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申先生小文

花斑熊

    著名作家。1951年出生于天津。1976年毕业于河北大学中文系。


    1984年后历任承德地区文化局局长，中共承德地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承德日报社社长、党委书记，高级政工师。全国第九届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与作家关仁山、谈歌被文坛称做河北“三驾马车”。


    著有长篇小说《梨花湾的女人》、《多彩的乡村》，中篇小说集《七品县令和办公室主任》、《年前年后》、《信访办主任》等。
曾获1993年度庄重文文学奖。

花斑熊

伴“文物”如伴虎

何申



    想出这个标题，连我自己念着都拗口。一位搞收藏的朋友说这标题好呀，准确得很！他有个乾隆官窑大盘，挺值钱，怕丢，坐下毛病了，常梦中惊醒，有天夜里见屋里黑影一闪，以为来贼，抓东西就砸，媳妇喊是我上厕所。好悬！媳妇说看来我要不砸碎那盘子，你非砸死我！他说要那么着，还是先砸死我吧。


    笑谈，小门小户的，能有几件上等级的物件，紧张一把，倒也是个乐子。可真让人心惊的，是在文物部门供职且负责，一旦文物丢失古建筑着火，那就不是一般的责仼了。什么叫吃不了兜着走？这就见到了：前些时，承德外八庙的普陀宗乘庙（小布达拉宫）东罡殿失火。东罡殿是座二层藏式小楼，里面有些佛像，还有卖东西的。可能是电暖器引发的，抢救及时，损失不大。转天我隔着院门缝看，楼主体没事，只是窗口熏黑了。但一见报，就免了外八庙管理处正副主任的职，文物局分管局长也被停职。过些时日，都以为这事过去了，但这两天市里又免了文物局局长的职，新局长是原安全生产局局长。


    所以，咱看着那些庙大门红气象万千的，在他们眼里，那就是老虎嘴，稍微大意，就毁了前程，有的乃至丢了身家性命。


    这也有实例，说来就跟侦探小说一般：时间是2002年10月28日，地点是香港金钟道万豪酒店，一场名为“皇室信仰：乾隆朝之佛教宝物”专场拍卖会正在举行。突然，佳士得拍卖公司拍卖的清乾隆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与乾隆时期银坛城这两件物品，引起有关专家的注意：不对呀！从物品上标有的字样看，该是故宫藏品，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情况紧急，国家文物局立即核查证实——这两件文物现存于承德外八庙，均为国家定级馆藏珍贵文物。同年11月28日，承德市公安局正式立案，定名 “11-28” 特大盗窃走私文物案。而这大案的主角，就是时任外八庙管理处文保处主任的李某。


    乍听李某犯事，谁都不敢信。咋着？在街上但见到这小子，他都骑辆破自行车，背个布兜子，少言寡语，太老实巴交了。就这货，还敢偷文物？再者，他业务不错，1981年当兵回来，工作认真，又去复旦学习文物专业，是单位的业务尖子。可就是这么个蔫土匪，就干出惊天大案，时称“中国第一文物监守自盗案”。谁能想象得到，他就用那个“大布兜”，这些年悄悄装走了包括五件国家一级文物在内的259件文物。这个案子到2010年终了结，文物尚在，他却不在了，给毙了。但从中我方得知，仅外八庙馆藏文物就有七千多件，随手捎出任何一件，就值个几万的。估计这李某也是一时控制不住自己，图不义之财，而再往下就欲罢不能了，想洗手不干都不行，下家急等着你出货呢。


   别的地级市，都是财政、税务等部门引人羡慕，在承德名气最大的是文物局。这么说吧，老城区三分之二的面积都圈在避暑山庄里，再加上外八庙，等于这座城里的绝大部分地盘，都在文物局的治下。不光是来客人找门票（现在不行了），还有大量的工作岗位，经营摊位，有额外收入的承包景点，全是这里的头头说了算。连单位所在地都无人可比：在离宫的墙内，跟皇上在一个院办公。


   看似显赫，实则不然，就说一年四季，除了夏天雨大，余下时间只要一个火星儿掉进园里，就大祸临头了。结果呢？这里的头头就干得格外的累与纠结：这位局长是因失火被免，他的前任，受贿太多，进去了；再往前还有个得癌症下去的。还有一个局长，我去他办公室，见大办公桌不当不正斜摆着，他说找人看了，得这么摆得才行。可结果他也没行，官场上一路下滑。再到后来就有人议论是大门开得不对，开在了龙腰上（宫墙）。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就堵门还墙，改与幼儿园走一个大门。倒是门前车水马龙人丁兴旺的，都以为顺当过来了，没承想来了这么一把火，把人烧蒙了也烧明白了：面对文物古建，你就得敬畏，一点邪意也不能生，一点大意也不能有。如同古时伴君如伴虎，谁敢在老虎面前打盹？


   不敢，那就对了！

花斑熊

“游鱼”与“搋块儿”


    “游鱼”与“搋块儿”这两个词，现在年轻人可能都不知是什么意思。1966年运动起来以后，看似轰轰烈烈无人不投入，其实转过年来，像中学生，绝大部分就呆在家里了。学校革委会着急，没人，搞什么运动？就批判，说这是“逍遥派”，说你们是一群“游鱼”，不关心国家大事，只顾自己闲游。


    “鱼群”庞大，我是其中一条。但当时正在十六七长身体，不可能总在屋里闷着，大家就在操场或胡同、花园等处，自制或借用些娱乐器械，三五成群地锻炼身体。也没人教，主要是做些双杠、单杆、吊环等最简单的动作，力争在短时间内把胸大肌等如蒸馒头“搋面”般“搋”出来。“搋块儿”，就这意思。


    当时，凡是初中男生，几乎没谁不练过几下。你想，正经的书不让读了，闲书就《欧阳海之歌》那两本，戏曲才有个《红灯记》，旁的都给灭了，弄得人百无聊赖不说，还时不时有武斗死人。思来想去，年月是越来越凶险了，不练练，一旦有危险都没法自卫。结果，危险呀自卫呀多没用上，练来练去，都给下乡插队用上了。从知青在乡下的情况看，身体条件最好、最能干活的，当数咱天津知青。


    西安道二池旁复兴花园，进门右手有一小娱乐场，本来是给小孩玩的，让我们大孩子占了。吊桥，摇晃走过，从铁管滑下，这铁管成了“捯杆”，用双手攀上去，练臂力。一旁有简易单杠，一高两低三根。先练引体向上，后来都能做出些杠上翻上翻下的准高难动作。最好的器械，是用铁管组成的,都是七八十厘米见方的铁格子，高宽各四层，一间房那么高，到现在也不知该叫什么。那东西本是给半大孩子钻、攀玩的，由于两管距离如双杠，正好练曲臂支撑，这个动作最练胸大肌。我是练得晚的，人家一次能撑三四十，我顶多二十个，练到后来，我一次撑过六十。


    每天下午来，有个指标，一百或二百，撑一次歇一会儿。坐在杠上，生脸变熟脸，也就认识了。那时认识就是问你哪学校的，家住哪，就行了，不问姓名。如我住长沙路又有点胖，就是长沙路胖子，还有西安道瘦子、圆茅房大眼、潼关道裤带（裤带断过）等，特别好记。


    练又有文练、野练之分，我们让人一看就是老实的，不出大声不耍横。有一小伙长得特好，那模样就跟现在韩剧里男主角一样。父母都是教授，钢琴抄家抄走了，他出来搋块儿，估计有想法，但不说；野练的是走大街上让人都躲着的，施瓦辛格、史泰龙似的肌肉，来了，一次撑一百个，把我们吓跑了。其实人家也未见得不友善，只是我们胆怯。


    “游鱼”与“搋块儿”的时间，大约有小两年。其间“游鱼”的队伍越来越庞大，特别是干部，多少人都在家生炉子做饭带孩子，还生孩子，那批孩子成长期正值改革前后，生活有对比，自己知道努力，又是好年龄，抓住机遇，有的日后就成了明星。我们这拨儿不行，“块儿”是搋出来了，机遇不知搋哪去了。


    瘦子“搋块儿”，不明显。我稍胖，练不出刀刻斧凿的肌腱，但总体效果好。再加上游泳，不到一年，宽膀细腰就像个大小伙子了，浑身有劲没处使，什么买菜买粮买票，但凡挤的活我都冲锋陷阵。我爸说你要这么下去，可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了。我觉得我爸说得有道理，就让二姐给我弄书看，我二姐在文化局办公室，管着局里的图书。不能借别人，但下班捎回几本很容易。那一阵，她拿什么我就看什么，除中国古典，甚至还看《莎士比亚戏剧选译》，“搋块儿”时偷偷讲哈姆雷特，都特爱听。勾引得旁人也讲他看的书，互通有无。等到下乡时，我箱底藏了一套《三国演义》，四十五年了，如今还在我的书橱里，算得上“镇橱之宝”了。

花斑熊

“皇家”美女


   上世纪60年代初，尽管“瓜菜代”，又值长身体的年龄，腹中需求旺盛，但一走在黄家花园街上东瞅西望，也就淡忘了。到了1964年，经济形势好转，以西安道、山西路十字路口为中心的黄家花园，即复为繁华之处。我家住长沙路，还有五大道靠近河北路的人家，日常买些什么一般都到黄家花园来。


   黄家花园有个“小百货公司”，在山西路上，面东临街一溜门店，生意极好。柜台与收款台上空，有一条条呈放射状铁线“滑轨”：四下售货员把小票和钱布票线票等往小板上一夹，喊声收款了，用手或尺猛推（甩），那板儿嗖的一下就顺着铁丝滑向中心收款台。有的距离远，动力不足半道停了，会有顾客伸手帮着推一下，没见谁伸手给拽下来。后来变成电动的，半空中钱和票来来往往。日后我在景区一坐上缆车，就想起商店里这原生态的运载工具，那应该是缆车的设计原型。


