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花斑熊 于 2013-7-27 00:22 编辑
最后更新:2012-07-06 11:51:03[size=1.1em]来源:南方周末
鼠有鼠洞,鸟有鸟巢,人活一世,总得有个住所。小时候住的是父母的房子,那是自己的家;长大成人参加工作,尤其是结婚以后,自己“成家”了,住过的房子,不管多简陋平常,都会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那是你一段生活的容器,承载着你的喜怒哀乐,悲辛快慰。天高地远,世界之大,属于你的领地,只有那么小;都市繁华,人生百态,属于你的世界,只有那么简单苍白。家对于人,因而有着特殊的情味,它虽然只是生命一个阶段的驿站,却伴随着人生的全程记忆。
回过头来想一想,算下来有过七处住所,搬过七次“家”。我估计在大多数同龄人中算正常的,可能偏少一些。
第一次有“家”是26岁,1972年分配到喀什,住的是我媳妇供职的公安处的房子。一间房,砖地,只有一扇窗户,却有两扇门,估计过去是间办公室,空间很高。旧房子,空荡荡的一间,什么家具都没有,锅碗瓢盆摆了一地,真是间破房子!
初来乍到,人地生疏,给你一间房子住就算有个窝了,有什么办法!一年四季得到院子里提水,冬天窗户上打个洞,烟筒伸出去,生炉子取暖做饭,上厕所要到院里的公用厕所。那时候大家生活条件都不行,公安处长也不过住了三间房。那时年轻,破房烂舍也不觉得丢人,稀里糊涂就过了三年。这第一站是够惨的。
那时候马文家倒是条件不赖,离喀什九公里,疏勒县,老爷子那时是南疆军区第二政委,少将军衔,住的两家一幢的平房,四间住房,厨房,卫生间浴室,大概一百四十平米,客厅和卧室是地板。这在当时已经是整个南疆最好的房子了,比地委书记的要好。
那住房和我住的就是天地之差了,可当时觉得理所应当,老爷子是红军嘛,我们大学刚毕业,算什么。
到了1975年左右,公安处给分了一套原政治处主任住过的房,一大一小两间,方砖地面,还有个后院可以养鸡放杂物,这就感觉相当好啦!像个家了,甚至有可以长住下去的感觉了。在这个房子里,有了女儿毛毛,写出了《天山南北》,也遭遇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领导人逝世,还承受了“三大讲”(“三大讲”即“文革”后清理“三种人”的政治运动,即讲清楚是不是属于“打砸抢分子”、“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或“帮派思想严重”等三种人——编者注)重点,写了一厚叠检查。真是酸甜苦辣咸,各种滋味初尝遍,还是不行啊,风度翩翩,自命不凡,三十未立,寝食不安,思想幼稚,头脑简单,瞻望前程,一片黯淡。
1979年时来运转了,调到乌鲁木齐了,特招入伍了,但是马文还没调来,家还没搬,住了一年办公室。到了1980年,马文调到了新疆边防局,要搬家了,临时到文化工作站安排了一个房,平房,里外套间,砖地,水暖卫全没有,大冬天也得到人家办公室去提水。还是个破房子,好在父母已经落实政策回到了自治区党校,小孩有二老照料,困难虽然多,终于是春天来了,人生最难熬的严冬已经过去。当时,党校的发小赵南过来帮我收拾房子,他认真干啊,墙上的污迹一点点往下抠,让我过意不去,他说,“堂堂大军区,给的这房子可不怎么样!”我只好自我解嘲,“咱不是刚来的嘛,先凑合住吧!” 1979年定职,正连职创作员,在当时大军区政治部,就算最低的干部了,住旧房子,舍我其谁。在这房子里,一住也住了三年。
第四次搬家,到了1983年,这才住到了军区大院里政治部的四号楼里。四号楼也是个旧宿舍楼,我住中间单元的三层,是个里外套间,水泥地面,有个小厨房,有个简陋的卫生间,有水暖设备。啊哈,那当时就感觉进了天堂啦!扫地不用抠砖缝儿了,手不酸了,还可以用拖把打湿一掠即净,太轻松了。上厕所有了自家的卫生间,冬天不用生炉子架火,省的事多了。大院里还有食堂,按点打饭,幸福美满。虽然只是个筒子楼,但当时乌鲁木齐多数一般干部和市民还住在没有水暖卫的平房里,我自当感到满足。这也是个里程碑式的改变,告别了平房,住进了楼房。
第五次搬家到了1986年了,团职干部已经当了三年了,还住的是连职房,应该调整了。我当时希望住进三号楼,那是1964年盖的校官楼,三间卧室,地板,壁柜,水暖卫齐全,虽然是旧楼了,质量很好,地板和大壁柜都用的是东北红松。这楼在上世纪60年代的乌鲁木齐很有名,当时住的一些老校官,大多是二级部长。现在20年后能轮上我们住了,也感到很荣幸的。
