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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来个格调高的 —— 《旧时风物》 翻页更新 [打印本页]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3 21:24
标题: 来个格调高的 —— 《旧时风物》 翻页更新
本帖最后由 花斑熊 于 2015-1-18 22:42 编辑
前些日子看到很多逼格极高的文玩 “高手” 斗法，个个身挂法器，满嘴真言，好像不骂街的话就不完整一样，格调好高，只能仰视。
这帮孙子搞得我现在都不敢露手里东西，以前出门或揉葫芦、或盘核桃，如今耻与此辈为伍，只有揣在兜里暗暗盘玩。
要说真正的玩家，那要算王世襄老爷子。 可老爷子说了，他就是业余票友，随便玩破铜烂铁，收金石书画碑帖瓷器的才是专业玩家。 但现在专业的鲜有人知，这位 “ 业余 ” 的文玩巨人可以说能流芳百世，经久不衰。
当然，王老玩的、收藏的时代、器物也比较久远，现在也都是价值不菲的宝物，或者说说还在世的文玩名家收藏如何？ 马未都、董桥等文化名人，著作可谓车载斗量，不及细述。 这次，说说世家名门、三世太史赵珩先生的收藏、生活琐记，或许有助提高我们对各种 “玩” 的认识。 文革时都不会被抄家的人家儿，可谓一世长者知居处，三世长者知服食。能把各地小吃随便写成吃货宝典《老饕漫笔》 。 簪缨之后、诗书世家，那玩起来，更不容小觑。
诸位，您且听小子细细道来：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3 21:29
自序
我的两本随笔集——《老饕漫笔》和《彀外谭屑》出版后，常常有稿约，让我写一点关于旧时生活方式的小文。也许是缘于现代生活节奏的紧张，人们常常怀念旧时那种较为舒缓与闲适的生活，以及与之有关的旧人、旧事和旧物。陶渊明曾谓“天气澄和，风物闲美”，恰逢退食之年，我想此正是人生中最为澄和闲美的时光，于是搜寻着依稀尚存的记忆，写了一些零星随笔，结集为《旧时风物》。
年轻时读书不求甚解，又懒得下苦功夫，因此读得最多的是古人的笔记，这种体裁的书读来不费力，信手拈来，看上几页，拿得起，放得下，于是从唐宋到民国时期的笔记读了不少，兼及史料、读书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当然，笔记这种东西是不大靠得住的，比不得正经正史，文章旁引，亦仅能作为参考。原因就是作笔记的人难免融入了个人的观点，同时也囿于知识的局限，所以是不可都当信史看的。古人的笔记大多是用文言写成的，可长可短，不受字数的限制，言简意赅，读来有种文学的享受。但是也有些遗憾，那就是过于精练，一事情很难原原本本说清楚，总有些言犹未尽之感。尤其对“士人”圈子外的读者来说，或多或少有些不大清楚的地方，文中提及的张三、李四和王二麻子也颇感陌生，倒是现代文体可以顺畅地解决这些问题。也许是受笔记影响较大，于是总想以一种新笔记体记录些旧事。
中国文人是含蓄的，因此旧时笔记大多不融入个人的情感，臧否评说，春秋笔法大多尽在字里行间，可能现代文体就不免会有更多的直白与流露。此外，写得高兴，也会东拉西扯，不似论说文章那样严谨有序。书中除《北京剧场的历史记忆》一篇是发表在《光明日报》的讲座录音之外，其他都是近两年写的一些小文，关乎旧文化与旧时的人和事，有些甚至是约稿者的命题之作，仅可看作是一种现代文体的杂俎笔记，《旧时风物》中所收录的大体就是这类东西。
一叶小舟，恐怕难以载得动许多旧时风物，聊作读者消遣罢。
2009年暮春谨记于彀外书屋
作者: 大力 时间: 2015-1-13 21:29
好，有味道。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3 21:31
旧时风物
辑一
月华秋水夜闻歌——文人与戏 1
莼鲈盐豉的诱惑——文人与吃 4
儒林杏林亦相通——文人与医药 7
博物君子今何在——文人与收藏 10
辑二
书斋案头的精致——说文房 13
润墨濡毫是砚田——说砚 16
天工人作两相得——说印章 18
温馨的彩笺 21
尺书鲤素的落寞——有感于书牍时代的消逝 22
椟中万象 24
从手帕到Napkin 26
徐来小清风——说扇 27
辑三
常忆庭花次第开 30
春在闲情雅趣中 32
厂甸旧事 35
消失的香蜡铺 36
辑四
北京剧场的历史记忆 37
圆明园被焚烧劫掠之后 48
万牲园往事 49
凌霄花下 49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9年7月
作者: 玉友团团长 时间: 2015-1-13 21:36
熊原来是作家呀
膜拜膜拜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3 21:39
玉友团团长 发表于 2015-1-13 21:36 
熊原来是作家呀
膜拜膜拜
不是作家，是业余转帖者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3 21:46
本帖最后由 花斑熊 于 2015-1-13 21:47 编辑
赵珩：旧京风尚玩家
发布时间：2009年11月09日 17时17分
文 刘思瑶 摄影 王甜
还原一个时代的物和风
继《老饕漫笔》、《彀外谭屑》之后，这本《旧时风物》延续了淡雅的黄色封皮，而书名则由刘宗翰先生题写。“所谓‘旧时风物’，‘物’是反映‘风’的，从这些物和对物的利用，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好尚。”赵珩讲到，因为生活经历的特殊，他本人除完成了体制内教育，还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游离在体制外的，“《古文观止》我可以全部背诵下来。”而家庭背景的特殊，又让赵珩对曾经的旧时代有着更多接触和感受，“从五六岁到十来岁，很多老的文化人甚至官僚我都见过——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我见到他时他已经70多岁；现在甭说我这个年龄，就是80岁的老人也不见得见过。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忘年交，朱家溍、王世襄、黄苗子，比我大三十几岁，我今年61，其实生活经历可以往前推20年。”
正是这样的教育背景以及人生经历，让赵珩得以诠释出那个已逝的时代；而他乐天知命的性格，又决定了他更关注旧时人的社会生活：“一个人一天24 小时，除去睡觉和工作，比如做知府、县官，剩下的闲暇时间他们如何度过？是喝酒还是做诗，或者玩儿，那玩什么了？”
赵珩喜欢读旧时的笔记闲书，书里没有攻城略地政治改革，但却从侧面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生活状态，某些一鳞半爪，也能成为历史旁证。“比如我们考证一个建筑物，正经正史中没有详细记载，只知道是始建于唐代，到宋时也有记载，元代突然就没有了，而明代又有记载了，那到底元代有没有这个建筑物呢？可能在某个元人笔记里，记录了他某天去游玩时那个建筑物是什么样的，这就佐证了它的存在。”
