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评：（不是我写的，照抄）   班巴诺所见到的中国社会则处于这场大变革的前夜——还残存着上一个时代的 “古典” 气息。反过来，那时的中国似乎也接纳了这位 “古典” 气息犹存的法国人：他对中国既无虚情假意的赞誉，也没有言辞激烈的批判，他感受到的是一个有温度的、有人情味的中国社会。

老程 发表于 2014-11-9 20:22
花兄涉猎太广了

   程兄过奖，我就是闲书看太多，一点儿正经的都拿不起来。

半路出家DM 发表于 2014-11-8 14:03
继续啊

   继续了，不过讲述者换了一位。      呲牙

afaf 发表于 2014-11-8 19:16
曾经的年代

   af兄，其实一开始就不算正常，不止是十年那阵儿，请看看楼上的访谈。

帅硕鼠咣啷 发表于 2014-11-9 22:34
小心街道办事处的人找你座谈

   鼠兄，我再上一段更 反 动 的，这位搁现在也算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级别，可惜上边不喜欢这样的朋友吧。

   明白很多事儿



      我的中国朋友分两批，一批住北京市区，一批住北大校园里。我和同住北大校园的中国同学相处的时候是会有小麻烦的。中国同学来寝室找我聊天的时候，如果有其他人来敲门，他会很害怕，怕有第三个人知道他来找我，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这样的私交是不允许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交往必须通过官方渠道。好在我房间里有三个大衣橱，我自己只要用一个就够了，剩下两个正好用来藏人（笑）。我和住在市区的朋友来往一点儿问题也没有，比如翻译家朋友杨宪益、李健吾都住在市里。对了，插一句，我记得一次我们一群外国学生由导游带着去爬山，那位导游问我是哪国人。我说：“我是法国人。”然后你猜他说什么？  “ 啊，就是包法利夫人的国度！” （笑）我当时就惊呆了，因为我实在无法想象，法国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导游，在遇到中国游客的时候，会说 “啊，你们来自杜甫和李白的国度”。


      我认识诗人冯至，他以前在德国读书，后来一直在北大西语系当系主任。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也是北大西语系的——一夜之间消失了。我就去找冯至问问情况。先是他家的保姆来开门，我跟她说了说意图，她就进屋汇报去了。一会儿冯至的太太下楼来见我：


      “冯先生不能见你，我非常抱歉。”


      “我来不是非要见他，只是想了解一下情况。”


      “我明白，但是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你。”


      她还问我：“你在中国待多久了？”


     “半年多了。”


     “你在这半年时间里一定明白很多事儿了吧。”她最后这么对我说。


     冯友兰家我去过，这个吃百家饭的人，他家的小别墅那叫一个奢华漂亮！  四九年前他就是蒋介石的眼前红人。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专门派飞机接他回北京，而一般人只能坐火车。等共产党的军队进了北京城，冯友兰激动地说：“啊，这一天终于让我等到了！”（笑）  最后的结果是，那些见风使舵的人倒没怎么样，真正有想法的人反而受到冲击，他们才是一心向往革命，只不过他们心中的革命不是这样的。当时整个气氛就是四个字，人心惶惶！你提防我，我提防你，说话都是小心翼翼的。  我刚到北京不久，去见一位中国朋友，问他当下的局势如何，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在我临走前，从书架里取下《1984》，对我说：“看完你就全明白了。”   那种恐惧让我印象深刻，现在的人批评中国，几乎张口就来，太容易了！ 因为他们不再害怕，只要你不挑战底线。   可当时完全不一样，今天的人可能无法想象，当时人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小心谨慎。总之，在北京这两年的经历让我后来没有成为毛派。啊，说到这批法国毛派，真是逗！“文革” 一开始，他们那叫一个欢呼雀跃，还到处与人为师。可是他们支持的 “文革” 完全是臆想出来的，一旦发现真实的 “文革” 和自己想的根本不是一回事，这批人说变脸就变脸，最后攻击 “文革” 最凶的也是他们。



     尽管我在北京只待了两年，还是能够察觉到一些人的变化：比如官员最初也和普通人一样，骑自行车上下班，不过没多久他们就发现，有专车接送更好。问题就在这里，很多官员一开始的确很亲民，可是当各种便利和好处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人很难拒绝，这是人之常情。对了，我想起学校的外办主任——她丈夫应该是某部长——我记得她慷慨激昂地给我们介绍北大学生游行的事儿：“我们学校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台湾，活动非常成功……我们一共组织了多少多少学生去英国大使馆前游行。”  我心想，当年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开战的时候，我也上街游行，反对戴高乐。后来游行队伍还和警察起冲突，闹得很厉害。虽然最后仗还是打了，但是真正的示威游行是什么样的我怎么会不知道，这和组织春游不是一回事。