在分配房子时遇到了一点小麻烦,似乎人家秘书处不准备给我了,让我搬营职楼,可能觉得我这个团职不够分量。1983年我从正连职直接升为副团职,当了四年兵,就成了副团职干部,可能引起一些老机关干部不服气,这也难免。但是分房上卡我我不干,当时通过朋友告到了刘海清那儿,刘海清时任军区司令员,老红军,抗美援朝时师长,威信很高,是个名将。刘海清根本不知道周涛,但我那个朋友面子大,刘司令发话了,房子住上了。
第一个晚上睡在那个卧室里,觉得怎么那么大,小房子住惯了,房子大了睡不着,空空荡荡,没着没落的。
在这个校官楼里,一住住了12年,住到了1998年。
1998年政治部在东风路家属院盖了一座师职楼,五层。新楼盖好,和我同时期的一批师职干部有望入住,我是专业技术级,给不给我们,心里没底。结果一公布,不但给了,还是一号房,三楼。这真是喜出望外,工作以来,没住过新房啊,这是第一次,我已经是52岁的人了。
其实这房子也就是三卧室,一客厅一餐厅,厨房卫生间加起来一百多平方,当时也觉得十分满意了。一个文学界的朋友来看了以后说“革命已经成功,同志不须努力”啦!我母亲83岁,她看了新房子,竟像是分得了不该得的东西,显得惶恐不安,这个1942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一生简朴,她对当时已经很不适应了。
东风路家属院位置好,毗邻广场,离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两个方向都近,还紧挨着大小十字闹市区,离最好的天山百货商场几乎只有百米之遥,是个闹中取静、自成一统的好地方。而且出门就是菜市场,买东西十分方便。
我以为在此就到头了,不会再搬了,谁知道到了2005年,这楼上的师职干部大部分退休,光明路盖了几幢高层,面积更大,有电梯,人家搬到了光明路新居了。我对门的秘书处长杨观生也搬了,他那套空出来的房子,政治部又给了我,我一下住了两套师职房,230平米,十间房子了,这真是没想到。那时我已晋升三级,享受副军职待遇。
这第七站应该是终点站,我觉得到头了。过去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住房的命,也从未敢有非分之想。自从笔耕为生,就绝了住好房子的念想,“穷文富武”嘛。每念起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李白四处漂泊、曹雪芹举家食粥、蒲松龄摧眉折腰奉迎县吏,常有文人气短,不敢奢求之意。自比从前,容易满足,愧对先贤,常觉有余。
不料到了2009年,军区为军以上干部建红星小区二期工程,把我们几个专业技术三级以上干部也算在内,小区建成,各家装修半年左右,是年秋季又搬家了,搬进了将军楼。
院里住的都是过去的老领导,有几个是中将,其余多是少将,从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入伍的,跨越近半世纪。63岁以后,住进了这个院里,对比以前,心生感慨,命运对我如此厚爱,想我有何德能,肩不能挑重任,心不能服万众,只不过随心所欲地写了几百万字诗文而已。
一句话,赶上了好时候,遇上了好政策,若是放在1957年,那还不稳稳当当打成右派?劳动改造,低眉俯首,一晃二十年,那还能逃得了吗?
人的确是有命运的,那就是一个人的综合条件和整个时代的关系,顺则昌,逆则亡,如此而已,岂有他哉?有本事的人多了,与时代相合则有成,与时代相悖则失落。我参加工作40年,从军入伍三十多年,从一个任性、散漫、恃才傲物、自命不凡的半拉子大学生,逐渐在社会生活中学习游泳,呛过水,学得慢,水性差,悟性低,一直也没有游好。比起人家那些在社会生活中如鱼得水的人,实在是差远了。但我还是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熏陶,思想方法发生了变化,尤其是50岁以后,懂了一些社会生活的法则,任性收敛,散漫略改,傲物之心渐淡,容人之处渐多。向人家的长处学嘛,人皆有比自己强的地方,三人行必有吾师嘛!
今年龙年我66了,算是老年人里的年轻辈,回顾过去的岁月,时日浑浊记不准确,但住过的房子印象深刻,那里有过你的日子,存着你的气息,许多细节历历在目。住过的房子就是你人生的自传,一间房一个情节合起来就是一本书,可以叫《七间房小传》,哈哈,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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