关注这些已消逝了的生活状态，对赵珩来讲不仅是一种爱好，也是一种态度：“我们力图去还原旧时的场景和生活，让自己静下来。”而现在大部分人对旧时生活的了解，只源于电视剧，但其中的常识却错漏百出。“举个简单的例子，甭管是王府还是官僚的府上也好，门上挂一块匾，写着张府、刘府，这在中国历朝历代是没有的。中国人是很含蓄的，王府都不挂匾，更不用说普通官吏。为了送信的方便，也许会在门前挂个小牌子‘刘寓、刘宅’。电视里说‘明儿把这东西送我府上’，这也是从来没有的说法，只有说对方才会说去你府上，而讲到自己时，我们会讲‘敝宅、寒舍’。上至官僚下至普通百姓，没有‘本府、本少爷、本姑娘’的自称，那是为人所不齿的。”
平民生活，贵族精神
在书房中，赵珩为我们随意拿出一个菜单，规整的小楷写在红色撒金折页上，老早听说过他对吃的研究，与王世襄、朱家、周绍良等人的忘年交，但都不如眼前这一个小小的菜单，让人感受到他的热爱生活。“这就是请朋友来吃饭时写的一个菜谱，有的朋友吃完会要走。其实生活的情趣就在这些小事物中，这个折子才4元钱一张，买上20元钱的且用呢！”赵珩说，其实贵族的对立面不是平民，平民老百姓也可以做精神贵族。
相较于知识的渊博，这种对生活的热爱更让人叹奇。当年他曾在内蒙兵团呆了两年，既没有战天斗地扎根边疆的红心，也没有黑心，“就是觉得没法子，那就过一天算一天，顺其自然。” 1969年秋的某天，不满20岁的他在乌兰布和，一个人骑马去另外一个兵团解决问题，事情完毕已经黄昏，到食堂买了冰凉的白水熬西葫芦和三个馒头，在一个破土坯房子里，就着凉西葫芦啃馒头。吃完一个馒头，他突然想起那天是中秋节。“于是我就去了团部的小卖部，里边包括碱面肥皂一共二十种商品。跟人说了很多好话，买了半斤白糖，回到我那土坯房子油灯下，把馒头的芯掏出来吃了，用那半斤白糖夹在两个馒头中间，趁着还比较松压扁成饼子，周围捏上棱角，变成两个白糖馅的馒头月饼。”
就这样，穿着破棉袄的赵珩，兜里揣着两个馒头月饼，独自骑马到沙漠和草原的接壤处。“月亮升起来时，整个乌兰布和沙漠万籁无声。天非常低，月亮离我非常近，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美的月色。那天晚上也许我想了许多，也许什么都没想，我感到一种从没有的开阔，也感到从来没有的茫然。我觉得我在拥抱着自然，自然也在拥抱着我。就那么过了一个中秋节，简直美极了，细嚼慢咽吃了那两个馒头月饼。”
赵珩反复强调，在任何条件下他都会热爱生活，“当年的月亮，后来我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再没见过那么漂亮的。”也许这就是旧时士人生活的真味：无论外在如何，内里的情怀，永远都在寻找发现生活的美。
(, 下载次数: 13)
《旧时风物》，赵珩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7月版，39元
赵珩的乙酉新正宴客食单
冷菜围碟十四件：清酱羊肉、什香素菜、如意金钩、酱制子鸡、千里炒酱、姜汁松花、广东香肠、南京小肚、家乡咸肉、蜜汁叉烧、甜酸圆菜、四川泡菜、菜心、凯撒沙拉
热菜十件：火爆鱿鱼、维扬狮头、奶油杂拌、八宝鸭子、米粉蒸肉、干烧鲈鱼、蜜汁火方、糟溜鱼片、大烤羊腿、干炸响铃、什锦一品锅
点心三道：意式小包、上海春卷、虾仁炒面
甜品两件：八宝饭、核桃酪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3 21:54
月华秋水夜闻歌 —— 文人与戏
元代杂剧的兴盛，大抵是基于散曲形式的繁荣。历来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元杂剧的创作与文人的参与，是因为元代在相当一段时期中废除科举，使文人失去了仕进的机会而怡情于杂剧的创作。其实这种说法也有其片面性，并不能反映出元代文人的整体状况，金元诗词也并没有因散曲形式的出现而沉寂，只是到了元代，散曲、杂剧才以一种新的形式生面别开。正如王国维所说，“优足以当一代之文学”。戏剧将历史与文学以更加直观的形式向平民阶层呈现，成为 “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同时也是文人将自己的思想、性灵和情感融入其中的自我表达。关汉卿、王实甫、白朴、纪君祥、马致远等人的戏曲创作被后人赋予那么多现实意义、反抗精神和人民性，等等，恐怕也是他们在创作之际始料未及的。
明清传奇应该说更多地渗入了文人的唯美主义追求，传奇作者的文化层次与社会地位也较之元代更为复杂。明代从未阻塞过文人通过科举晋身仕途的道路，传奇也照样日渐繁荣，文人的参与比元代更为广泛。
除了戏曲文学之外，在音律和声腔方面也有了更多的介入，尤其是十六世纪以来昆腔的形成，使得传奇在戏曲舞台上有了更为完美的表现。应该说，明中叶以来的戏曲即有雅与俗之分，并不是到乾隆时期花部兴起和雅部衰落才出现的这种分野。杂剧和传奇中的相当一部分是表现历史故事和市民生活的，唐宋以来的历史小说和话本成了戏曲创作的重要源泉，这一类戏曲为更多的市民阶层所接受，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高台教化”。老百姓将戏曲故事看成是生活和历史的再现。清代焦循在《花部农谭》中就记述了当时一般百姓观剧后能对剧情热烈讨论，十天半月还议论不休的情景，而他们在评判身边事情的时候，往往也引用戏中的人物和事例作为依据。
另一类戏曲则是文人精神境界和艺术修养的自我表达，细腻的打磨，精心的建构，使一部戏曲创作成为深邃典雅的艺术精品，再加上昆腔韵律和节奏，成为更加文人化的作品。尽管如此，这两种不完全相同的审美标准也有其相通之处。昆曲的三大传奇——汤显祖的《牡丹亭》、洪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都是久演不衰的剧目。乾隆中叶以前，所谓 “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戏曲家喻户晓，在市井闾巷中传唱不衰，也正是这种相通的体现。中国文人与戏曲有着极深的渊源，明代中叶以后，官僚士大夫之家多蓄养戏班，顾曲、度曲乃至进行传奇创作和晓习音律已成为士大夫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即使不是专业的戏曲作家，也会有几部传奇作品传世。如明末清初的阮大铖、吴伟业，其作品《春灯谜》、《燕子笺》、
《秣陵春》也都成为传世之作。清代文学家李调元更是戏曲爱好者，不但著有《曲话》、《剧话》，还自置小梨园一部，自己教习，每逢出游或宴客，必以小梨园演出为乐。李调元是四川人，他将昆腔带入川中，与川音结合，形成了今天的川昆。同治时期的两江总督吴棠也精通音律，尤擅昆曲，除了创建舒颐班，享誉大江南北之外，更是时常与幕友吹笛度曲。像 这样的文人士大夫钟情于戏曲的例子，在清末民初是极为普遍的，这里还 不包括像李渔这样专门从事戏曲创作与研究的专家。
雅部正声的消歇与花部乱弹的兴起并没有使文人对戏曲的钟情热度降低，嘉道以后逐渐形成、同光时期日臻鼎盛的京戏，虽然在戏曲文学上远远逊于昆曲，但在声腔与流派上却又成为文人喜爱戏曲的另一审美标准。