   为了“度荒”，那几年政策宽松，加上年景好转，吃的用的多了，有些洋东西老东西也出来。西安道上有委托店，我净进去看，什么外国钟表，金银首饰。临街大玻璃窗，隔三差五就有新奇的物件亮相，有次摆了一辆崭新的英国产的“凤头”牌自行车，引爆眼球。那时谁家有辆飞鸽、永久车子就不错了，比自家孩子还亲，住三楼还天天往屋里扛。“凤头”车后轴有变速装置，走起来嗒嗒响往前蹿，显得鹤立鸡群。玻璃窗外的人看那车，就跟现在人前些年看奔驰宝马一般，心里可能都想，自己这辈子恐怕有不了这样一辆自行车。


   骑不骑凤头没关系，黄家花园的人都挺知足的：早上买得着豆浆馃子，我上学花一两粮票五分钱吃锅巴菜，一毛喝馄饨，还是排骨汤。三分钱一根冰棍，五分钱小豆的，多半截儿红小豆，饭量小的，吃两三根能顶一顿饭。刨冰一毛一碟，吃到最后喝冰水，酸甜，喝完冰得脑袋发木。人称“大合（作）社”即菜市场，卖菜肉鱼什么的，大木桶有时还有活螃蟹，哗哗的往上爬再掉下去。大家都知道日子会一点点好起来，说实话，真没有人想再搞一次革命呀——把凤头当成资本主义砸了？把早点铺说成修正主义改向阳食堂？这都哪对哪呀，抽风呀？可后来却都干了。


   当时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大合（作）社”临街是糕点店，我上初中，天天从它门前过。有一阵这店的生意特别好，而且主要是有两截柜台特别好，买者又多是青年男子。一开始我不知这是为什么，后来一个同学书包里总有槽子糕，我说你家够有钱呀。他说有嘛钱，都是他哥为看这里的一个女售货员，天天来买点心，工资月月不够花，把他妈气坏了，说这店里出了狐狸精。


   至于吗？有天我妈让我去买点心，看清了，真不假，那女的二十来岁，高个儿，大眼睛，头发乌黑波浪，面似凝脂，待顾客热情又不失稳重。跟那些大娘大妈卖货的站在一起，用鹤立鸡群都不合适，只能是仙女与狼外婆。她的绰号是“皇家美女”，“皇家”在这儿其实是谐音，即黄家花园的大美女。就这等模样，一看就不是出自一般人家，分明是“资产阶级小姐”。1963年强调阶级斗争，转年又“四清”，家庭出身就成了考学、工作的重要条件。她要长得丑反倒好，这么招人眼，那就得接受考验。她的柜台前总有人排队，旁人干闲着还不领情。后来就不见她卖糕点，去卖带鱼了。那些小伙又去买带鱼、臭带鱼，出来一个个浑身腥味。


   再后来“皇家美女”不见了。我问同学是不是成了你嫂子。同学说可怜我哥呀，白买了那些点心和带鱼。美女，让一个路过的军官给带走了。这事，和普希金的小说《老驿站长》特相似。可以理解，在那个年代，美女虽出身不好，但同样希望自己能生活得更好些。而我再去买槽子糕，就不再抬头，拿了就走。

花斑熊

父母老年得子


作者：何申

    过去，老年得子是一件特大喜事。特别前面都是女孩，眼瞅着自家那红乎乎的香火头没人往下传，要灭，着急呀！突然呱唧生个大胖小子，那绝对比天上掉个大元宝都美。咱天津老城里人重礼义，一定去娘娘宫烧香，给娃娃大哥换新衣裳，总之得感谢天地感谢众神还要感谢……


    我是我家唯一的男孩，你说我感谢谁？我谁都得感谢，往下得一个一个说。我上面是五个姐姐，一巴掌，五朵金花。现在她们都老了，年轻时可不得了，一个赛一个，左右邻居都夸。但我小时候没感觉，总想这要是有五个哥哥多好，看这条街上谁敢欺负我！后来，大了明白了事理，吓了一跳，多亏有这五个姐姐，要是五个哥哥，这世上有没有我，还得两说着。道理呢，很简单，一家五个野小子，一个比一个能吃，一个比一个不省心，即便那年月没有节育手段，可再生第六个小子，肯定就不受待见，说不定一生下来就送人了。


    再者，我妈生我时都43岁了。那年月女人老得快，老藤结瓜稀里哗啦，她身体本不咋好，你想我哪能壮实。赶上那阵家里日子还挺艰难，多一张嘴就是多一份负担。这要是家里有五个小子，我一旦闹病，小命难保，没准就丢野地里喂狗了。不过也省事，省了日后跟孩子打架、上学留校、再上山下乡给贫下中农添麻烦。或许有人说那还少了个作家呢，这个不用担心，其实中国最不缺作家，人家白云六天憋出七个字，不是照样写了《月子·一》又写《月子·二》嘛！


    谢天谢地，就因为有了五个姐姐，再有了我，家里就像保护眼珠子一样，砸锅卖铁也要保住这千顷地的一棵苗。咱天津人热心肠啊，连我们全胡同的街坊邻居，都跟着爱护。说来太是感人了。


    当初城里叫过城厢区，东马路上有个往西的路口叫二道街，二道街往里走不远有个小胡同叫“解元里”。这个胡同可有点历史了，据记载，早年这个胡同名极不雅，叫裤裆胡同，后来这里出了学子叫张彭龄的，在清光绪元年（1875）乡试中考了第一名，称之“解元”，从此改名解元里，文雅了，但我小时胡同里很少有人知道解元为何意，岁月更替，平民百姓为生计忙碌，实在顾不上柴米油盐之外的事了。


    解元里南北走向，南口是二道街，里面左右有九个院，然后就到头了，实巷，俗称死胡同。我家住七号，七号有六户人家，是个大杂院。这个“杂”特别体现在有好几家从外地过来的：我家来自东北，对面屋郝大叔是山东的，还有孔家是山西的，还有河北的。只有住南房的张娘、李娘两家是老天津卫。若干年后，在老城里快拆到解元里时我和三姐去过一趟，只见院里又隔成若干小院，原先的老户多数已搬走，后来这里就凤凰涅槃，变成新城的一片什么地方了。


    话说回来，当初这大院里，是我的天堂。何娘的老儿子，跟各家自己的老儿子一样。谁家有好吃的，都想着给何娘的老儿子送点。张娘的女儿和我一般大，张娘比我妈岁数要小，干净利索，家里的窗台都镶着带花纹的小瓷砖，擦得光亮，宛若摆了真的花草。张娘爱抱我，嘴里喊着宝贝，然后就拿好吃的。


    我在这院里一直长到八岁，从没见过邻里之间生气，更没有抬杠拌嘴的。夏天大热时，晚上各家就在院里搭铺睡，把我乐得不行，到处窜。我小时有点浑，在胡同里玩着玩着不知怎么就跟人打起来。我一个人，人家都是哥几个，按说我该吃亏，但只要有大人见了，马上就拦住对方，然后喊：“何娘，你老儿子又打架了！”等于保护了我。


    现在想起来，那条小胡同，还有七号院，人与人之间，是那么温馨！后来我曾在鼓楼周边走过，一想六十年前的往事，眼泪不由得就要淌下来。

花斑熊

   小小少年


    1964年考初中前，学校把六年级班级打乱，按平时成绩分甲乙丙仨班，目的明确：一、确保升学率，二、力争多考入名校。我们班五十多人，分到甲班的女生十人，男生二人，有我一个。目标十六中和男一中。


    当时已熬过“低指标”，经济复苏民心安稳，连我一个小小少年都能感觉出来。我爸在渤海无线电厂是新产品试验小组组长，早出晚归。大姐大姐夫在和平区委，二姐二姐夫在天津市委，三姐三姐夫在天津工学院，四姐在商业领域，四姐夫在市博物馆，五姐念书。我，功课一点不费劲，有大把的精力去玩。也不光是我，大家都觉得生活内涵已由五十年代的激情、简单、不着调，渐渐变得沉稳而又有点情调了。更何况，天津人本来就特别热爱生活。


    电影院，无疑是最吸引人的地方。片子也不都是一味打仗的，国外进口片在艺术馆等电影院放，越剧版《红楼梦》放三小时，把我都看睡着了。一些老戏也挖掘出来演。先前都穿布衣布鞋球鞋，这会儿也有穿皮夹克大皮鞋在街上嘎嘎走。劝业场惠中饭店与和平路交口，最早出了擦皮鞋的，看的人远比皮鞋多。擦鞋的美，显手艺，刷子布巾擦得叭叭响，鞋面贼亮光滑，蚊子都站不住，再看，半盒鸵鸟牌鞋油下去了。人们心态平和，不想凭什么你吃烤鸭，我喝馄饨，你穿皮鞋，我穿球鞋。要想就想我好好干多挣钱，好日子不远了。若问想不想再折腾一回，肯定说前几年的罪还没受够？快饶了老百姓吧……


    我常去儿童电影院看电影，五分钱一张票。赶上新片，买票比低指标月初去粮店买粮还挤。售票处木板上掏一半圆小洞，麻秆胳膊也只能伸进去两三条，小手捏着钱喊：两张两点二十的！三张四点五十的！再满头大汗挤出来，自豪得如打了胜仗。为嘛我们这代人特别能吃苦，跟这都有关，看场电影都得玩命！当然，玩命之后的欢乐，是现在年轻人不可想象的。


