流失的文物开始的。 1947年他远赴战败后的日本运回被劫夺的善本书籍，将其收归中国收藏。此后他随即又去了美国和加拿大。从那时起，他一生的事业便围绕着保护文物、保存那些孕育了文物的文化实践而展开。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有信心认为中国文化遗产是值得全世界留存的珍宝，这种信心让王世襄对他所花费的时间和极为丰富的知识毫不吝啬。

　　节选自柯律格（Craig Clunas）得知王世襄去世后的来信和2003年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请他撰写关于王世襄的文章《灵感的共鸣与万物》。他与王世襄相识多年，牛津大学教授,中国美术史专家。

　　王世襄主要著作

　　●《中国画论研究》（未刊）

　　●《广陵散》（说明部分）

  　●《中国古代音乐书目》

  　●《髹饰录解说》

●《中国古代漆器》

●《明式家具研究》（译有英法德文本）

　  ●《锦灰堆》

●《锦灰二堆》

●《锦灰三堆》

●《锦灰不成堆》

●《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

　　张大千堪称民国画坛第一美食家，他曾说“以艺事而论，我善烹调，更在画艺之上” 。

　　张大千口味重，偏爱麻辣和醇香，对食材要求极为苛刻，从不吃过夜菜，鱼也要鲜活。他一生四海为家、走遍世界，不管到哪里，每天的餐桌上必须有一碗肉，而且每隔两天一定要吃点红烧肉、冰糖肘子、东坡肉之类的大肥肉解馋。

　　所谓美食家的标准就是，不但要会吃，还要会做。在他亲自撰写的食谱《大千居士学府》中，张大千用漂亮的行草记载了十七道他最爱吃的家常菜，包括：

　　粉蒸肉、红烧肉、水铺牛肉、回锅肉、绍兴鸡、四川狮子头、蚂蚁上树、酥肉、干烧鲟蝗翅、鸡汁海参、扣肉、腐皮腰丁、鸡油豌豆、宫保鸡丁、金钩白菜、烤鱼等。

　　这其中包括了他制作的一日三餐食谱和宴客记录，几乎可以媲美袁枚的《随园食单》。在台北摩耶精舍，张大千还自创了不少菜，比如“摩耶生炒牛肉片” ，出锅后肉片洁白晶亮，与木耳黑白分明。

　　张大千行走四海，口味杂融，喜欢北京名菜葱烧乌参，喜欢金华火腿和嫩笋炖汤，也喜欢蒙古烤肉。

　　在众弟子中，张大千尤为钟爱女弟子方召麐亲手包的无锡小馄饨。出生于江南水乡无锡的方召麐，曾在美国随侍张大千一年，晚年“变法” 融合中西画法，深受张大千赞赏。方召麐擅长红烧肉、小馄饨、凉拌干丝芹菜、凉拌猪耳朵，都是不矜贵却很见功力的菜式。

　　据说，晚年有一次张大千误把别人写的信当做是方召麐写的，以为她要来巴西，高兴得不得了，后来发现搞错了，就失望得大哭了一场。想来，张大千期待的，不仅是和弟子切磋论艺，更是那无上美味的小馄饨吧。

　　与张大千并称“南张北溥”的溥心畲，热爱吃蟹。溥心畲的画干干净净、充满文人的清简之气，但据《安持人物琐忆》作者陈巨来回忆，溥心畲食量之大令人惊讶，吃蟹30个还不饱，吃完油条之后不洗手，马上画画，往往油渍满纸。

　　于是，陈巨来每次求画求书之前，都以脸盆、肥皂、手巾奉之，求溥心畲先洗手。溥心畲以为这是对他恭敬，每次都下作拱手以谢，说“不客气，不客气” ，但其实陈巨来是怕他手上的油弄脏宣纸。

　　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时，发现住处附近杨树下的野蘑菇特别好吃。离开敦煌时，他特意画了一张野蘑菇生长地点的秘密地图，标明了采摘路线、时间，还标明了哪一处的蘑菇长得最好，然后送给了后来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

　　这个细节不禁让人感叹，张大千真的是用生命在吃！相比之下，《舌尖2》里面用8个月等待小花菇的桥段也不算什么了。

　　同样钟爱蘑菇的还有收藏家王世襄。据说，他只要一闲下来就琢磨去采野生蘑菇。一次，他甚至骑车到永定河小学的传达室，找到了以前经常给菜市场送野生蘑菇的张老汉，求教采蘑菇的地点。“取经” 后的第一个休息日，他就带上儿子王敦煌去永定河河源采蘑菇。