从戏曲的三个元素来说，京戏所欠缺的，正是它的戏曲文学部分，只是剩下舞台表演和声腔艺术。旧时有相当一部分京剧没有完善的文学脚本，只有总讲和锣经，教习方式是口传心授，使京剧的文学性相比传奇大打折扣。对于同光以来直至民国时期舞台上演的京剧，欣赏者更多地着眼于声腔艺术和流派的表现，很少有人从剧情和戏文方面进行赏析。
清代伊始，曾明确规定禁止士人与梨园界往来，清中叶以前甚至禁止旗人去戏院观剧，但明代以来形成的官宦人家蓄养戏班和热衷戏曲之风，在有清一代却从未减弱。嘉道以后这样的政令形同虚设，从王宫贵胄到士林官场，文人沉湎于粉墨筝琶几乎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文人的参与已经不仅满足于戏园观剧，而且深入到修辞打本、清歌度曲、临场玩票、集评撰著等各个方面，以文人的功底和修养，很快能达到专业水平。
民国以后，“文采风流今尚存” 的天皇贵胄像涛贝勒（溥仪的七叔载涛）和侗五爷（红豆馆主溥侗）等人，都可谓一代戏曲名家，即使是戏曲专业的名演员，也常常程门立雪向他们问艺，可见他们对戏曲艺术的造诣之深。于是，我们在赞誉“四大名旦”的艺术成就时，固然应该看到他们的勤奋刻苦，但也不能忽略他们身边文人的作用。梅兰芳周围的文化人最多，如李释勘、齐如山、冯耿光诸位，对他艺术上的提高具有很大的影响；再如荀慧生身边的陈墨香、程砚秋身边的罗瘿公等，都曾在他们的艺术道路上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在剧评家中也有徐凌霄、张聊公、汪侠公、徐慕云这样的人士，他们都可以说是真正懂戏而又有一定文化修养的行家。
我的祖父赵叔彦先生（名世泽，号拙存），自 1929年卸任在北京做寓公以来，大体上只热衷于两件事，一是书画鉴藏，二是戏曲编撰。我至今仍藏有他创作和改编的剧本十余种，以及许多昆曲的工尺谱，都是用蝇头小楷缮写的线装八行笺。大概是他不满意皮黄俚俗的缘故，也或因遗憾传奇不能以京剧形式演出，于是就想出了个变通的办法，将许多传奇本子加工改变成皮黄戏（京剧）。他的这种想法恐怕也过于天真，并不能适应当时的市场效应。改编过的传奇仍然文辞太过典雅，脱离不了文人戏曲的窠臼，所以这些工作只能作为他身处沦陷时期北京城的消遣，真正搬上舞台的只有一出改编李渔《玉搔头》的《凤双栖》，四十年代中由张君秋演过几次而已。
“新文化运动” 对京剧的冲击和影响应该说是很小的，我想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戏曲所面向的是市民阶层的娱乐市场，而“新文化运动”的思潮还仅局限于文化与知识界。无论是清末上海潘月樵、夏月润、夏月珊兄弟排演的时装新戏，还是后来梅兰芳、尚小云编演的《一缕麻》、《邓霞姑》、《摩登伽女》等，对于京剧的发展来说，只能算是昙花一现，没有产生过什么重大的影响。在京剧近现代发展脉络当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演员个人的才艺和流派渊源。戏曲的内容和文学形式已经降低到次要地位，这也是我们在撰写戏曲发展史时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从金院本、元杂剧到明清传奇，可以很顺畅地述其文学脉络，但到同光以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只有演员和流派了。
胡适、钱玄同和鲁迅的文学观点虽然迥异，但他们对传统戏曲的抨击却大体一致，在文化人中，他们几位对旧戏都没有兴趣。尽管如此，“新文化运动”的前后，却正是京剧处于鼎盛时期的年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京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当时并没有脱离整个社会的主流美学趣味，市民阶层不消说，文人对于戏曲的热情也丝毫没有因“新文化运动”而削弱。
自清代光绪末年以来，剧场已经有了现代照明设备，加上宵禁制度的弛废，夜戏、堂会不夜于京城，津沪两地更是繁华踵至，于是看戏（北京旧称听戏）成为各个阶层最重要的娱乐活动。那时的夜戏大约起于晚上六时，直到午夜方才散戏，演出剧目可达七八出之多，堂会戏更有开始于中午，直到半夜方散的现象。从清末民国以来直至五六十年代的许多文化人日记中，几乎都能找到在戏院看戏的记录。我曾刻意浏览过这些记录，发现看戏已不局限于社会科学界的近代学人，也有许多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参与其中，除了记述观剧之事，还有不少对戏曲和演员的评论。
曾经有人说，旧时的教授在工作之余有三大嗜好，那就是逛书摊、吃小馆儿和看京戏。那时除了城内的大学外，西郊燕京和清华的教授们只能在周末才有这样的机会。大抵是在周六中午进城，去琉璃厂、隆福寺或东安市场的各类书店看书买书，晚上在城内小馆儿吃个晚饭，再到吉祥、广和、中和或开明看场戏。散戏后，在城内有寓所的则可住下，没有寓所的就借宿在亲友家。正因为这种交通的不便，燕京、清华在城内都设有几处招待所，以备散戏后不能返回学校的教授们留宿。东城骑河楼西口路北有一处院落，就是清华的招待所，我小时常去玩，那里就是专门为清华教授周末进城看戏而准备的。
前几年，写过《张家旧事》、《最后的闺秀》的张允和先生曾在语文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昆曲日记》，当时只印了一千册，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这是一本体裁很特别的书，与其说是日记，不如说是一部记录北京昆曲研习社历史的书。
北京昆曲研习社成立于 1956年，是俞平伯先生与几位致力于昆曲研究的同好发起的，但在两度兴废的几十年间，真正主持社务活动的却是几位出身名门的家庭妇女，如张允和、周铨庵、袁敏宣、许宝等。她们以传承昆曲艺术为己任，潜心研究，践习氍毹，交流曲人，薪火相传，在昆曲发展的历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昆曲日记》附有“曲人名录”，收录了现代昆曲爱好者与昆曲研习社交谊深厚的专业前辈、演员近二百人。我发现在这二百来人中，除了部分专业人士外，占大多数的则是许多大家熟悉的文化界长者。因为家庭及其他方面的关系，直至在后来的工作中，我对他们都是十分熟悉的。例如傅惜华、张伯驹、郑振铎、俞平伯、华粹深、叶仰曦、许宝驹昆仲姊妹、叶圣陶及至善至美父子、徐凌云、唐兰、谭其骧、吴晓铃、胡厚宣、吴世昌、倪征、张谷若、朱德熙、周有光、朱家、吴小如，等等，都名列其间。虽然他们各有不同的学术领域，如文学、史学、考古、法律、语言文字，都可谓一界之泰斗，但对昆曲却都有着很深的修养，且热衷于昆曲的传习活动。我至今仍记得 1959年在文联礼堂（即今商务印书馆）多次观看他们彩排和演出的旧事。彼时十一二岁的我刚刚开始看昆曲，只是记得礼堂内很热闹，演出前大家彼此寒暄，好像整个礼堂的人相互都认识。几次前往，看了他们演出的《闹学》、《惊梦》、《痴梦》、《絮阁》、《寄柬》、《小宴》、《受吐》……虽然那时还看不大懂，但却等于受了昆曲的初级教育，后来又陆续看了许多昆腔剧目，培养了一生对昆曲的爱好。