    楼下伙伴小宝大我一岁，胆大，净我俩一块儿去看电影。去干部俱乐部看《兵临城下》首演，散场了天大黑，一辆辆小汽车从身边过，小宝想起电影里的情节说：“这里可能就有国民党的大官。”坏啦，身后一大人就一路跟着我们，从佟楼跟到马场道，跟到成都道，小半夜，到了把小宝拉到派出所。派出所找来小宝他妈，他妈周婶见过世面，问那傅作义是不是国民党大官？把他们都问哑巴了。到了也不知那位老左是谁，都左到偷听俩小孩的悄悄话了，太可怕了，胜过“东厂”！   我妈说得挺准，她说打闹胡子（东北方言“土匪”）她就品出个理——但凡日子好一阵子，就该瞎折腾了……可那时，谁信哪！


    有一天六年级的班主任在操场上叫住我，问：国家建设需要有一批学生去甘肃建设兵团，你响应号召不？我毫无思想准备，只好说：这事得回家问我妈。


    老师说：别问了。他走了，又诈另一个同学去了。


    罢了，孩子诚实，终究斗不过狡猾的大人。评语中思想进步不进步，老师就是这么得来的。考完了离校了，也没见哪一个同学去甘肃。然此风未绝且愈演愈烈，以至后来逼得人人都学说假话：下乡了，明明盼着快点返城，还信誓旦旦说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这会儿想想，老脸都发烧。这等做法，可得杜绝，否则这个社会就不会有诚信。


    话说回来，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报男一中，发榜，也不公布分，分哪去哪：34中。过二年运动起了，在街上见到从我们楼搬走的一个男孩。他小我一岁，全家从农村来，出身贫农无疑，但功课底子薄。这时他胳膊戴着男一中红卫兵袖标，再想我们班56个同学，才出了一个红卫兵，我就有点明白升学的主要标准是什么了。


    不过，只要环境还没有大变，小小少年，烦恼还是少。1966年盛夏前的黄家花园，还是绿树成荫熙熙攘攘，一派祥和景象。许多和我一样的孩子，还都在编织着自己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梦……

花斑熊

民园笛声


    1959年放暑假，终于不用每天上学了。本来我想痛痛快快玩一气，谁知搬家了。我不知搬到哪里，就觉得离城里好远。一开始我跟着走，后来太累，就钻进车上的大缸里。东北人冬天要腌酸菜，所以过日子必须有口缸。腌了也不都是自己吃，天津人也爱吃，每年差不多有一半都送给了邻居。


    搬到和平区的黄家花园，感觉这边环境比城里要干净整洁得多，街上人也少。只是我一下子不习惯，住大院一天到晚过节似的，一家的热闹事，也是全院的热闹事。住楼不行，只有楼道一两盏昏黄的灯是共用，其余的话都在自家屋里说。


    梦中还在城里，醒来人到民园。九月一日新学年，我进民园小学上二年级。这个学校后来叫长沙路小学，地址在成都道与民园体育场中间。我坐在教室里，顿时发蒙，人家讲的，我有点听不懂。比如上音乐课，在南马路小学压根就没讲过音符1234567。一开始我还奇怪，这七个数怎么能唱呢？还好，都是全班同学一齐唱，估计也不光我一个滥竽充数的，慢慢也就对付过去。


    那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年大庆，节前一派喜气洋洋。学校、个人家不必说，连街上都整得干干净净，墙和树干齐胸下刷成白色，赏心悦目。大人们都忙，好晚才从单位回来。学校里处处是歌舞声。我五姐和我一个学校，上五年级，她和同学跳舞蹈。我嗓门大，被选进合唱队，天天站成排，准备国庆节的演出。就几首歌，也不发歌词曲谱，老师一句我们一句，还分部唱，挺像那么回事的。快到日子了，彩排，要求男孩子白上衣蓝裤子白球鞋，女孩花裙子，这就成了问题，特别是白上衣，能有一半人没有。我就没有，一个秃小子，可地弹球拍毛片再上树爬墙，家长还给你做白上衣？你能穿出白色来吗？


    正好，那些天我借了几本小人书，就想回家躺窗边床上看，好好过把瘾。我说没白上衣，我不唱了。老师发火说你敢，你嗓门大一个顶好几个，不能不唱。然后又说你唱的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接班人怎么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我说好吧，能不能当上接班人，那就看我妈了。老师又要发火，我说本来嘛，我妈要是给我弄了白上衣，我就唱。


    要说那年月精神状态确实好，有时都好大劲了，可就是要啥缺啥。我妈还真不错，把这难题解决了，用我四姐穿过的白上衣改了一下。穿到学校有同学嘲笑，说你这是女式的，领子是圆的。真得佩服人家，长知识。往下就开始演，先在常德道一个礼堂，再去少年宫什么地方，唱起来没完，白球鞋都不白了，上台前用白粉笔赶紧涂几下，挺管用。


    还停课在民园体育场组字，一个挨一个坐在看台上，手里有几块彩色牌子，有人在下面指挥：一声哨，举什么颜色，又一声哨，再举什么颜色的。不能走神，更不能动，说这样组成的字才好看。但最终组成的是什么字，我们是一概不知道。民园的看台水泥麻面，晒一中午，下午去了一坐，烫屁股。那也要硬往下坐，煲得直放屁。坐两三个钟头，胖子还能坚持，瘦子龇牙咧嘴，硌得尾巴骨疼。


    盼呀盼，到了十月一，早上挂国旗。楼里的国旗放在我家，我爸很郑重地从箱子里取出，插上竹竿，成75度角悬挂在楼门口。每个楼门口都挂，一眼望去，整条街都是红的。二年级学生太小，不参加游行。中午大人都回来，我就去稻香村打啤酒买熟肉，然后和我爸我姐夫们坐一个桌上吃喝，听他们说这说那。别看我小，我跟他们是一个系列。我妈我姐姐她们端碗捞面，娘几个在另一边乐和。


    对啦，当时我们的男音乐老师会吹笛子，让男生每人买一支，教了几次，然后一个一个上台吹。结果，全班就我一个人让他选中，进了全校的少年笛子队。这下可麻烦了，一直到六年级，我始终是这个队的骨干，到处跟着演出，几乎所有寒暑假都玩不了几天。那时营养跟不上，练半天，光得出气，完事一站起来都迷糊。等上了中学，老师问谁会吹笛子，我吓得一声不吭。打那就没再正式吹过，但现在拿起来，还能吹，而且别人一听准说：原先吹过。


    那时，民园小学的笛子队，全市里独一份。在东马路少年宫演出，二三十人，吹得像一个人吹的，有一个滥竽充数的都不行，不简单。

花斑熊

二池碧波



   二池，就是西安道和长沙路把角的第二游泳池。上世纪六十年代，和平区一、二、三池，二池条件最好。一池小，三池我有天中午去，见池里一人也没有，心中大喜，纵身而入，然后咣地就感觉脑门子撞墙一般，赶紧爬起来，水面刚及膝盖，浅池！好悬，大青包好长时间才消下去，再不去了。


   夏天游泳，对一般人来说就为凉快。但1963年以后，渐渐就提升到革命与否的高度，凡革命者得到“大风大浪里经受考验和锻炼”。要“大风大浪”就得去海边，去北戴河不易，那咋办？只好自己兴风作浪了：列大队推着大标语还背着枪在海河里顺流扑腾一气；还组织万人横渡水上公园西湖等等。说是激发反帝反修斗志，实际等于上班游泳，会水都愿意参加。历史证明，凡搞大轰隆的事，说是大多数人都拥护，其实呢，天天唱歌有说有笑，不干活工资照发，傻子才反对。


   那时天津市区周边大水坑甚多，都是窑场挖土挖出的深坑。没有哪个水面前立牌告诫禁止游泳这里危险，海河一到夏天就跟煮饺子似的。断不了就有溺水的，远看河边有块破席子，下面就是冤魂一条。旁人跟没看见一样照游不误，特像《动物世界》角马群面对同类遭难而继续吃草。毕竟天津夏天太热，当时连电扇都少见，难得到水里凉快一下，也就顾不上许多了。


   二池离我家近，又安全，我就在这游。一张票五分，游一个小时。内中浅池深池各一个，深池人少，但得考试：踩水三十秒，连续游一百米。合格，在游泳证上盖章，存衣时给条红带，系脖上，就可以出入深池了。一开始很羡慕人家系红带的，练了一阵自己也过关了。又羡慕人家皮肤黝黑肌肉发达，然后就练双杠单杠还专拣中午去游，身上沾水太阳一晒，皮肤就由白变红再黑里发亮，有点皮实健壮的样子了。


   二池的水是循环的，有一个大水塔不断地把水抽出，雪白的浪花在半空中绽开，再流淌下来在太阳光下晒、消毒。浅池是长五十米宽二十五米的标准比赛用池，瓷砖雪白一池碧波，经常有国家级的比赛在这里举行。电影《水上春秋》里好多场景就是在这拍的。穆祥雄是天津人，获世界冠军，也激发了天津人对游泳的热爱。


   盛夏里二池还开夜场，二毛钱一张票，是青年男女的专场。谈着恋爱还锻炼了身体，比现在吃喝完找个包厢关门吼强多了。二池旁边的复兴花园有转椅铁索桥单杠，还有铁棍组成的攀笼，正好替代双杠练双肩支撑，俗称“揣块儿”，上初中后我每天的目标是二百个，练一夏天胸大肌就鼓起来，再加上游泳，练的结果都给上山下乡打了基础，身强力壮，下乡头一年就挣满分。


   二池的碧波映射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到冬天二池在泳池前的空地还铺冰场。大冷天站在我家三楼阳台能看见冰场一个角，灯光闪烁人如飞燕，歌曲有张振富耿连凤的《逛新城》。人家父女走得欢，我心里直发痒。那时自己有冰鞋的极少，我滑过两次，租鞋，挺贵，不好意思找家里要钱，就很自觉地不再去了。