　　在王敦煌的记忆里，他每天早晨都得跟父亲商量当天的膳食安排，香满楼的“醪糟鱼片” 、张兄弟家的“老鸭煲” 、芝麻花的“贵州嫩鸡” ……去到店里专买父亲钦点的菜；炒菜也只用橄榄油以前只爱吃带骨的笋鸡，后来假牙嚼不动就吃不带骨的小笋鸡。

　　王世襄爱吃冷品，雪碧、冰激凌都是大爱，厨房里至今仍放着几个蒙着灰尘的冰激凌盒。晚年，王世襄最喜欢的冰激凌是肯德基的巧克力圣代，一买就是24个存放在冰箱里面，每天吃上六七个是他的一大乐事。王敦煌担心他吃多了身体会不舒服，想控制下量，王世襄就会犹豫再三又可怜巴巴地央求“你再给我两个吧” 。

　　晚年居于香港的方召麐也十分爱甜，尤其嗜吃巧克力。据香港收藏家李典回忆，每次他去看望方召麐，老人必叮嘱他带某品牌的巧克力，漂亮的礼盒里，手工巧克力被做成精致的贝壳、海螺形状，老人每每端详，喜悦不已，常常是背着儿女，吃一小块，再吃一小块。

　　吴昌硕非常爱吃，晚年的时候如果有人请吃酒席，必请必到，到了必大吃不已，回家的时候一定胃痛。晚年号大聋的吴昌硕，声称耳聋，来客说话，一概不答言。但好笑的是，家人低声说到缶翁贪吃，他必声辩不认多吃。

　　1927年，吴昌硕84岁。有人送他十包家乡的麻酥糖，子女们担心甜食对他身体不好，只给一包，剩余的藏起来。不料被他看到，半夜私自起床取食二包，梗在胃中，无法消化，遂至不起。他的故去，像是跟世界开了一个玩笑。

　　画家们普遍性情随意，在饮食上很少给自己规定清规戒律。比如刘海粟对饮食从不忌口，除了蔬菜外，对糟猪脚爪、走油蹄膀和茶叶蛋也情有独钟。当年他十上黄山，每天共计要吃上10只茶叶蛋。

　　刘海粟说：“人家能吃，我也能吃，并无什么戒忌。” 对于烧猪肉、凤尾、生鱼、生虾甚至生牛肉都极为喜爱，全无禁忌。有人把刘海粟的“吃经”归纳为十六个字：宽宏达观，宠辱不惊；美食当前，照吃可也。

　　抠门的齐白石实在与“美食” 有些绝缘，翻开齐白石的美食私家史，密密麻麻都是两个字“白菜” 。

　　当年齐白石老先生有一幅写意的大白菜图，画面上点缀着鲜红的辣椒，题句“牡丹为花中之王，荔枝为果之先，独不论白菜为蔬之王，何也？” 于是“菜中之王” 的美称不胫而走。

　　客人带了卤肉来，卤肉外面包着大白菜的叶子。齐先生仔细把白菜叶子抖干净，不舍得扔。吩咐家里人把这片菜叶子切切，用盐“码”上，大不了加点秋油，中午就粥吃。

　　一天齐白石坐在画室里，听到外面有呦喝卖大白菜的。他坐不住了。他灵机一动想；“我何不画一张白菜去换白菜，那也不失为一段文人佳话呀！。”铁栅屋外一个北方鸟蠢汉正守着一车白菜呦喝，脖子长筋抻得老长的。不知从那里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戴一个小园眼镜，正看着他一车白菜出神，十分想吃的样子。这卖菜鸟蠢汉子见来了主顾忙招呼道：“老先生！你要称几斤？称给得高高的。”

　　齐老先生从后面摸出一卷纸说：“我拿这画的白菜，换你一车白菜，你可肯么？” 这鸟蠢汉子一听，勃然大怒说：“我不看你一大把岁数，窝心脚窝死你。大北风天！有这么消遣人的吗？到想得美！拿一张画的假白菜，要换我一车白菜！” 一顿咆哮，弄得老先生摸不着南北。齐老先生挟着画的白菜灰溜溜的走了，从铁樱屋的大门侧身钻进去说了一句话“嗨！真是有辱斯文！”

　　临近九十的黄永玉在接受采访时曾被问及养生诀窍，他笑着说：“爱抽烟，不吃水果，少休息，不爱锻炼”。黄老的旷达、幽默、随性可见一斑。

　　少小离家、四方奔走，漂泊动荡、坎坷起伏，沧桑阅历，塑造了黄永玉独特的幽默和深情。他热爱生活、热爱美食，在长篇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以多回合描述了“吃”的魅力。