我一直很留恋那些在剧场看戏的夜晚，从五十年代中到六十年代初是一个阶段，从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又是一个阶段，可以说是我看戏最多的两个时期，几乎每周有两三个晚上在剧场度过。且不言京剧、昆曲、川剧等戏曲形式和内容，就是回忆起那时在剧场里遇到的文化界、知识界泰斗级人物，就可以开列出一张百十人的名单。五十年代中期，我就看到不少大学的教授在东安市场的丹桂商场中逛春明、中原这样的外文书铺，几经挑选，拎上一捆洋文书去五芳斋或吉士林吃饭，最后再到吉祥听戏，可惜时过境迁，他们已经成为古人了。
那时很少有私人汽车，每当散戏后，观众或骑自行车，或乘公共汽车归去。我是骑车的，路过几路电汽车站，总能看到几位我非常景仰的老先生在车站候车，虽年逾七旬或已耄耋，却尚无倦意。像七八十年代就见过俞平伯、吴晓铃先生等。而如我非常熟悉的朱家、周绍良诸位，彼时还算不上是老人呢，有时见到向他们问好交谈几句，翻身骑上车穿行而去。斯时正是星光寥落，月华秋水，静静的街道不闻人声，而方才的弦板笙歌却依然回荡于耳际。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3 21:57
每篇都有比较珍贵的老照片资料，但大部分都是黑白的。 刚才用肾六试了试，照不好，照出来全是乌漆墨黑一大片。 我争取找图，但这本书连文档版本都不好淘换，更何况插图。 这几天再试试，把彩图都照下来，黑白的争取也照出来。
作者: 将计就计 时间: 2015-1-13 22:49
坐等，细细品读
作者: 夏三月 时间: 2015-1-13 23:37
你的书？前面写的挺和我心意，想买一本，细读。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3 23:40
夏三月 发表于 2015-1-13 23:37
你的书？前面写的挺和我心意，想买一本，细读。
我买的书，话说我体型不如赵老头儿丰满，但年纪没那么大，还水灵着呢。
作者: 夏三月 时间: 2015-1-13 23:43
花斑熊 发表于 2015-1-13 23:40
我买的书，话说我体型不如赵老头儿丰满，但年纪没那么大，还水灵着呢。
呵呵，不好意思呀，熊大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4 00:00
夏三月 发表于 2015-1-13 23:43
呵呵，不好意思呀，熊大
再说真要推销自己的书，应该注册个小号什么的，再争取上个淘宝、京东的新书榜才是正途。 呵呵呵~~~~
赵家也算世代簪缨，先祖赵尔巽是《清史稿》编者，叔祖赵尔丰是武昌起义时被杀的四川总督，父亲在建国后编辑二十四史，主要是为太祖编辑各种史书，所以连文革抄家之类的事都没被波及，上山下乡开始后，赵珩先生去预备下乡的地方考察，还吃了一路美食（那时尚有建国前在各地大饭店掌勺的师傅，回乡后在国营小饭店补差），也算富家贵公子。 曹丕说一世长者知居处，三世长者知服食。 就是一辈子人当官的，能粗通居所的享受，三辈子当官的才会讲究美食靓服的品格，凑巧，人家前三代都是高官贵职，有足够的生活经验。
作者: 新疆的猫 时间: 2015-1-14 02:10
我还是先去看《老饕漫笔》，从最低层次的需求开始满足。
作者: mickhu123 时间: 2015-1-14 09:04
他们家关外就投了鞑子了，老牌的汉奸，为人处世当然有家训。
作者: hty11 时间: 2015-1-14 10:15
好。
作者: 绿茶 时间: 2015-1-14 14:19
玩的雅致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4 15:26
mickhu123 发表于 2015-1-14 09:04
他们家关外就投了鞑子了，老牌的汉奸，为人处世当然有家训。
对，他们算 “从龙入关 ” 的包衣奴才。 现在按正能量说法，满汉本是一家，关外也是明领土，这算民族内部矛盾，袁督师被京城百姓切成刺身吃了也算意外身亡。 我朝活得一手好稀泥。
由此能看见一个家族的远虑：从明末到清末，北洋、民国、日伪、建国，每一代都完好无缺，甚至能抱住毛太祖大粗腿，当翰林编修，要单以一个家族论，是很成功的明哲保身。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4 15:27
新疆的猫 发表于 2015-1-14 02:10
我还是先去看《老饕漫笔》，从最低层次的需求开始满足。
老饕漫笔和老饕续笔，前一本说的比较早，后一本可以当现在的吃货指南。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4 15:48
本帖最后由 花斑熊 于 2015-1-14 15:59 编辑
莼鲈盐豉的诱惑——文人与吃
常常有人出题，让我写一点关于中国文人与吃的文字，我想这个题目着实难写。首先是中国文人的概念本身就很难界定，文人或文化人历来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文化程度和出身的划分，又有着入仕与不仕、富贵与贫贱、得意与失意的不同境遇。尤其是隋以后的一千多年以来，科举为读书人提供了平等竞争、晋身仕途的机会，文人这一社会群体就变得更为复杂和多样了。其次是口腹之欲人皆有之，文人也是人，焉能例外。我一向认为，文人的口腹之欲没有什么特别的，几乎与普通人别无二致，荤素浓淡，各有所钟，咸酸甜辣，各有所适；至于那些做了大官，掌了大权，穷奢极欲，暴殄天物的恶吃，是历来为人所不齿的。
饮食之道，说来也极为简单，正如《礼记》“人饥而食，渴而饮”那样直白。但是如何食，如何饮，往往又反映了不同的思想和情操。
“君子远庖厨” 和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历来有着很多不同的解释，甚至成为批判的对象。在三十年前的荒诞年代，曾说“君子远庖厨”是看不起炊事工作，“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是追求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现在看来很可笑，可那确是事实。也有人说，“君子远庖厨” 是说君子不要沉湎于对饮食的欲望和追求。其实，“君子远庖厨”的意思是说君子最好不要看到肢解牲畜那血淋淋的景象，也就是类似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 的一种回避，大抵不视则不思，不思也就食之安心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应该是指对饮食的恭敬，对生活的认真，对完美的追求，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并不冲突。