   黄家花园这一带楼房密集，唯有二池和复兴花园有难得的一池碧水一片绿地。仰面躺在水中，天空好蓝好大。有时真想过将来长大会干什么去哪里，但说什么也想不到会去塞北。


   到塞北，村边有一条小河，流到山根处形成深潭，夏天中午一些男社员和半大孩都去那洗澡，我们自然不放过，穿游泳裤衩，他们见了都笑：洗澡还穿裤头。但这一点上，男知青都不愿意接受“再教育”。那时讲知识分子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够彻底的吧，其实连短裤都没改造了。一来二去，除了孩子还光腚，大点的也都穿个裤头下水了，说：还是这么文明，光天化日的。

花斑熊

墙子河边


    1960年我上小学二年级，我最常去玩的地方之一，就是墙子河。那时墙子河两边有上海道和南京路（再早叫红墙道），日后挖没了河，三合一，就有了今天的南京路。上海道窄，临河垂柳院门半掩。南京路有公交车——“3路”，傍着河堤缓缓地开。长街人稀，坡岸碧绿，晩风送爽，夕阳林梢。走在今天的南京路上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当初这里还曾有过这么一道风景线。


    当时墙子河水可不臭，挺清亮的。教堂河边园清池，有名的大澡堂子，好几层楼，越往上洗越贵。地震后都挤一楼洗，好跑。园清池往外放水，冬天那一段河面不结冰，腾腾冒白气。教堂前面滨江道桥是铁的，夏天从河岸树荫走到那儿，定去路口把角儿制人造冰的厂子看热闹。大块的白冰从窗口唰地滑出来，冒凉气，用铁钩一钩，叭一声落地，砸出不少碎冰块。小孩们拣了啃、嚼，梆硬，叭又一声，牙崩去一角。那冰吃了不闹肚子，是凉开水制的，直接做刨冰卖。


    墙子河上的桥名随着道名，营口桥、长沙桥、山西桥、河北桥、湖北桥等都是一个造型，单孔，水泥结构，坚实厚重美观。车道居中，人行道在两侧高出一尺，安全，车开不上来。由于两岸地势不均，从南京路上看，有些河段就是地上河，故堤岸高大宽展，树木由此也就有生长空间。那时孩子玩的都是原生态：弹弓打鸟，竿粘蜻蜓，隔河开仗，比谁水漂打得多。大人也去溜达，晩上则是搞对象的好地方。大家相安无事，挺祥和的。


    可过了一两年不行了，“瓜菜代”了，吃不饱，也顾不上环境卫生，河水说臭就臭了。还不错，河边一早一晚变成“黑市”，自由市场。虽然价格贵，但终能买到些商店买不到的东西。我们小孩再去河边，肚子里缺油水，也没劲玩。一股香味飘来，炸荷包蛋，好馋人，只能看，心想什么时候能管够造一顿呀！


    有个小要饭的定是饿极了，抓块摊上的点心，边跑边往嘴里塞。一个胳臂戴红箍的追上就是一脚，还要踢，众人说算啦算了怪可怜的，我们起哄喊大人打小孩不要脸。那家伙还不依不饶，指着我们说：你们也不是好东西早晩蹲芭篱子。


    芭篱子是嘛？问人，人家说是监狱。这王八蛋他咒咱们。我们中间有高年级的，不服。天擦黑，“红箍”在桥根临水处拉屎。嘿，说咱们“蹲”，他在那儿蹲着呢！我们一人抓一块土坷垃，在桥上喊一二三，一齐朝下扔，就听水声骂声乍起，然后就憋口气猛跑，散伙，十多天内不敢再来。


    后来我上34中，一开始走山西桥过保定道。但保定道松寿里有一拨小子截道欺负人，就改走河北桥。学习雷锋后，放学过桥是上坡，就做好事，帮着推三轮。三轮车是当时城市里主要运输工具，满载平路还行，上坡太费劲，谁在后边帮着推一下，轻松不少。上了桥人家是真感谢呀。咱肚子更饿，但心里高兴。别看这等小事，就养成我们这代人一辈子崇尚助人为乐。为什么老了爱上当受骗，跟这都有关系。路边有学生模样的求助，说回家路费丢了，那可得帮一把。过好几天又见到，问你咋又丢了？还给。回家挨儿女数叨，也不长记性！


    等到1966年夏天，有一阵我不去河边了，有人跳河自杀泡得好大，吓人。我还奇怪，这河水不深，怎么就能淹死人呢？那年秋天学校组织学生劳动挖河，水放光，弄清了：淤泥太多太臭，人下去不淹死，熏也熏死了。看来不是运动逼得人没了活路，是不会一头扎到这河里来的。


    挖时说加小心可能有好东西，真有，瓷器，还有银元，布包着，一卷子二十多块。地点在桥边，肯定是谁一看要抄家，这东西留着是祸害，快扔。挖出来一擦，银白雪亮，袁大头原来胖乎乎还挺好看的。赶紧上缴，也不知落谁手里。接着再挖，咣，碰着硬的了，喊又挖着了！呼啦都围过来，说是金元宝吧，这么大个！


    好不容易从泥里挖出来，死沉死沉，抬上岸，用水冲干净，大伙一看全跑了：炮弹！

花斑熊

“串”而不“联”



    “大串联”始于1966年夏末。洪水般的学生在神州大地可劲一通乱串，搅得各行各业秩序大乱。初冬，为哄学生回家，有关方面说明年春天再搞一次。当时连我都不信，就这等“免费旅游”，肯定空前绝后。就这一次，人家可能早就后悔了，怎么可能还让你来第二次！


    “大串联”开始只是红卫兵的特权，各地的红卫兵去北京，在天安门得到伟人接见，然后到一些院校去“取经”，抄大字报，回来“联合起来”向什么路线斗争。后来也不知怎么就放开都让去了。我们一组六个人，要说出身都不好，倒也不是。可要说出身好，一个都不是。这就注定我们不能采取特别革命的显眼的方式如“徒步串联”，而是随大流黄花鱼溜边“串”下去。至于回来咋“联”，压根就没想。


    和许多学生一样，第一个目标是韶山。从天津出发奔北京时，还得用车票，凭介绍信取。在车上见一些东北学生打着旗，沿铁路丢盔弃甲朝北京方向跋涉，心里又佩服又好笑。到北京看天安门，晚上再回北京站，傻眼了，广场上是人粥。半夜队伍动起来，领着往胡同里跑。这招太损，再进站都没劲往上挤了，那也得上。上去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到长沙三十多个钟头，还活得了吗？只好又挤下来，采取新战略，在站台里等着。又来一列，没等外边的跑进来，我们先爬上车。窗高个小，爬进去扣子都没了，但好歹有座，一竿子到了长沙。下车买扣子，去邮局找针线（缝包裹的）缝上，白线，用钢笔染染。


    到韶山，人山人海，也没有讲解，出来有两个东北学生对话：“哎哟妈呀，房子这么多，四（是）贫农吗？”“废话，不四贫农能领导革命！”旁边人说：“闭嘴，你俩四贫嘴。”


    去岳麓山下第一师范抄大字报，上面写的都是当地的事，跟咱有啥关系。却见山上风光优美，就爬山观景，又摘橘子分给同学。坏了，有一位窝里反，说你们游山玩水我要揭发。没法就分裂成俩小组，各走各的。那个组据说抄了一路。我们三人连笔和本都挤丢了，什么大字报，再没瞅一眼。


    从长沙经株洲到上海，住外滩，一看楼里那叫个气派，往下望黄浦江景致美丽，钟声悦耳，心想这要都成了革命对象，也太可惜了。然后就上街逛外滩、南京路，还看了万吨水压机，也不像照片上那么大。对上海印象很好，只是胡同口的露天小便池，北方学生用着不习惯，尿完写上：在此小便可耻。


    从上海到南京，看雨花台和中山陵，还想看原总统府。问当地人，当地革命群众真厉害，凛然作答：没有！才想起不能这么问，也不敢找了。


    天冷了，回北京，从浦口挤上火车行李车厢，人挨人，和一群东北姑娘紧密接触，姑娘浑身不知道是什么味。两天两夜熏到北京丰台下车，赶上第七次（头一天）接见不让进城。后半夜进去住在西四北四小学，才躺下被叫起院里排队，一人发两个大菜包子出发，天亮了，街上全是学生往长安街上走，我们坐在北京饭店路边等待接见。兴奋不已，翘首西望，说来了，前面就有人站起，后面怕看不见也站，结果不是。如此反反复复，有人喊：要革命就坐着，不革命的就站。那也有“不革命”的还站着。


    等啊等，等啊等。等到了下午两点多，又虚惊几次，都疲倦了，车队忽然疾驶而来。我反应还算快，跳起来扒着前边人的肩头看见了，不少人才站起来时，车队都过去了，有的就哭，哭也晩了。然后就满街都是人在走，地上不少鞋绊脚。


    往下北京很冷了。吃饭是只收粮票不要钱，但顿顿一碗米饭一碗熬白菜，不管饱。又没有换洗的衣服，虱子越抓越多。想想已经出来一个多月，也该回家了。就坐部队的军车回天津。上午走，到金钢桥晚上七点。乘4路到黄家花园，进家我妈问有虱子吗？我说太多了。我妈说快脱了用开水烫。等吃了饭，我还想说说一路见闻，我妈说累了睡吧。我问我爸呢。说你爸进学习班了还没回来。我心里堵堵的，心想不如不回来了，外边好歹还能散心。