     不过话说回来，当时的官员也有诚恳的一面：比如说，他们给我建了一个档案，我通过自己的渠道了解到档案里的内容，知道了他们对我的评价：“知识分子，典型的资产阶级，不可靠。”（笑）这可真是对我最大的褒奖了！ 反倒是等我回到巴黎以后，法国的安全部门监视了我整整一年，唯恐我在中国被人收买了。其间我完全被蒙在鼓里，事后才有朋友告诉我，他也是通过多重朋友的关系间接了解到的。我在中国最坦荡了，谁都知道自己是不是被人监视，躲躲藏藏反而多此一举。1965年我随一个法国代表团访问中国，我想借这个机会问候一下吴晓铃，就从旅馆给他打电话：


     “我刚到北京，想来看看您，不过我知道您很劳累……”


     “没事没事，最近没有政治运动，你来我家吧，我们一起吃晚饭！”


     说到政治运动，我觉得人们多少有点装模作样的意味。有一件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刚下火车，第一天到北大，才到校门口就看到一个人低着头站在一张桌子上，下面围了一群学生对着他吼。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感觉自己好像回到了战前法国最黑暗的时期。不过很快我就发现，参与者似乎有点演戏的意思，无论是批斗的一方还是被批斗的一方。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总之完事了以后，大家就说说笑笑、各干各的去了，有某种剧终散场的感觉。







     在课堂里没学到什么



      说到演戏，我在北京看了梅兰芳的演出！  梅兰芳年纪大了，除了一些重大的官方演出，他已经很少出来了。有一天我从报纸上得知梅兰芳又出来演了，就跑到戏院买票。  果然，售票处前已经排起长队了。等排到我已经没票了，我自然是恬不知耻地强调自己是法国人，说自己多么喜爱中国传统戏剧，果不其然抢到了第四排最中间的好位置（笑）。当天演的是《穆桂英挂帅》，梅兰芳一亮相——当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台下的观众全都站了起来，热烈鼓掌长达十分钟。在这十分钟里，梅兰芳只能静止不动，一直保持着亮相时的姿势。 我离他很近，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他松弛的眼皮和下巴，一看就知道台上站的是一位老先生，这让我很难受。等观众重新坐下来，梅兰芳才开始演。一眨眼工夫，台上的老先生就变成了妙龄少女，真是不可思议！



     平时我最喜欢去天桥看民间艺人表演：唱地方戏的、摔跤的、说书的、演木偶戏的，各种各样的表演，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吃店和茶馆。我在那里学到的东西可比大学多得多，我最爱听天桥的说书先生讲三国，还学会了下围棋。我记得有一位老先生，我每次去都看到他在那儿和人下棋，我和他下过一次，一刻钟的功夫他就赢了（笑）。一开始我还带我的外国朋友去天桥玩，直到有一天学校找我谈话：“你一个人去天桥转悠也就算了，我们都了解你，可是你还明目张胆地带那么多外国友人去就不对了，这让他们对中国印象不好。”   现在天桥没了，真可惜。听说他们后来重新造了几家茶馆，故意弄成古色古香的样子，好招揽游客，算什么玩意儿。



     说真的，在北京这两年，我在课堂里没学到什么东西，平常到处走走反而收获很大。我记得学校组织我们去参观人民公社，蛮有意思：当时大跃进的后果已经显现出来，北京城里什么吃的都没有，市场上唯一不凭票就能畅买的食品是一种蜜枣，死甜，甜得我根本咽不下去！听说当时中国政府为了要和伊拉克搞好关系，才进口了一大堆伊拉克蜜枣。那时候，北京居民都饿得面黄肌瘦，和二战时期的巴黎人差不多。或许不了解情况的人会把搞大跃进的人当作浪费粮食的恶棍，可这场灾难不是美国西部片，不能简单粗暴地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 祸根不是恶，是愚昧。  参观公社那次，我记得某位领导在谷仓里给我们介绍公社大跃进的成果，我一边心不在焉地听一边逗母鸡玩，突然听到同行的东德同学提问——他是学经济学的：


     “您刚才在演讲的时候说，公社一共拥有两百万头牲口。那么您所说的 ‘牲口’ 具体指什么？”


     “啊，‘牲口’当然就是指牛、羊、猪、鸡、鸡蛋、拖拉机……”


     “什么，鸡蛋和拖拉机？”


     “对啊，拖拉机的马力有多少，不就相当于有多少匹马吗？填表的时候，鸡蛋没法当作粮食来计算，只能写到 ‘牲口’ 这一栏里。”


     饥荒不就是这么来的嘛。





    我都翻译了啥



     说到我自己，我学中文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中国文明非常久远，而且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文明。古埃及文明也很古老，但是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中国文化的魅力就在于它是持久的。二是从现实考虑，1950年代那会儿，中国和法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还非常少，我一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没想要以后当大学老师，而是想在北京开一家法国画廊，把法国艺术家介绍到中国，也把中国的艺术家介绍到法国。就在我读本科的时候，发现中国的形势似乎越来越不适合我开画廊了，所以我就转学中国古典文学了。



     回法国以后，我都翻译了啥？有寒山的诗，还有闻一多的诗歌。1980年代，具体哪一年我不记得了，两位外文出版社的编辑来巴黎找我，不巧我那时候生病了，她们还是坚持要见我，我只好气乎乎地去了。一见面，我就对她们发起了攻击（笑），我知道自己很不厚道：