说到文人与吃，我们不妨这样认为，文人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融洽，天地相合，才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于是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中国的文人对饮食是认真的，远的不说，北宋的苏东坡和南宋的陆游就是两位大美食家，苏东坡自称老饕，有《老饕赋》、《菜羹赋》这样的名篇，且能身体力行，躬身厨下，于是后来民间就杜撰出什么“东坡肉”之类的菜肴。陆游更是一位精通烹饪的诗人，在他的诗词中，咏叹美味佳肴的就有上百首之多。无论身在吴下还是蜀中，他都能发现许多美食，不但能在厨下操作，就是采买，也要亲自选购，“东门买彘骨，醢酱点橙薤；蒸鸡最知名，美不数鱼鳖”。又如 “霜余蔬甲淡中甜，春近录苗嫩不蔹；采掇归来便堪煮，半铢盐酪不须添”。“彘骨” 就是猪排骨，从陆游这两首诗中，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山珍海味，不过是排骨、鸡和春秋两季的时蔬而已，正说明了和普通人一样，文人也过着平常与恬淡的生活，却无不渗透着对生活的挚爱。
清代的大文人朱彝尊和袁枚也都不愧为美食家，之所以称之为美食家，并非仅指他们好吃、懂吃，做到这两点并不难，大抵多数人都能达到。朱、袁两位难得的是在多种著述之外，还为我们留下了《食宪鸿秘》与《随园食单》两部书，其中不但记载了许多令人垂涎的菜肴，还有相当大的篇幅记录了菜肴的技法、佐料的应用和饮食的规制。清代戏剧家李渔也是一位美食家，他最偏爱笋，认为是菜中第一品，主张 “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若伴以他物，则食笋的真趣皆无。《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是山东人，一生最爱的是 “凉拌绿豆芽” 和 “五香豆腐干”，曾撰有《煎饼赋》和《饮食章》，他最钟情的也不过是最普通的食品。
清代也有许多文人兼官僚的家中能创造出脍炙人口的特色菜，像山东巡抚丁宝桢家的 “宫保鸡丁”，扬州、惠州知府伊秉绶家的 “伊府面” ，清末潘炳年家的 “潘鱼”，吴闺生家的 “吴鱼片”，乃至后来谭宗浚、谭瑑青父子创出的 “谭家菜”，等等，我想大抵是他们的家厨所制，与其本人不见得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文人对于饮食除了烹饪技法、食材搭配、佐料应用、滋味浓淡的要求之外，可能还有一种意境上的追求，比如节令物候，饮馔环境以及文化氛围等。春夏秋冬、风霜雪雨都成为与饮食交融的条件，春季赏花，夏日听雨，重阳登高，隆冬踏雪，佐以当令的饮宴雅集，又会是一种别样情趣的氤氲，这种别样的情趣会长久地浸润在记忆里，弥漫在饮食中，于是才使饮食熏染了浓浓的文化色彩，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眷恋。白居易曾企盼着“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那样一种意境的享受；当代作家柯灵也在写到家乡老酒时有过 “在黄昏后漫步到酒楼中去，喝半小樽甜甜的善酿，彼此海阔天空地谈着不经世故的闲话，带了薄醉，踏着悄无人声的一街凉月归去” 的渲染。尽管相隔千年，世殊事异，但那种缱绻之情，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记得读过钱玄同先生一些关于什刹海的文字，所写好像是1919年前后什刹海北岸的会贤堂，乘着雨后的阴凉，听着蛙鸣蝉唱，剥着湖中的莲藕，悠然地俯视那一堤垂柳、一畦塘荷，是何等闲适。我想那大约是在会贤堂午餐后的小憩。深秋时分的赏菊食蟹，是文人雅集最好的时令，有菊、有蟹、有酒、有诗，又是何等的惬意。寒冬腊尽围炉炙肉、踏雪寻梅则又是一种气氛，凡是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会对这两次饮宴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曹雪芹能如此生动地描绘其场景，自然来源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应该说曹雪芹也是位美食家，否则，《红楼梦》中俯拾即是的饮食场面不会如此之贴切和生动。
文人对饮食的钟爱丝毫不因其文学观点和立场而异。正如林语堂所说“吃什么与不吃什么，这完全取决于人们的偏见”。鲁迅对某些事务的认识是有些褊狭的，例如对中医和京剧的态度，但他在饮食方面却还是能较为宽泛地接受。在他的日记中，仅记在北京就餐的餐馆就达六十五家之多，其中还包括了好几家西餐厅和日本料理店。大概鲁迅是不吃羊肉的，我在六十五家餐馆中居然没有发现一家清真馆子。周作人也有许多关于饮食的文字，近年由钟叔河先生辑成《知堂谈吃》。周作人虽与鲁迅在文学观点和生活经历上有所不同，但对待中医、京剧的态度乃至口味方面却极其相似，如出一辙，而对待绍兴特色的饮撰，有比鲁迅更难以割舍的眷爱。至于梁实秋就不同了，《雅舍谈吃》所涉及的饮食范围很宽泛，直到晚年，他还怀念着北京的豆汁儿和小吃，我想这些东西周氏昆仲大抵是不会欣赏的。
文人与吃的神秘色彩则是炒作者赋予的，尤其是餐饮商家，似乎一经文人点评题咏立刻身价倍增。于右任先生是陕西三原人，幼时口味总会有些黄土高坡的味道，倒是后来走遍大江南北，才能不拘一格。于右任先生豪爽热情，从不拒人千里之外，所以不少商家求其题字，从西安的 “陈记黄桂稠酒” 题到苏州木渎的 “石家饭店”，直至台湾的许多餐馆，都有他老人家客居时所留下的墨宝。张大千先生也算一位美食家，家厨都是经过他的提调和排练，才能技艺精致，创出如“大千鱼”、“大千鸡”这样的美味。我曾去过他在台北至善路的“摩耶精舍”，园中有一烤肉亭，亭中有一很大的烤肉炙子，一侧的架子上还有许多盛佐料的坛坛罐罐，上面贴着红纸条，写着佐料名称。台北人口稠密，寸土寸金，比不了他在巴西的 “八德园”，可以任意呼朋唤友来个barbecue，于是只能在园中置茅草小亭炙肉，以避免烟熏火燎的烦恼。张大千客居台湾期间也不时外出饮宴，据说在台北凡是他去过的饭店生意就会特别好，我想这大概就是名人效应吧。文人美食家除了是常人之外，更重要的首先是“馋人”，之后才能对饮食有深刻的理解、精辟的品评。汪曾祺先生是位多才多艺的文化人，对饮食有着很高的欣赏品位，其哲嗣汪朗也很会吃。我与他们父子两人在一起吃过多次饭，饭桌上也听到过汪曾祺先生对吃的见解，其实都是非常平实的道理。汪氏父子都写过关于饮食的书，讲的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确是知味之笔，十分精到。
王世襄先生是位能够操刀下厨的学者，关于他的烹调手艺，许多文章总爱提到他的 “海米烧大葱”，以讹传讹，其实真正吃过的并无几人，我因此事问过敦煌兄（王世襄先生的哲嗣），他哈哈大笑，说那是他家老爷子一时没辙了，现抓弄做的急就章，被外界炒得沸沸扬扬，成了他的拿手菜。先生晚年早已不再下厨，一应饮食都是敦煌说了算，做什么吃什么，我常在饭馆中碰到敦煌，用饭盒盛了几样菜买回去吃，我想他一定是不会很满意，只能将就了。每逢旧历年，总做几样家中小菜送过去，恐怕也不见得合他的胃口。