花斑熊

遥望津门



    1968年冬最高指示下来，天津赶在年前就走了几批知青，有到承德也是河北省最北部围场县的，随后就传出那儿撒尿得带棍儿（冻了好敲）。这当然不至于，不过零下二三十摄氏度滴水成冰绝非虚言。转年正月，下乡出了高潮，不论你家里什么情况，只要是中学生，一概走人。有些家里想早晚得走，早走早省心，不少哥哥带弟弟，姐姐带妹妹呼啦啦地走，所以有的知青下乡时才十四五岁，基本属于小学生。


    我们这一大批人，是标准的“插队落户”：“插队”，人家村里本来就愁人多，知青偏又“加个儿”，硬往里插；“落户”，社员说，就愁粮少，现在又多一户。所以，从心里讲是不欢迎的。像我们十人分到一个大队，五个生产队谁都不要，当我们的面抓阄。抓着女知青的咧嘴乐，抓着男的说手气不好。开始住社员家，后来腾库房找闲房，让自己过。到秋天粮站断供，上场院分粮，年底从工分里扣除，和社员没两样。去赶集，老汉问我家里几口人？答两口。说公母俩呀。笑：俩公的。开个玩笑，这要是一公一母，说不定转年就得分三个人的口粮了。这叫嘛？这才叫“插队落户”！


    这种形式如一两滴水掉进水缸里，身不由己，很快你就被融没了。上世纪80年代，我下乡到围场县路过一个村，冬天，社员蹲在当街土堆上晒太阳。其中就有一位落在那的老知青，浑身是土，两眼发直，大棉袄下站着两个鼻涕过河的男孩。他家原是天津大资本家，下乡后按照“脱胎换骨”的标准去努力，早早“倒插门”进了老贫农家，自己也变成新时代的老农。


    这不怪他，因为直到1970年底，才出了一个新词“选调”（参加工作）。知青们看到希望，社员也高看一眼。在这之前可不一样，我们以为这辈子就落这儿了，有的女知青家长都过来要给女儿找个“好人家”；社员则觉得这帮家伙不是啥好东西，把城里弄乱了，才下放到乡下接受再教育。有个别人态度很不友好，特别是对男知青不好。但对女知青好，认为是给分来俩媳妇，胆大的就下手，都闹出事来。等到1970年夏，有的地方闹大了，上层震动，下了文件，才有工作组下村检查，问有什么要求。我们说生产队口粮一年360斤吃不饱。往下就有了政策，粮站给补到504斤。别看就这点口粮，知青的腰板一下子就硬了不少。


    话说回来，当年我们从天津到秦皇岛，再坐卡车北上出关，到公社是夜里，一片漆黑。住大车店，小油灯还给打翻了。第二天早上朝四下一望，我的娘！铁桶般的大山围得那叫一个严实。


    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没用，各大队的车都来了，装了行李，就一拨一拨各走各的。进村时不得了，但凡能动的都出来了，以为是组织欢迎，其实是看新鲜，山村里难得见生人。品头论足，女知青哪个长得俊，哪个丑。男的哪个下巴大，哪个像猴儿。我戴一顶黄棉帽子，耷拉俩耳朵，就说我像被俘的国军。他们看我们不顺眼，我们看他们也难受：这都是哪个朝代的人呀？棉衣棉裤的颜色染得像地图，女人头发在脑后翘着像鸡尾，说话没有儿化音，二说成饿，由此产生极独特的口音……


    但相处下来，就发现这里的人相当厚道，特别是都和房东相处得像一家人。日后，好多知青都有自己的“堡垒户”，粮食往那一放，收工就吃现成饭了。时间长了，每天干活吃饭睡觉，反复无穷，心也就静下来。有一阵子，我甚至都觉得我好像就是从这村里长大的。只是在春耕时，一个人拉石磙子轧地，垄长长，沟漫漫，走啊走，面对西南方时，见山峦叠嶂，忽然想起那个方向的远处，还有我的津门故里，还有我的年迈双亲。看看四下无人，才敢落下几滴泪来……

花斑熊

“打饼”雀香



　　1969年初我下乡插队，箱子里上面放一套“毛选”四卷，箱底藏一套《三国演义》。“毛选”是当众读，《三国演义》是偷着看。实话实说，前者记住了重要篇目，名段能背诵若干；后者则能在地头、饲养室给社员连着说“三国”。


　　一来二去，大队知道我肚子里有点“墨水”，就让我当通讯员，给县广播站和报社写稿。这活计可不错，大队干部说一声：把那件事写写。好咧，我就可以一天不下地，穿得干净些在家或在大队部写，给记10分工。两天，20分工。三天，人家说：“你懒媳妇拉线屎还写起没完呀！”由于上稿率高，转年春末，公社建广播站，就抽了我去，一天给5毛钱“误工补贴”。当时，还没有知青“选调”一说，众弟兄全在队里苦熬岁月，我一下“脱产”吃住在公社，全县独一份，谁见谁羡慕。


　　那年月山区穷社员日子苦，我插队的地方更穷更苦：一年四季，能稀粥不断喝，就是好生活了。粥是小米、高粱米粥，稀到什么程度？盛粥时，“盆里照着碗”；喝粥时，“碗里照见人”。所以，我到公社后跟干部在伙房吃饭，能吃高粱米干饭不说，隔几天还能吃顿白面，那就是社员过年的日子了。


　　当时公社脱产干部，每人每月30斤粮食定量中，有6斤为白面。这6斤，就足以让他和家人自豪，让社员羡慕得发狂。公社伙房的柴禾从集上买，有个老汉每个集带一傻儿子各挑一担柴送来。有一次傻儿子见到公社干部吃饼，就不走说：“雀香的，想吃。”“雀香”雀音念“桥”，“很”、“太”的意思。老汉咣咣给了儿子两脚，骂：“想吃？吃你娘个干巴咂儿！养你这么个东西，这辈子甭想吃上打饼！”


　　他说的“打饼”，就是大铁锅烙饼。饼烙好，要抓几张立着磕，用手拍“打”，以使饼心离层。因本地不产麦，面极少，缺乏做面食的实践。蒸馒头发面使碱，麻烦。捞面条，不少面融于汤，浪费。一来二去，这个地方就觉得“打饼”省事又好吃。打时面里抹油撒盐，烙时锅里多放点油，两面烙黄，外焦里嫩，其实就是今天饭馆里的家常饼。


　　老汉为何踢儿子？全因为公社干部吃饼的场面太“奢侈”，让社员心里难以承受：除了冬天，但凡天气好些，公社干部吃饭特别是午饭都在院里、在树荫下或蹲着或站着吃。吃饼时就不做菜了，配小米粥。比较帅的“吃姿”，是一手掐着饼嚼，一手端粥。左一口，右一口，八丈远看着都能觉出那是香得不得了。之前有一次我往公社送稿子，正赶上饭顿，文教助理边吃边让我翻稿给他看。近在咫尺，他那里满嘴油汪汪，我这里饥肠辘辘，一下子我就明白了陈胜吴广为何起义了。还好，那饼二两一张，不大，助理伸了几下细脖，就吃没了。时间若再长些，我可能就坚持不住了。伙房打饼有数，一人两张，他那天吃一张，跟旁人说：“老娘下个月过生日。”


　　这话您可能就听不懂了。老何懂：他娘过生日，他最起码得带几斤白面回去孝敬老娘。公社干部是一个大粮本，统一从粮站买回存在伙房。如果这个月你吃3斤细粮，就可以交面钱从伙房称走3斤白面。如果想把6斤面全拿回家，伙房打饼时，你得提前说我不吃。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那时当地人串亲戚，妇女挎的小筐里有一个长方纸包。一开始不知是何物，房东家收了一包(礼)，打开看，就是白面，都变灰色了，打糨子都不黏，说不定转了多少道手了。日后知青带去了挂面，山里人都惊呆了：天底下还有这么溜光锃亮的面条，这东西能吃吗？有几年，挂面是山里礼品中的佳品，送两斤挂面，赶上后来送两瓶茅台了。


　　公社伙房就一位老师傅，岁数搁现在看不大，50多岁，在当时就觉得挺老了。隔几天打一次饼，是他最忙的活儿。不像熬粥焖饭，下了米一点火得了。早先是妇联主任帮厨，这位老姐是“铁姑娘”出身，手重脚沉腚大，不是踢瓶子就是撞锅台，有一次一屁股差点把老师傅撞大锅里去。把老头吓坏了，正好我到公社，就让我帮厨了。我在家常看我妈做饭，这点活儿不算个啥，很快就从烧火升到主厨，我“打”出来的饼，比老师傅做的还好吃。咋回事呢？我舍得放油。


　　又到集日，又赶上伙房打饼，老汉和儿子又来送柴，这回老汉没让他儿子进院。那天老师傅心口疼，是我一个人干的，把我忙傻了，一人俩饼，分到最后我自己剩一个，还不能问谁多一个。拎着饼到门口，心里憋气，顺手撕了小半块给傻子，傻子一口塞到嘴里，又伸手要。我说，“还给你，我傻呀。”旁边一群孩子喊：“你傻你傻，把饼给他？”我赌气：“我愿意，我愿意！”一扬手就全给了傻子。往回走看看手上的油，心说我忙半天，敢情一口没吃上：“我是不是真有点傻了？”


　　人在大山沟里待长了，就发傻。真的，不信你试试。









　　梁上“主任”



　　那时我所在的公社很简陋，就两排老式木结构房子，一排十来间。前排是办公室什么的，后排东头是伙房，房山堆柴禾，西头是电话室，当中几间是宿舍，全部一间屋半间炕式的。广播站设在电话室里，女电话员小翠(化名)在那住。公社秘书是个老同志，镶俩大金牙，管具体事，他让我住中间一个屋，炕上有一卷行李，全是土，看来不常住人。