　　比如这一段，“这一边疏疏落落几间临河吊脚楼，门面上摆着三两张小饭桌，桌上筷子筒、盐辣罐和另一张庄重的桌子上陈列的辣子炒酸菜干、干辣子豆豉油烹小鱼干、辣子炒酸萝卜丝、青辣子炒牛肉丝、腌萝卜、腌辣子，这些大盘子盛着的东西都盖着纱布，跟两口青花瓷酒坛，路过的人都要瞥上两眼。”

　　湖南人黄永玉爱吃辣，性情也有着嗜辣之人的爽利、痛快和倔强。不过，这种倔强不是硬碰硬，而是以一种更喜感的姿态呈现。

　　文革中有一位很仰慕黄永玉的小青年，找到黄永玉劳动改造的地方，声称自己是红卫兵领导，让“臭知识分子们”站成一队，自报姓名和住址。

　　这样，青年轻而易举认识了黄永玉。事后，他找到黄永玉的家，说了些“要好好改造”的话，声称自己很喜欢诗词，拿出自己写的一首诗让黄永玉点评“平生太爱李太白，平时谦虚不爱说??”

　　青年回到了长沙不久，他就收到了黄永玉小楷书写的亲笔回函：“我黄永玉不知道李太白，也不懂诗词，只知道平时去北京东单买一斤大肥肠和一把大蒜，回家爆炒，美美地吃一顿……”

　　这就是黄永玉在非常日子里的幽默。后来，他和朋友每每谈起这段佚事，大家无不开怀，钦佩他在人生低谷里还能如此调侃。

　　2002年，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即席朗诵这首荡气回肠的《望大陆》，让人们再次回想起它的作者——业已去世的于右任老先生。

　　于右任是陕西三原人，长髯飘飘一辈子，所以又叫于胡子。他是晚清举人出身，国民党元老，著名的报人、诗人，赫赫有名的书法家，也是热爱生活、善于享受的“吃家”。

　　陕西人于右任嗜辣。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与周恩来从寓所到城内拜访于右任。于右任亲自设宴招待，包括毛爱吃的红烧肉、干煸苦瓜、虎皮辣椒、糖醋脆皮鱼，当然还少不了于胡子的看家菜：辣子煨鱿鱼。

　　说起“辣子煨鱿鱼”，还有一段佳话。在于右任的家乡三原县，有一家名叫“明德亭”的餐馆，这里的厨子张荣拿手好菜就是“辣子煨鱿鱼”和“疙瘩面”。

　　一次于右任回老家，闻得辣子煨鱿鱼的名声，便专门去明德亭品尝。他一身便装，和大家一起在门口等位，恰好被来此用餐的三原县长认了出来，赶忙请进饭馆。

　　厨子张荣见于胡子亲临，自然不敢怠慢，使出浑身解数烧制了一道辣子煨鱿鱼。于右任尝罢，顿觉肉质绵润、香辣爽口、滋味醇厚、回味无穷，当下赞不绝口。用餐后，于右任掏出银元买单，张荣哪里肯收。于是于右任叫人拿来纸墨，挥毫题下“明德亭”三个大字，并落款“三原于右任”。此后，于右任每次回故乡，都必去明德亭享受美食，而辣子煨鱿鱼也作为陕西名菜流传下来。

　　于右任晚年居于台湾，淡泊仕途，以全副精力来习艺怡情。他热爱养生，爱喝松针茶，喜食核桃、山药、杏仁，坚持食用芡实炖老鸭，还自创了养生“八段锦”。他说“每得一样美食，便觉生命更圆满一分”。

　　生命渐趋于圆融宁静，于右任思乡之情却始终无法断绝。从《望大陆》诗句中，我们或可窥见老人内心的悲怆。

　　1964年，于右任重病住院。他试图拟遗嘱，因心绪不宁，写了又撕，撕了又写，却终日不成章。1964年11月10日晚8点，于右任与世长辞。最终，他没有留下任何遗嘱。

　　作为民国著名的诗人、翻译家、出版家，邵洵美和画界渊源极深。他曾和徐悲鸿、常玉、张道藩一起留学法国，成立“天狗会”嘲讽刘海粟的“天马会”，嬉笑怒骂，俨然小小乌托邦。

　　归国后，翩跹佳公子邵洵美将万贯家财投入出版业，中国期刊史上赫赫有名的《良友画报》、《时代画报》、《时代漫画》《万象》莫不与他有关，而这些期刊也为民国美术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邵洵美风度翩翩、秀美俊逸、嗜赌好酒，崇尚西式的生活方式。在杨杏佛之子杨小佛的回忆里，常看见邵洵美和叶灵风在霞飞路的“地地斯”（DDS）咖啡馆喝咖啡。他穿长衫、跳西式舞，皮肤白皙，像“公羊之鹤”。