朱家溍先生和我谈吃最多，常常回忆旧时北京的西餐。有几家西餐馆我是没有赶上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当时西餐馆中做的一种 “鸡盒子”，这种东西我也听父亲多次提到，面盒是黄油起酥的，上面有个酥皮的盖儿，里面装上奶油鸡肉的芯儿，后来我也曾在一家餐馆吃过，做得并不好。朱家先生还向我讲起一件趣事，他在辅仁上学时与几个同学去吃西餐，饭后才发现大家都没有带钱，只好将随身的照相机押在柜上，回去取钱后再赎回来。当然，那时的朱先生还没有跨入 “文人” 的行列。
启功先生也不愧为 “馋人”，记得七十年代末，刚刚恢复了稿酬制度，彼时先生尚居住在小乘巷，每当中华书局几位同仁有拿了稿费的，必然大家小聚一次。我尚记得那时他们去得最多的馆子是交道口的 “康乐”、东四十条口的 “森隆”，稍后崇文门的马克西姆开业，启先生也用稿费请大家吃了一顿。那个时代还不像今天，北京城的餐馆能选择的也不过几十家而已。
上海很有一批好吃的文化人，他们经常举行小型的聚餐会，大家趁机见个面，聊聊天，当然满足口腹之欲也是必不可少的。如黄裳、周劭、杜宣、唐振常、邓云乡、何满子诸位都是其中成员。上海是有这方面传统的，自二三十年代以来，海上文人就多以聚餐形式约会，这也是一种类似雅集的活动。上海的饮食环境胜于北京，物种、食材也颇为新鲜和多样，不少久居上海的异乡人也被同化，我很熟悉的邓云乡先生、陈从周先生、金云臻先生都是早已上海化的异乡人。他们也都讲究饮食，家中的菜肴十分出色。我至今记得在陈从周先生家吃过的常州饼和邓云乡先生家的栗子鸡，那味道实在是令人难忘。
文人中也不尽是好吃的，不少人对饮食一道并无苛求，也不是那么讲究。张中行先生是河北人，偶在他的《禅外说禅》等书中提到的饮食多为北方特色。他曾到天津一位老友家中做客，吃到一些红烧肉、辣子鸡、香菇油菜之类的菜，以为十分鲜丽清雅，比北京馆子里做的好多了。1999年5月，我因开会住在西山大觉寺的玉兰院，恰逢季羡林先生住在四宜堂，早晨起来我陪老先生遛弯儿聊天，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这里的扬州点心很好吃。”其实，我对大觉寺茶苑中的厨艺水平十分了解，虽然那几日茶苑为他特意做了几样点心，但其手艺也实在不敢恭维。聊天中老先生与我谈起他的饮食观，他说一生之中什么都吃，没有什么特殊的偏爱，用他的话说是 “食无禁忌”，也不用那么听医生和营养学家的话。
居家过日子，平时吃的东西终究差不多，尤其是些家常饮食，最能撩起人的食欲。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冷，我到灯市口丰富胡同老舍故居去看望胡清先生（那时还没有成为纪念馆），聊了不久，即到吃饭时间，舒立为她端来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拨鱼儿，她慢慢挪到自己面前对我说：“我偏您啦！”（北京话的意思是说我吃了，不让您了）然后独自吃起来。那碗拨鱼儿透着葱花儿包锅和洒上香油的香味儿，真是很诱人，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食欲，嘴上却只好说 “别客气，您慢慢吃”，可实在是想来一碗，只是不好意思罢了。
文人与吃的关系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文人因美食而陶醉，而美食又在文人的笔下变得浪漫。中国人与法国人在很多方面都有相通之处，左拉和莫泊桑的作品中都有不少关于美食的描述，生动得让人垂涎。法兰西国家电视二台有个专题栏目叫做“美食与艺术”，它的专栏作家和编导就是颇具盛名的兰风（Lafon）。2004年，我曾接受过兰风的采访，谈的内容就是美食的文化与艺术，所不同的是，在法国只有艺术家这样一个群体，却没有 “文人” 这样一种概念。
“千里莼羹，末下盐豉”，是陆机对王武子夸赞东吴饮食的典故，虽然对 “千里” 还是 “干里”，“末下” 还是 “未下” 历来有着不同的看法，但莼羹之美，盐豉之需确为大家所公认，也许远没有描绘的那么美好，只是因为有了情趣的投入，才使许多普通的饮食和菜肴诗化为美味的艺术和永不消逝的梦。
作者: 齿刺 时间: 2015-1-14 15:56
话说好长时间没有精心读书了，老熊可否给我量身定做的推荐几本？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4 16:05
齿刺 发表于 2015-1-14 15:56
话说好长时间没有精心读书了，老熊可否给我量身定做的推荐几本？
《寒夜客来》 《肚大能容》 这两本是香港大学逯耀东教授作品，王世襄先生题字，南逯北赵，和赵珩先生并列为南北著名会吃文人。
《老饕漫笔》 《老饕续笔》 赵珩先生的饮食随笔，文字很好，建议多看看，起码到哪个馆子点菜不会被认为外行。
《一个人和新疆》 文艺少将周涛先生的口述历史，这人直白，有什么说什么，从随不得志的老爹由帝都移民新疆，到决定终老天山，这辈子过的，我觉着算是过瘾了。
《宋朝饭局》 考据专业户李开周的新书，虽然内容和以前有些重叠，但不失为一本上厕所开胃的好书。 宋代的菜，有的还留存至今，读起来令人唏嘘 —— 我们吃的不是饭，是近千年历史。
作者: victorian 时间: 2015-1-14 17:38
这篇儿B格高了,都是文人的玩意儿,咱玩不了那么雅的,玩点俗的好~龇牙~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4 20:06
victorian 发表于 2015-1-14 17:38
这篇儿B格高了,都是文人的玩意儿,咱玩不了那么雅的,玩点俗的好~龇牙~
姐，后面就有鬃人儿和毛猴，都不是太难搞到的。
作者: opyok 时间: 2015-1-14 21:41
哎，没办法咱算是把老祖宗留的一些好东西都丢完了，连吃都不会吃了。
作者: zxxlb 时间: 2015-1-15 16:55
现在看见字多就晕
作者: doomzbw 时间: 2015-1-15 17:52
熊胖，那几本书就没一个店能买齐的，晚上再回去TB淘淘去。想当年在内地最大的爱好就是逛旧书市，现在文化日益萧条，各种币嗝闪亮登场，再无旧时容貌了。至于深圳这地儿，荒漠啊。。。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5 18:26
doomzbw 发表于 2015-1-15 17:52
熊胖，那几本书就没一个店能买齐的，晚上再回去TB淘淘去。想当年在内地最大的爱好就是逛旧书市，现在文化日 ...
d兄，买不齐很正常，我也是零打碎敲，在淘宝、京东一本一本买的，好在现在网店都是超过三十几块就包邮，能稍微慰藉我苦逼的钱包。
深圳不成啦，小狠人胡书记到了广里，估计什么都不好搞，那小子狠啊，当年处理三鹿，要多狠有多狠。 不像我们天津县，越发展越退化，领导除了以权谋私，其余方面低能得让人无法忍受。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5 18:26
zxxlb 发表于 2015-1-15 16:55
现在看见字多就晕
您老人家没听过有声小说？ 那玩意儿挺好，下载几部，一回回听，挺好。
作者: 治玉人 时间: 2015-1-15 18:59
玩的有水平！！！！
作者: doomzbw 时间: 2015-1-15 19:25
花斑熊 发表于 2015-1-15 18:26
d兄，买不齐很正常，我也是零打碎敲，在淘宝、京东一本一本买的，好在现在网店都是超过三十几块就包 ...