　　一下子住进公社，好像现在乍住星级饭店，兴奋，有点失眠。后来想睡了，又睡不着。咋回事呢？这房子和我在乡下的房子一样，也没扎顶棚，俗称通脊的屋顶，两边有啥声响都听得清清楚楚。当时扎顶棚类似精装修，很少有人扎。两屋之间的隔断墙，好的是土坯，多数是秫秸把子或荆笆，抹层泥，再糊报纸，一点也不隔音。人站在炕上，个高的，能从柁上瞅见隔壁屋里。按说这是又不安全又不隐私，但当时山里就这条件。社员家两间屋的大炕，炕当中加一木隔段(还有挂一布帘)，就算俩屋，公婆睡炕头，儿子媳妇睡炕梢，一个屋地一个尿盆(尿多的有功，生产队收尿积肥，给工分)，再正常不过。


　　公社干部那时白天都下乡，晚上回来，吃完饭，也没电视，如果不开会，在院里闲扯一阵，就早早进自己屋睡下。睡下即躺下，未见得就睡着，常常隔着墙还聊，还瞎逗。几个男女除了小翠和我未婚，他们都有了家小在乡下。几个男的主要是逗妇女主任，说：“铁主任，咋不吭声呀？黑灯瞎火又想谁呀？”铁主任说：“老娘想你呢，小子，过来吧。”“那你别插门。”“给你留着呢。再不来我可睡了。”当然，都是嘴上英雄。时间长了，往往是大金牙喊睡啦明天还要早起有事，就都住口。隔一会儿，打呼的咬牙的放屁的，半夜出去跑肚拉稀屋里尿盆哗哗响的，啥动静都有。偶尔还有来家属的，那屋是真不想出动静，但越不想越容易出，咣当，把油灯碰倒了。家属小声骂：“你瞅瞅你个死鬼，睡觉得了。”旁边立刻有人说：“没事，嫂子，我们睡觉像死猪，啥都没听见。”你想乐又不敢乐，你说这能睡得消停吗？




　　也不是总这么热闹，有一位副主任只要他在，整趟屋子都没声。他姓什么我都忘了，我们背地都叫他“梁”主任。梁是兽医站兽医，30多岁，瘦高，胳膊细长，天生兽医的材料：大牲口爱得梗阻，得手伸进去掏，小短胳膊不行，细长最好，大家说梁从粪门伸进，手从马嘴里出来，还攥着公章。这是糟践他，他是“造反派”，当了副主任，大权在握，一本正经，看谁都像相牲口，用老百姓话说：这家伙特难性。


　　他的房间挨着电话室。小翠虽是农村姑娘，但是百里挑一挑上来的。她眉眼俊俏，加上不下地不受累，细皮嫩肉的谁见谁爱。也不光小翠，当时几乎所有公社的女电话员都这类型。不过，小翠这孩子挺好，白天我俩在一屋，我写稿，她值机，从来不多说一句。吃了晚饭天一黑，我广播时，她就不在屋，等我播完，她来我走，彼此之间规规矩矩。要说我那时的年龄，老乡讲正是儿马蛋子发情的阶段，难免偶尔生点“贼心”，但还是以没“贼胆”为主，于是就规范了行为，成为正人君子。其实跟贼子距离很近。


　　有一天晚上有月光，也不知村里有什么工作，院里剩下我俩。我要走，小翠抱一包点心，关上门很紧张地说：“大哥，今晚你别走了，我给你……”事来突然，说实话我不是不动心，扎根农村一辈子，娶媳妇是必须的，谁不想找个好看的，但是，咱真不敢动心呀。我忙说：“大妹子，大哥家里还有老父老母，没登记，这错误，犯不起呀。”小翠臊得捂脸说：“你想哪去了，是给你这个吃的。”“是点心？这个还行。”小翠指了一下房柁，说：“大哥你是好人，今晩你睡这吧，求你啦，就说我娘得了急病。”


　　原来为这事！这不是吃饼，我不傻，我明白。当时不少公社领导都跟电话员有一腿。我想：这是英雄救美？还是太岁头上动土？还是……没等我想出个所以，小翠突然上前，猛地亲了我一口，然后就消失在夜色中。


　　完啦，就这一口，彻底把咱亲晕，拿下！长这么大也没有过这待遇。胡思乱想呀，从牛郎织女天仙配，到赵匡胤千里送京娘，全想到了，一大包点心也全造进去，忘了喝水，噎够呛。想想即将开始的战斗，在屋地先练练也消消食。我练过两天摔跤——是先给他个背口袋，还是大别子？要不就来个黑虎掏心……哎哟，掏心不能练了，烧心，点心吃多了。


　　小半夜时月光如水，有人敲门，我一下紧张了，没吱声。那人就进了隔壁屋，随后，房柁上就冒出个人脑袋。真吓人呀！那时公社头头都佩枪，三号驳壳，这要是砰的一下可咋办……什么背口袋大别子黑虎掏心，到这时全使不上了，只能头朝里假装睡着用被蒙着头。那位还挺利索，几下子就爬过来，半跪在炕边，嘴里说着什么，张着俩胳膊就扑过来。没办法，我只能条件反射地一脚蹬去。也在于他毫无提防，咣的一下面板似的仰面朝天摔下去，把脸盆都砸瘪了，疼得直哼哼，生是爬不起来了。我点着油灯说：“主任，怎么是您？还以为进了贼。小翠她娘得了急病……”他说：“走，走错门了。”我扶他站起来，一摸他的腰，万幸，没带枪。他回屋，我也跑了，在伙房里猫到天亮，人多了才露面。


　　后来小翠告诉我这家伙隔着墙骚扰她好久了，那天是先给她送点心，说晩上要跟她谈革命理想，小翠害怕，又不敢惹他，没办法，就想起了我。这事没闹大，但也传出去，大家背地就称那位副主任为“梁主任”。


　　我那一脚后果严重，梁主任小细胳膊骨折。他对人说是牲口踢的。他报复我，说我和小翠如何如何，但都没人信，也就拉倒了。数年后我工作了，急着找对象又找不着时，曾给小翠写过信。她没回信，只寄来一个包裹，里面是两大包点心。我跟光棍同事探讨这是什么意思，大家抓起点心说吃。我也抢着吃，顾不上喝水，吃得直伸脖，吃完也明白了：咱不是赵匡胤，咱就当自己是个吃货。于是心也就平静下来，不再为那个吻思绪澎湃。


　　很多年里，我从不写此事。前阵儿打听，梁主任早没了。小翠后来上师范，毕业后跟对象去了美国，很多年也没音信。于是，我就写，她要看见了，也没事，不就是一个吻吗，在美国，相当于握手。







　　“敌台”惊魂



　　在公社我的主业是广播站工作人员，写稿、播音、执机，有时晚间兼电话员。广播站新建，县里来技术人员，南方人，大学生，姓白，叫白学什么，学核物理的，当电工使，我们都叫他白学，他自己也认可，说大学就是白学了嘛。


　　白学住公社好几天，让木工做一大木板，往上安灯呀闸呀线呀，名称“配电盘”。我和白学挺说得来，净一起聊“三国”、“水浒”，比着赛背隋唐好汉名次。结果完工了他走了，但配电盘上哪连着哪儿，我都没弄明白。好在公社的电也不是常电，有个小柴油发电机，晚上噔噔响一个多钟头，电灯一会儿亮一会儿暗鬼火一般。正念半道，电压低了，喇叭里我那声就像人死前咽气，嗷的一下就要没音儿。但我知道总闸在哪，忙说本广播站今天的节目到此全部结束，然后一拉总闸，完事。


　　这期间，我已经写东西了。那时不叫写小说，小说是修正主义的，革命人民要写“革命故事”。县文化馆搞培训我去了两天，一听比瞎子说书还悬，全得胡编：要把生活写成大海一样，人人在海里经风雨见世面。也不怕淹着呛着，比孙悟空能耐还大；而人与人之间，要写成你死我活斗呀斗，永远不停息。我们有点不理解，胆大的说：“老地主再用不几天也就都斗死斗光了，咋还不停息？”说：“他还有子子孙孙呀！”


　　敢情地主里也有愚公型的？我心想要这么着，革命成功之日那可就遥遥无期了，啥时能到共产主义呀。但我还是想写一篇，不能白去一趟县里。有一天小翠他爸来了，一个老实巴交的社员。我又点烟又倒水，问他你家是贫农吧？他说是。我说你父亲当年没少跟有钱人斗争吧。他摇摇头说：“没斗过，他原来是有钱人。”“那咋成了贫农？”“我爹抽大烟，光复后把家抽毁了，要着吃了，就成了贫农。”他是真实在，说真话。


　　一打听果然如此，定成分以解放之前3年家里经济情况为准。就有人先前穷的叮当响，省吃俭用，正好在那3年买了些地又雇过几个扛活的，一下够上标准，就成了地主。当然，这不具有代表性。但在这大山沟里，上面的政策再好，落实起来有时也是一本糊涂账。这事弄得我有些发蒙了，总想跟谁交流，又不敢，“故事”也就编不出来。


　　到了三伏大热时，有天晚上，小翠回家，我执电话机。所谓执机，就是看着一个小型手摇式交换台，上连县里总台，下连全公社18个大队。振动牌一掉，是有电话来，插上连接头，推刀闸问清要哪里，再插所要的地方，按刀闸摇电机接通，双方开始通话。如果开全公社电话会，就把所有大队都接上，刀闸全部推上，然后用一台三用收音机连上交换台，使用“扩音功能”键，代替扩大器和麦克，就可以直接对着讲。各大队把小喇叭接电话上，一屋人全能听清。