     “是不是又要翻译鲁迅？！怎么没有人想到翻译闻一多呢！他才是二战前中国最棒的诗人！”


     没想到她们回答：“您想翻译闻一多就翻译闻一多吧，我们负责出版！”


     “那我可就随心所欲地翻啦！”


     “给您四个月时间，您随意！”


     外文出版社真的出版了我翻译的闻一多诗选，但是碰到一个麻烦：我选了一篇闻一多分析屈原《离骚》的文章。文章里说，其实《离骚》表达了同性之间的恋情。要知道屈原本是楚怀王的情人，了解这段背景之后，你再读《离骚》，就能体会出其中的深意。让我想想，我还翻译了《东周列国志》……对了，还有司马迁！沙畹（Chavannes，法国汉学家）只翻译了《史记》差不多一半的内容，而所有的传记都是我翻的！我还翻了一本关于苏东坡的小集子，还有很多，一时想不起来了。

   我们这群留学生
                   ——  专访法国汉学家 雅克 · 班巴诺



   访谈手记

    下午两点半，雅克·班巴诺（Jacques Pimpaneau）先生准时出现在 “艺术家柜台” 门口。这似乎是采访的最佳时间与地点 —— 冬日的午后与巴黎左岸拉丁区的咖啡馆。“当年我就是在路易大帝中学上的高中，离这里没几步路。”他轻声细语，一副绅士派头。突然间，十几个刚下课的大学生涌了进来，瞬间把吸烟区的座位全部占满。他们打情骂俏、高声谈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班巴诺先生被一阵阵的烟味熏得直咳嗽，但他并没有受到干扰。“那人脑子明显不够用。”“这也忒逗了！”他越说越来劲，使用着与旁边的年轻人同样的口气。但此时的他已经八十岁了。

    1959年，法国正经历着阿尔及利亚战争和第四共和国的瓦解，而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大跃进的亢奋之中。两个国家各忙各的，鲜有交集。虽然1955年萨特和波伏娃访华，并撰文盛赞中国革命，但在那个时期，“毛主义”还没有在欧洲盛行。1958年，班巴诺从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中文系毕业。与后来的一批法国毛派知识分子不同，他学习中文并不是受到革命的感召，去中国留学也不是出于对革命的向往。从1958年到1960年，班巴诺在北京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和戏剧。如果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后的再次革命，是对资产阶级的彻底清算，如阿尔都塞所言，是“对社会各阶层的重新安置”，那么班巴诺所见到的中国社会则处于这场大变革的前夜——还残存着上一个时代的“古典”气息。反过来，那时的中国似乎也接纳了这位“古典”气息犹存的法国人：他对中国既无虚情假意的赞誉，也没有言辞激烈的批判，他感受到的是一个有温度的、有人情味的中国社会。

    最近这一年多，以纪念中法建交五十周年为名义的文化活动应接不暇。然而，热烈的气氛背后似乎只剩下两国间直白的经济利益诉求：法国沦为了中国人的消费天堂。从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名牌专卖店到卢浮宫地下的巨大展厅（近年来，诸多中国艺术团体与公司花重金租用法国卢浮宫地下的卡鲁塞勒（Carrousel）展厅办展。该展厅是卢浮宫旗下纯商业运营的展览场地）。中国人对法国的文化只是消费，而这种消费是为了炫耀和贴金。另一方面，法国人则把中国看作是挽救经济颓势的一种可能，急功近利地捕捉各种商业机遇。在这场土豪与落魄公子哥的交往中，谁也不比谁更诚恳。相比当下，法国人班巴诺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互动显得尤为真诚，尽管在那个时候，两个国家还没有建交。

    这一段半个世纪前的往事在班巴诺的讲述中显得极具活力——一个二十多岁的法国小伙与 “年仅十周岁” 的新中国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因此，在下面的访谈中，我们隐去了自己的提问，使其成为班巴诺先生流畅而完整的自述，尽可能地呈现这位八十岁老人身上的青春气息。

  那么，再来一段不那么很著名的著名汉学家雅克.班巴诺先生的访谈吧，也是那个年代。

帅硕鼠咣啷 发表于 2014-11-9 22:34
小心街道办事处的人找你座谈

   他们经常找我，不过不是谈话，是捐款、为活动募集什么、交各种费，这群嗡嗡叫的小吸血鬼，办公室里有那么多姑娘，怎么不来关心关心居民个人生活问题呢。

小心街道办事处的人找你座谈

花兄涉猎太广了

曾经的年代

熟的福神 发表于 2014-11-8 16:42
就两张照片么

  在网上也找了，只有这么两张。

就两张照片么

花斑熊 发表于 2014-11-8 14:54
没有了，就是个小短篇             呲牙

。。。。。

半路出家DM 发表于 2014-11-8 14:03
继续啊

    没有了，就是个小短篇             呲牙

继续啊

被压抑的一代，人多力量大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