嘘~~~虽然你皮厚肉糙，血厚防高，但是这样的话咱还是小心点好。龇牙。。。
作者: doomzbw 时间: 2015-1-15 19:26
花斑熊 发表于 2015-1-15 18:26
您老人家没听过有声小说？ 那玩意儿挺好，下载几部，一回回听，挺好。
找到部啥啥白洁的，听的那叫一个血脉喷张啊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5 19:45
doomzbw 发表于 2015-1-15 19:25
嘘~~~虽然你皮厚肉糙，血厚防高，但是这样的话咱还是小心点好。龇牙。。。
对对对，人家是下届那啥，不可造次。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5 19:45
doomzbw 发表于 2015-1-15 19:26
找到部啥啥白洁的，听的那叫一个血脉喷张啊
还有古典启蒙小说袁老师~~~~~ 都是好读物。
作者: 镜冉 时间: 2015-1-15 20:21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5 20:48
镜冉 发表于 2015-1-15 20:21
要求版主提供免费扫描版
好几百页，有图也大都是模模糊糊的黑白图，照出来一片黑。 没有那么大能耐，只能做文档版的。 %>_<%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5 21:01
本帖最后由 花斑熊 于 2015-1-15 21:05 编辑
说不尽的王世襄：文化玩家的世纪绝学
财人 | 记者 夯石（张琳）文 部分摄影 2014年05月05日 11:39
他的《明式家具珍赏》引发海内外对明式家具的三十年狂热追捧
故宫文物命途多舛的一段传奇历史，也与他的人生有着莫大关联
题记：没有王世襄，今人难识黄花梨。没有王世襄，明代家具掩尘埃。没有王世襄，故宫文物命途舛。没有王世襄，文化传承有余憾。将一生所学尽献于社会，将一生所“玩”尽藏于国家，将一生所悟尽融于所为，王世襄空着手走了，却又满载而归，归于历史、文化的深处……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王世襄先生，逝世5年之际，围绕他的新闻依然不断，评说、轶闻，更是层出屡现，足见其影响深远且具有辐射性，就像他的学问，广杂、厚博、精深，早已超越了一般范畴。2006年，笔者经文物鉴定大师史树青介绍，曾陪同一位资深藏家当面向王老请教有关追索故宫文物的情况，几年后又在电话中亲聆王老妙语教诲，至今以为殊幸。2009年11月21日，就在王老去世前一周，我还打过他家里的电话，不想已成空号……不久前，笔者偶然结识了一位朋友，其父原是北京硬木家具厂的老匠师，他向笔者讲述了王世襄先生与北京硬木家具厂的一段渊源。此后，我又采访了多位曾与王世襄先生有过交往或接触的文化界、收藏界朋友，并重温2006年6月30日对史树青先生的采访录音，遂整理成此篇，以纪念世襄先生。
王世襄先生
史树青：追索故宫文物，他是首功
2007年11月7日，著名学者、史学家、文物鉴定家史树青因心脏衰竭抢救无效，在阜外心血管医院去世，享年86岁。多年后聆听录音中史老幽默、睿智的话语，翻看一张张宛若昨天的照片，笔者不由得百感交集。史老和王世襄先生过从甚密，交谊甚笃。2006年，史老为我介绍王世襄先生的缘起是因为资深藏家郑先生有一件金丝楠木的书箱面板，不能确定来历，想请史老掌眼。
在魏公村史老家中，史树青先生轻抚这块金丝楠木制成、斑驳古旧的书箱面板说：“这是故宫出来的，‘一函，念四史’，写得很清楚，是放《二十四史》的第一口书箱，内装‘史记、前汉、后汉、三国、晋书’。东西，对，没问题。我给你介绍个人，王世襄先生。这方面，世襄老兄知情，当年追索故宫文物，他是首功。”
得知此藏品的收藏经历后，史老笑着说，现在老伴看得紧，要不这“漏”说不定就归他了。早在上中学时，史老就曾花两毛钱从旧货市场买得一张丘逢甲的画，该画早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1965年，越王勾践剑出土，史树青作为最年轻的专家同郭沫若、于省吾、商承祚等大师同聚荆州，释读、破解“天下第一剑”；从业60年，史树青鉴定文物达百万件，为国寻宝无数……临终前不久，他还在为国捡漏儿，却受到争议。为了这事，史老写了一首诗：“越王勾践破吴剑，鸟篆两行字错金。得自冷摊欲献宝，卞和到老是忠心。”
由于史老的引荐，我们很快见到王世襄先生。当时已92岁高龄的王老语气谦和，声音洪亮，全无耄耋之态，这位早已著作等身、被启功先生评价为“研物立志”的“京城第一玩家”依然在争分夺秒地写作、研究，因此我们的见面时间很短，但老先生的博学、朴素、平和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王世襄先生端详了一下我们拿来的“金丝楠木书箱面板”，肯定地说：“这件确凿无疑，是故宫流出的，散落在民间了。”
笔者曾领略过史树青先生的“快速鉴定法”，而王世襄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上手便足以定论。网名为“何苦34”的资深藏家曾对笔者讲过一个故事：“2006年春天，我的一位苏州朋友马先生带着一件竹笔筒专程来京，向精鉴竹刻闻名海内的王世襄老先生请教。这个竹笔筒，是他父亲八十多年前的珍藏，一面是‘薄底阳文’《寒山拾得泛舟渡海》，一面是沈筱庄署款微雕与竹刻主题相关的唐诗二首铭文。八十年来，此笔筒经海内名家赏鉴，因其有款，均以为是沈氏刻竹精品。可王老拿起马先生递过的笔筒开口就问：‘笔筒谁的？’‘沈筱庄的。’‘不对。’王老看了一眼笔筒立即回道。马先生心惊肉跳之余，忙说：‘上面有他的铭款——’王老把笔筒凑至眼前，细看了一会儿，说：‘沈筱庄的刀到不了这么高（的境界）。我看，这件笔筒上的《寒山拾得泛舟渡海》当是出自吴之璠之手。后面的铭文款字，应该是沈氏后刻。吴之璠刻过不止一件《寒山拾得泛舟渡海》笔筒，他的女婿朱文友和别人也都以此为蓝本刻过，但都达不到吴氏的水平，嘉庆至清末，‘薄地阳文’一派日渐式微，更没人能达到。沈筱庄的微雕，虽可称为绝技，却不可称之为绝艺，鲁迅先生在《随感录》中曾经批判过他们。 那天与王老分手后，马先生来电话跟我将事情经过娓娓细述了一遍，说：‘王老只用了8分钟，就将此件笔筒尘封八十年之久的作者之迹一语道破，将这件在沈筱庄名下客居八十年之久的笔筒重新回归到素有清代竹刻第一刀之称的吴之璠名下，真可谓是天才的发现！”
视追寻国宝为一生所做的最重要事情
这块经王世襄、史树青两位鉴定大师经手、掌眼的“金丝楠木书箱面板”，钩沉出故宫文物命途多舛的一段传奇历史，也与王世襄的人生有着莫大的关联——
1943年，王世襄辞别父亲，离开北平，到西南大后方去，开始了辗转求职的行程。从河南、陕西来到西南，行程一两个月，先到成都燕京大学分校，校长梅贻宝留他当中国文学助教。他不愿意，到了重庆。在故宫的办事处见到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马院长愿意为他提供一个秘书职位，他提出想要看文物，但战时不能看，他就不愿当这秘书。他又想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当时所长是傅斯年。梁思成作了引见，谁知傅斯年对他说：“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儿来。”值得庆幸的是，王世襄最终被梁思成选中，到中国营造学社任助理研究员，王世襄的哥哥在清华大学与梁思成是同班同学，住同一个宿舍。营造学社是梁思成自美国留学归来后，由朱启钤创办、梁思成主持的古建筑研究机构。从此，王世襄开始研究古代建筑，和营造学社的同窗们一起进行野外调查。梁思成对王世襄未来的发展影响颇大：一是梁思成那种专注于事业的精神，使王世襄终身难忘，成为激励他奋发有为的动力；二是由于梁思成等人的举荐，王世襄在战后得以出任收复文物机构的要职，使他能投身国宝追寻工作，这被他视为自己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经王世襄、史树青两位大师鉴定的故宫文物
1945年10月，日本投降后，王世襄经马衡、梁思成的推荐，担任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在北京、天津清理、追还在战时被劫夺的文物，王世襄参与收回了6批文物，包括德人杨宁史青铜器、郭觯斋藏瓷、美军德士嘉定非法接受日人瓷器、朱启钤存素堂丝绣、溥仪存在天津张园保险柜文物和海关移交德孚洋行物品。1946年11月，“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在南京举办，会后召开清损会会议，决定派王世襄赴日交涉索还战时损失文物。与会的傅斯年又对王世襄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你去日本工作，追索文物应当和在平津区一样，要非常非常aggressive(有进取心)。”第二句是：“那年在重庆你来见我，我不知道你还能办事，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了。”王世襄晚年曾回忆说：“我受宠若惊，十分感激。但心中清醒，并未得意忘形。傅先生所谓留下我，是派我做一些办公室总务处的跑腿联系工作，而不是学术研究。他对燕京大学毕业人员不配进史语所的信念是根深蒂固、坚定不移的。我自恨缘悭，一生只听到傅先生讲过四句话。”