　　说的有点绕，但必须说清。那天是全公社战备电话会，武装部长讲话，我把这一切弄妥，点名，18个大队全齐，说开会，部长就开讲。他讲，我戴耳机监听(等于和大队一同收听)。部长是坐地下椅子上讲，我靠在炕上听。这会儿我又想，我看过不少中外小说，包括不少名作，要是照那么写，我还真有的可写，但眼下这不着调的“故事”可怎么写……


　　忽然，我听耳机里有了音乐声——I5-1-I7-6-I7-1-l2—11-5-I……是那种报时的钟音，然后就有男播音员说：“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对中国听众广播，莫斯科广播电台……”反复说。我的妈呀，敌台！这还了得！我喊：“哪来的？哪来的！”我还以为是哪个大队的收音机收的，通过电话或喇叭反传进来。这时，就听各大队也都喊这是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我看了一眼武装部长面前的三用收音机，脑子猛地转过来，来不及下炕，只能一头扑过去，拽下连通交换台的线路插头，顿时，三用收音机传出那男播音员的声音……


　　大祸临头！那年月偷听一下敌台都得抓起来，把敌台给播出去了，这还了得！才有个通报下发，兄弟县一个广播员为这事判了6年，好日子完啦……


　　偏梁主任那晩在公社，毫不留情，立马给县里打电话。天没亮，公安局的吉普车呼呼就到了。我被关在一间屋里不许出来，小翠想给我塞个黏豆包都没让。上午门开了，有人进来做笔录。我还行，以较冷静，说：“按说明书，三相收音机使用扩音功能，就不再收音。因此，扩音的同时又收音，是机器出了问题。”梁主任说：“全是机器的毛病，你就没责任？”我一看要坏事，索性豁出去了，就扬脸瞅房子的房柁：“责任嘛，晚上……”    梁主任马上打断：“行了行了，你好好反省吧。”


　　这时又有人过来，我一看心里顿时踏实了，是白学。白学瞅我一眼，啥也没说，但我都明白。过一会他们全走了，门又从外锁上。天很热，屋里更热，快到中午，伙房打饼的香味传来。我敲窗户：“咋也给口水喝呀！”


　　门锁一响，大金牙站门外说：“你小子还想喝水。”又瞪我一眼：“听着，经查，事故是机器故障所致。你，马上回村里去吧。”我太明白了，这是放我一条生路呀！赶紧卷巴行李，一溜烟窜出公社，上了大道，一口气走出八里。那情景，真如书中形容败军之将“惶惶如丧家之犬，匆匆如落网之鱼”。直到了我插队的村头，找个井台，喝了一肚子凉水，才打住心慌。然后，想想大金牙、小翠、白学、铁主任、伙房师傅……我朝公社方向深深鞠了一躬。


　　立刻就有社员逗我：“公社干部，咋回来了？”我绷着脸说：“有新任务。”心里想：让人家撵回来，屁新任务！没关进去，你烧高香吧。回到我的“家”，满屋灰尘，老鼠在炕上做窝。顾不上收拾，找出些高粱米，都长虫了，用水洗两遍，赶紧烧火做饭。晚上躺炕上，看着屋顶熟悉的檩子椽子，还有一处漏了，透着月光，我问自己：我先前在公社待过？

花斑熊

气大不养家


     女儿在文联当办公室主任，兼戏曲家协会秘书长，年初操办票友上央视戏曲频道“一鸣惊人”，已从周冠军夺到月冠军，还将争年冠军。别人当我面都夸她能干，我则注意到她的“弱处”：做事或与人打交道，坚持己见不退让，难免就多费口舌多受累。


     我就琢磨，现在干工作特别执着的，少。不涉及到自己利益，为公事不退让的，也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则日见增多。女儿不落俗流，愿干事，能干成事，带几十人进京吃住排练，自己也跑龙套，这要是知难而退的，工资一分不少，谁没事找这累受！所以话到嘴边，我又给变了一下，说：往后当然要坚持自己的想法，但如果遇见让你生气的事，切记“气大不养家”这句话。


     结果我一下子俗气了，归到了“养家”上。可这也是实情，周瑜气大，把自己气死了，东吴还在，家里小乔却成了“苦荞”。当然，真实的周瑜不是那么回事，人家没那么大气性。不过，生活中因气得病的大有人在。


   我的一个朋友会书画，能写作，练拳脚，懂易经，都该到“大师”一级了，他自己有时都开玩笑，说我咋全都行呢。按说他是最该长寿的，谁料他从发病到西去，前后不到一年。原因也简单，老爷子去世，哥们姐们争一套房子，他窝了一口气。他肯定明白不能生气，一人才合不到十万块钱，犯不上。但或许是大师心重，又好面子，没能宣泄出来，最终也没调整好。


  人争一口气，树活一张皮。这话没错，人活着是要有志向有志气，但这和“气大”是有所不同的。当年我到山里插队之初，就见过好几起两口子因不点小事生气，女的抱起卤水罐子就喝。这都是气性大的。据说这里面的分寸是：当人面明喝的，多是不想死，目的主要是吓人。卤水不是氰化物，沾边就死，发现及时能救过来。农村抢救的土法是灌屎汤子，让她呕吐。场面极其惨烈，臭气熏天，杀猪似的按着，撬开牙关往嘴里倒。既然如此，为何还铤而走险？原来一旦喝了没死，日后她就牛了：这位气性可大，惹不起，遇事得让着她。别人偷生产队棒子，队长敢骂。是她？队长一想算了，怕她回头抱罐子找上门来；而真正想死的，是蔫喝，半夜喝，喝完了穿戴齐整又躺炕上挨着，等发现不对劲，早晩了。生命很可贵，不可胡乱来。不管是明喝还是蔫喝，都不该喝。村里有一明喝的妇女，抢救过来，落了毛病，胃坏了，她反思说：还是年轻，没经验，口儿大了。


  现今气性特大的，有一类是站在楼上寻死觅活，弄得满条街的人都仰脸观看。说来这是“明跳”，有点吓唬人的成分。但人心向善，都不忍心出个万一，于是就得想方设法营救，有时弄不好，要跳的没咋着，救人的却丧了命。最近安徽一个女生要轻生，老师找到学生后进行劝导。劝说中，女学生突然情绪失控，冲上身边窗台，老师从身后拉，不料双双坠落，女学生仅受伤骨折，而老师不幸身亡。


  这是因为学生气性大、想不开，结果把老师给害了。这个因果关系本来不成立，却成了真事。当地欲追授该老师“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这是完全应该的，其精神也该弘扬。然一个很优秀的教师，就这么着说没就没了，无论如何也让人无法接受。


  据专家分析，大凡“明喝”、“明跳”等，都有一种“死给别人看的”心理，人越多，你越劝，他越上劲。我听一写诗朋友说，当初他炒股赔个血本无归，一时想不开，在小铺灌下一斤白酒，就想从临街的商场楼上跳下去，跳之前还要在众人面前表现一下，念了首自己写的诗。不料喝多了头晕眼花，找错了楼梯，到顶上一看，是仓库，不临街，没人。他有点扫兴，就坐那抽烟，后来，一阵凉风吹来，打个哆嗦，再想抽，烟没了，就低头找烟头儿，找到楼梯口，想想还是下去买一盒，于是下楼，买烟，点着，回家。第二天清醒了，自言自语：多亏没人搭理呀……

花斑熊

1974年的“恋情”



　　正在热映的影片《山楂树之恋》，让我想到1974年的恋爱观(城市版)。较之“文革”以来乃至“文革”之前，到那时已发生了太大的变化。经历着那场史无前例大折腾，虽然把人折腾得举止癫狂满嘴胡言，但在搞对象上却变得十分务实了：既懂手中无“权”之苦，又赞“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英明。


　　关关雎鸠，男子一河沟。看看都那么高，踹踹都那么壮。然窈窕淑女，到底爱哪个？却大有讲究。首选者，当属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军人。而军人之中，如有似《山楂树之恋》中的“老三”(倘为军人，父亲又官复原职)者，必为抢手极品。实在不行，穿四个兜(干部)的，亦可在入选之列。其他，你就是浑身上下十八个兜，也得在后边排着，一时半会儿且轮不上。


　　这是有道理的：身为军人，肯定出身好，无论今日部队、来日地方，起码干政工管人。再若其父辈是老革命，就更好，根红苗正，入党转干上学分配等诸难事便迎刃而解。其时，我在大学念书，班中有现役军人十余，半数为部队首长子弟。且不论其中有风流倜傥者，就那一身潇洒无尘的绿军装，就足以让女同学芳心萌动。明摆着，没有青梅竹马，全为风起云涌，姻缘红线都难料，过这村没这店。于是班中漂亮女生，多与之交好。遗憾的是，三载春秋，昏晓传情，到头来却是一对也未成。日后谜底揭晓，为人家所爱者，借用《红楼梦》里的话，尽是“对头亲”(门当户对)女子。当然，也见过不讲门第而成恋人的，但需平民家的女子出落得分外漂亮，既有《山楂树之恋》电影里静秋的脸，还要有衣服挡不住、峰峦在招手的诱人身材。


　　“文革”前地方官员的生活与平民多隔离，显得神秘。“文革”来，他们落难民间。到1974年时，许多人重返权位，各种方便随之而来，平民百姓也就看到了手中有权在物资稀缺时代的富裕生活。于是，谁谁是革委会主任的儿子等等，也成了闪光的名片。一农家女从贫宣队走出来，面目姣好知情达理，成了某领导不着调儿子的对象，随之她的生活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别人还在乡下，她进城了。别人当工人，她当干部了。别人住平房，她住楼了。后来别人家的男同志学新本领，她男人学会喝酒耍钱了。但这是极个别现象，多数是入得豪门跟着享福。如此，哪个女孩不愿找个比自己条件好的对象。若《山楂树之恋》的老三家庭情况比静秋还糟，你家糊信封，我家糊火柴盒，老三再喜欢静秋，静秋也不会答应。