　　最为世人称奇的是邵洵美与美国女作家项美丽的异国之恋。作为《纽约客》杂志驻中国的撰稿人，项美丽年轻漂亮，充满冒险精神。她和邵洵美在上海的“孤岛时期”，曾共同秘密出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英译本。两个放浪不羁的灵魂，以最惊世骇俗的方式相爱，又在战火中离乱。

　　当项美丽远赴重庆采访之时，邵洵美特意送她一个花篮状的巧克力栗子蛋糕。巧克力的苦涩，栗子的甘甜，犹如这五年异国奇恋的注解。

　　此后，项美丽一生没有再能踏上上海的土地。后来回到大西洋彼岸的项美丽，是在邵洵美去世后多年，才从别人口中听说他的消息。而此时，他埋葬在余杭老乡的坟地，已经“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一代“画魂”潘玉良曾是雏妓，被时任芜湖海关监督的潘赞化“救风尘”结为夫妇，后获得公派留学法国的机会。

　　潘玉良无子，第一次从法国归来后，她将潘赞化与原配妻子的儿子潘牟视如己出，为了拉近和潘牟的感情，常常亲手做红烧肉给他吃。

　　一家三口曾有过其乐融融的日子，潘玉良的油画《我的家庭》画的就是潘赞化、潘牟观看自己作画的场景。

　　但由于潘玉良的出身，她始终不被国内的环境接受。为了全心追求艺术，1937年，潘玉良再次出国，以后旅居法国40年。

　　漫长岁月，她无时不在思念故土和亲人。她在给潘赞化的一封家信中写道：“我的精神很痛苦，老想回祖国。你想吃我做的红烧肉，等我身体好了，就回来做给你吃，……只要回去，我的病就好了。”

　　但他们没有再见面。潘赞化1959年逝世，潘玉良一年后才得到他的死讯，悲痛欲绝。1977年，潘玉良在贫病交加中客死异乡。她最终没能回去，给家人亲手做一顿红烧肉。

　　香港著名的素菜馆“上海功德林”，酱油拌面赫赫有名。很少有人知道，功德林家的酱油是特制的，其独家秘方，来自功德林老板柳和清的至交好友——画家林风眠。

　　柳和清回忆，林风眠擅做家乡拿手菜——菜干烧肉，浓郁的味道源自他亲手加工制作的独家酱油：将买回的酱油加上白糖、生姜，煮沸后冷却。

　　柳和清记住了这个味道，到香港开功德林时，也用这样的酱油进行调味，于是拌面里，有独特的家乡味。

　　而对于林风眠来说，吃饭似乎只是为了果腹。他在吃上并不讲究，午餐常在家对面的米店买五分钱的面条煮煮，晚餐就是稀饭充饥。他告诉柳和清，自己“每个月都会煮一两次菜干烧肉，一天吃不完就隔天再吃，后天再吃，一直吃到菜干发黑为止。”

　　苦行僧一般的林风眠却也不乏生活情调。柳和清回忆，林风眠喜欢煮咖啡，在咖啡中加上少许白兰地，浓郁的咖啡香因此传递出别样的异国风味。

　　林风眠还有一套与众不同的吃西瓜方法：先在西瓜中挖一个洞，再倒入少许白兰地，吃起来就会特外清爽甜美。林风眠说，这些都是从法国读书时学来的，还戏称“西瓜性凉、洋酒性热，中和一下，很符合中医养生的原理”。

　　晚年的林风眠在香港深居简出，每次到“功德林”，只是点一碗素面。他凭记忆重画在“文革”中被毁掉的作品，一直画，画到生命的终点。

　　1991年8月12日，林风眠逝世。柳和清回忆，在告别仪式上，林风眠“那么安详地躺在白色的花丛中，穿着他那件长年穿着的灰色外套”，一如既往地简单、素朴、孤独。“??他平凡得看不出一点点艺术大师的风采，然而，看似平凡的他确实是一位划时代的艺术大师啊。”

　　不知那一刻，柳和清是否想起了多年前，在路上和林风眠的不期而遇——林风眠手托着面条笑吟吟地说：“和清，你是否有约？如果没有，就到我家中一起吃面条吧”。

　　本文参考高军《世间的盐》、二毛《民国吃家》、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等著作；南都周刊《王世襄：情趣生活的一枚活化石》;《黄永玉八十谈艺》、《于右任的晚年生活》、李舒《林风眠的酱油》、柳和清《回忆我的朋友林风眠》、邵绡红《我所知道的项美丽》等文章，郭厚英《那一世的风情》等著作。封面图片出自二毛著作《民国吃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