　　在1974年乃至随后若干年里，男性恋爱大军里，“级别”最低的人是：家庭出身不好，主要亲属有“历史问题”，工作单位没油水，本人社会交往差，不能走后门买紧俏商品等等。那时，司机尤其是拉货的，最吃香。一车煤，一袋大米(大麻袋)，两筐苹果，十斤鸡蛋。再难伺候的丈母娘，也立马摆平。姑娘不同意？敢！那白面书生扛得动这袋大米吗！我同意啦！


　　当然，也不是都这样，很多“级别”低的也能搞上对象，只是其过程比人家艰难一些。比如我工作后多次递申请，也积极表现，但尚未加入党组织。为此，交友条件一下子就降了许多。还算不错，我爱人是团员，我俩谈成了。日后我入了党干得不错，写东西还有点名气。多年后有次喝酒，一女士喝高了说：当初你要是党员，咱俩没准就成了。我毫无记忆。她说曾有人向她提起过我和另一个人，一说我不是党员，立刻PASS，跟另一位见面并谈成结婚。这我哪知道。但碍于情面，当场也不能不说点什么，借着酒劲说：真的，当初我要是党员多好。她就笑，接连跟我碰杯。有人悄悄告诉我：她早离婚了，现在单身。我酒劲顿醒，没话找话说：那会儿不是党员，也不错……


　　这是看了《山楂树之恋》后的感受之一。往下可能还有二三，再说说当年最纯真的爱情是什么样。放心，绝对纯洁干净，比山楂树还山楂树。

花斑熊

相亲结婚生子




         很少有的天天晚上盯着看，50集电视剧《咱们结婚吧》一集未落。看罢感慨万千：敢情这会儿一桩寻常婚事竟折腾到这分上。尽管是文艺作品，也源于生活。50集有点长，可分上中下，分别为《咱们恋爱吧》、《咱们结婚吧》、《咱们生孩子吧》。


    父母为儿女找对象，光天化日，相互通报条件，货比三家，看似有些庸俗，我看却挺好。直来直去，省得谈上了再刺探情报般勾对方说出实情。再就是底牌好亮无需讳言，往下就看缘分。不像我年轻时，搞对象跟审干、当兵政审似的，两个硬项，一是家庭出身，二是政治面貌。像我老何，大学生，身高1.76米，体重64公斤，宽膀细腰，文能成诗撰文写隶书曹全碑，武能扛二百斤麻包双手使锄，打靶10枪从掉不下95环。就这样，一介绍对象，别的人家都没得可说，但一深究那两条，咱就败下阵来。当然，老何也没打光棍，后来遇见现在的老伴，她不问那两条，我也不问她，就成了。只是之前因此屡屡碰壁，叫人怪伤心的。


    像本电视剧里的果然、杨桃等，可得感谢新时代，搁当初，你俩就是好得超过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旦一方政治上有“硬伤”，就很难走到一起。而且，当时结婚得单位开证明。我去开，先过支部关，书记问她家怎么个情况。我说不知道。支书说你还不是党员，你是要进步还是要媳妇？我问让说实话还是说假话？说实话。那好，我要了好几年进步也没进了步，容我缓缓，这会儿要媳妇吧。


    可能是一看咱老大不小孤身一人月月饭票都不够吃，终放了一马。然后还得再过单位盖公章的关。想一想，搞对象，容易吗！


    结婚的场面，本剧中是洋式的。十多年前我女儿结婚，就办得挺热闹，先穿婚纱后穿中式红装。而这那对于我们那一代人来说，则是不敢想的。上世纪七十年末八十年代初，谁家要准备办婚事，得提前半年做饭不敢放油，攒着。当时天津每人每月半斤，河北三两，为此民间都出了打油诗——“为什么扣我二两油？”1978年初我妈告诉有十斤豆油，可以做一桌席，年前我才办了喜事。


    虽然说那时讲究革命化，结婚互赠红宝书，但毕竟也学了点历史，就暗想古时候结婚还骑马坐轿，如果那是水深火热，我倒宁愿水里火里走一遭。最可乐的是送镜子，四周全是四海翻腾五洲风雷的画面，就当中那点地方能照人，却非用红漆写两行字，祝贺谁谁成为革命伴侣，斗私批修，革命到底等等。弄得天天照镜子还得找角度，不是眼睛让斗字挡了，就是耳朵让批字遮了。若俩人一块照，新郎一准藏在非洲后面去。当时贺礼多为暖瓶脸盆枕巾还有痰盂，到夜里想用了，一看痰盂上印有红旗啥的，这哪敢使，再使出政治问题，憋着吧。


    本剧中用很大篇幅写要孩子。这事在现在成了大事，为此还全家一齐上阵。依我看这是为剧情热闹，过于夸张了。除了个别的因身体有毛病怀孕困难，对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就如蔡明演小品所言“这很方便”，不至于专程从北京飞到上海去。谁家的公鸡不打鸣，哪家的母鸡不下蛋。水到渠成，应该是人类繁衍最自然的过程。


    领了结婚证就住在一起，这是时代的进步。当初不行，不在众人面前走个形式，是绝对不敢凑一块的。否则组织肯定出面：这影响多不好。说我们有证了。说有证了也不行。至于说家长很自豪地对众人说女儿怀孕了，这在当时这妈一准是疯了，存心要毁了小两口。


    当年妇产院里，有一病房专门为未婚先育者而设，护士态度极差。生我女儿时，别的房间没床，情急下进了这屋。护士爱答不理说三道四没鼻子没脸。忍了两天我弄清急了：我们可是领了证的正式夫妻！护士出去一趟，回来脸色就变了。转天出院，我送她一句：你干护士可惜了，该做政工。


    就让生一个，反正我们也不来了。

花斑熊

       水 饭


    我到塞北插队的头一年夏天，干旱，天热得人不想吃饭。有一天房东大婶说咱豁出来吃一顿小米水饭吧。现在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还要“豁出来”，原因是口粮少，一顿小米水饭，相当于全家人喝两顿粥的粮食。不来客人不逢节日，社员家谁也轻易舍不得为填饱肚子而如此奢侈。


    做小米水饭，前面的步骤跟焖小米干饭一样，用大锅宽水煮米。因干饭还要“焖”，而水饭无须，故要煮熟，但又不能煮成粥样，用笊篱捞出尽力控净米汤，然后立刻放进凉水里。凉水是刚从井里打来的，俗称“井拔凉水”。很形象，水筲真是从深井里一尺尺绞拔上来的，拔凉拔凉的。已经涨开身的小米被凉水一激，立刻痩身、散团，一粒粒呈浅黄色如鱼子在水中沉浮。吃时，用小瓢往碗里盛，连米带水，米不热，水不凉。佐菜是大葱蘸酱、咸菜瓜子，当然，最好是炒盐豆。但那时到了夏天，各家很少有黄豆了，即便有也舍不得炒，一旦传出谁家吃小米水饭炒盐豆，那就会成全村妇女的嘲笑对象——这家人也忒不会过日子了！


    小米水饭爽口，晌午下地回来又饥又渴，端起碗连米带水往下灌，小米随水跑，不用嚼。几碗下去，肚子就饱了。下午如果在树阴下干点什么，就尿了一泡又一泡，完事肚子也饿了。如此，谁都想吃稠的，社员常发着狠说，啥时让我可劲造一顿满碗都是米粒的小米水饭，盐豆子嘎嘣嘣也管够。


    除了小米水饭，还有高粱米水饭，也叫秫米水饭。这个关键是什么米，如果是高秆的大黑壳高粱，产量少，焖出干饭又白又嫩，做水饭就好吃，有嚼头；倘若是杂交高粱就不行了，到水里生了嚼不动熟了烂成粥，原因在于粮食本身：人家一棵高粱长一个穗，它长好几个，数量多了，质量就差。我吃过几顿好秫米水饭，每次都撑得下炕费劲。感觉饭就到了嗓子眼，一猫腰就能倒出来。


    当然，夏天最好吃的还是大米绿豆水饭。我老伴小时候跟她大姑生活过几年，讲出来的往事画面是：大姑住热河老城粮市街，门外大柳树，石板街上哒哒走着骡马驮子和大车。小院里很静，有杏树枣树，还有一架葡萄遮出很舒服的阴凉。大姑父外出多年没音信，大姑没孩子，要了她做个伴。伏天里，大姑早早把水烧开放凉，再煮绿豆，煮得豆子伸开腰，下大米，一并煮熟后，放在凉开水里。葡萄架下摆小桌，小菜有咸鸡蛋和咸菜。咸鸡蛋冒油，咸菜切细丝淋香油，娘俩盛了水饭，也不说话，就慢慢吃起来。


    我老伴五岁到她大姑家。十岁那年，那个大姑父不知从哪冒出来，并把家迁往北京。按说应把娘儿俩都带去，但他说京城花费大，不同意。于是我老伴只好又回自家。自家哥们姐们好几个，吃饭如抢饭一般，她就哭，想念和大姑在一起的日子。


    1978年正月，我俩在天津结婚后回承德，在北京倒车时去六铺炕大姑家。大姑那时七十多岁，老头子早没了，跟着大姑父的儿子生活。娘俩见面分外亲切，大姑要炖肉，我老伴说想吃你做的水饭。大冷天的，还真做了，凉水换了温水。临走，她悄悄给大姑30元钱。大姑什么都没说，紧紧攥在手里。当时我的月薪是37元5角。


    打那，就再没见过大姑，我们也没做过大米绿豆水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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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文比较接地气。小时候还去过二池游泳呢，好像现在也有，还没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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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谢后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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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完看

玉女

我慢慢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