1946年12月-1947年2月，王世襄被派赴日本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交涉追还战时被日本劫夺的善本书等文物事宜。1946年12月到1947年2月，王世襄克服重重困难，把存放在东京上野公园的中央图书馆的107箱善本书，用汽车运到横滨码头，再用轮船运回上海，经郑振铎派员接收。最终使这批经过战火洗礼的国宝完璧归赵。王世襄从日本回国后，辞去了清损会的职务，回到故宫工作，1948年5月由故宫博物院指派，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奖金，赴美国、加拿大参观考察博物馆一年。期满后，拒绝了弗利尔美术馆、匹兹堡大学的聘请，1949年8月后在故宫博物院任古物馆科长及陈列部主任……然而，令王世襄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这一追索国宝的传奇经历竟为他带来了莫须有的罪名和连绵的祸端。
为保护藏品，“老运动员”邀红卫兵抄家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王世襄生前回忆：“我被送往东岳庙，名曰‘学习’，实为逼供，勒令交代盗宝问题。我因家庭出身不好，曾在洋学校读书、国民党教育部清损会工作、收回大量被敌伪劫夺文物，并接受美国财团奖学金出国考察一年等诸多问题，自然成了重点之重点。单独监禁一室，‘打虎英雄’却有十余人之多，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他们大声恐吓喊叫，用力拍打桌子，勒令交代问题。交代不出来则夜以继日，轮班逼供，名曰‘疲劳轰炸’。在东岳庙我被关押了四个月，然后又关到公安局看守所，上手铐脚镣。在那里我被关了十个月，得了肺病。他们把北京所有的古玩铺查遍了，没有找到我的问题，家里的东西全被抄走，也查明没有问题，后来才全部退还。我终于被放了，因为我确实清白无辜。”
王世襄先生
不久，王世襄接到文物局通知，被告知“已开除故宫公职，可去劳动局登记，自谋出路。”晚年，他这样写道：“因亘古以来，岂有为国家追回大量国宝文物，全心全意，严于律己，清白无辜，反受冤屈，被开除公职，天下岂有此理！”但他并未因此自弃：“大凡受极不公平待遇者，可能自寻短见，可能铤而走险，罪名同为‘自绝于人民’，故万万不可。我则与荃猷相濡以沫，共同决定坚守自珍……以期发现有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确之理解与承认。”
老舍之子、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舒乙回忆：上个世纪50年代，王世襄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好多算盘都是紫檀的。王世襄感到奇怪，怎么用这么好的木头做算盘呢？他偶然看见一家算盘作坊，正在把紫檀椅子腿做成算盘珠。“那时硬木家具还没有人识货，好多东西都流落到木工工厂去了。”王世襄从小贩手里、木器厂里，甚至一些大宅门里，把硬木家具收集起来。“他的好朋友陈梦家，也有这种爱好，两人不约而同地都在收藏这些家具。他们两个人各收集了几十个品种，比如圈椅、脸盆架、马扎、条案、方桌、柜子等。两个人比赛、逗闷子，经常拿东西给对方看，让对方猜猜花了多少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世襄耳闻目睹了京城红卫兵“破四旧”的“壮举”，知道自己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鸽哨、古籍善本，都属于“四旧”的范畴。于是，已经被政治运动摔打成“老运动员”的王世襄主动了选择“自我革命”，他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接管国家文物局的红卫兵前来“破四旧”和“抄家”。从国家文物局来的红卫兵都是单位的业务人员，抄家和搬运时都非常小心，并将其封存到了规定的地方，使这些宝贝躲过了一劫，王世襄也得以在“文革”之后收回了自己绝大多数的心爱之物。后来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以《畦边偶成》一诗铭志：“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
荣宏君2011年1月出版的《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一书可以为王世襄“文革”中主动邀红卫兵抄家、多年后宝物失而复得提供最好的佐证。据该书记载，两次抄家，王世襄失去的藏品，计文物2489件、字画拓帖1233件、图书资料8156本。王世襄为此四处奔波，从1973年到1986年，将自己的珍藏大部追回。从有关部门的“查抄文物图书处理通知单”看，文物退回2432件，字画退回1219幅，图书退回8100本，金银折价7030.93元退回……
1969年，已经55岁的王世襄与国家文物局系统的一部分干部和职工一道，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王世襄生前回忆说：“我的前大半生是很坎坷的。‘三反’运动中被拘留过，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到‘文革’中已是一个‘老运动员’。下放干校之前，我在国家文物局工作，住在四五二高地‘干打垒’的房子……”在这里，牧牛、放鸭、养猪、种菜、插秧……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也吃过。这时的他已经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村野农夫。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不仅没有压垮他，反而使困扰他近20年的肺病居然不治而愈，而且好玩的天性还使他在这里找到了新的乐趣，他很快成了养牲口的行家里手，一有闲暇，就跟当地老乡学采集野生菇，常漫山遍野采灵芝，挖兰花，还常常跑到干校所在地向阳湖边向渔翁求教打渔……直到1973年夏，王世襄才终于回到北京，他把工作的重点放到《髹饰录解说》的修订上面。王世襄认为一生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是前文所说的日本投降后为国家追回几千件国宝，第二件就是历经30年艰难坎坷写成《髹饰录解说》。《髹饰录》是中国现存唯一一本古代漆工专著，但全书文字简略晦涩，且类比失当，所以极难解读。过去此书唯一抄本远在日本，后经曾任北洋政府代总理的著名学者朱启钤先生刊刻印行。朱启钤知道王世襄有这方面的志趣，遂将此书交给他诠释解说。
俯身问学老匠师，与北京硬木家具厂的缘分
二十世纪后期，明清家具的艺术和商业价值都走向巅峰，这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王世襄先生两本专著的问世——《明式家具研究》与《明式家具珍赏》。1985年9月，王世襄编著的《明式家具珍赏》经香港三联书店、文物出版社联合出版，之后相继有英、美、法、德等九个版本问世，这部划时代的经典此后不断再版，引发了海内外对明式家具乃至（海南）黄花梨的三十年狂热追捧，并且这一势头还将持续下去。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王世襄不白之冤得到昭雪，成为国家文物局恢复职称评定后的第一批研究员。那时，他已年愈六旬。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王世襄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他“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的愿望。王世襄关于明式家具的研究，被学术界誉为是和郭沫若青铜器研究、沈从文古代服饰研究并列的现代三大社科研究成果之一。中国古典家具研究会副理事长、著名收藏家张德祥撰文回忆：“那会儿，王先生的《明式家具珍赏》刚出版，又重又厚，一本两百多块钱，当时没多少人买得起，国内也不好买，经常有人向王先生求购此书……”30年前花两百多块钱买一本书，的确很奢侈，而且国内也不好买。但王世襄究竟不是一个吝啬和算计的人，在他眼里，文化的传承比什么都重。后来大约是手头已无书可送，更可能的原因是珍视彼此的缘分，王世襄把《明式家具珍赏》一书的清样赠给了北京硬木家具厂，并题词——“赠给：北京市硬木家具厂，愿共同为发扬明代家具艺术传统、为国争光而努力！王世襄 一九八六年七月。”
王世襄赠给北京硬木家具厂的《明式家具珍赏》一书清样及题词
虽寥寥数语，却契合着时代精神——当年，各行各业为国争光的思想，也同样感染和支撑着王世襄。不久前，笔者偶遇吴先生，相谈甚欢，其父是北京硬木家具厂的老匠师，他向笔者展示了王老当年所赠《明式家具珍赏》一书的清样和题词……
北京硬木家具厂是在公私合营时，由鲁班馆的工匠和几十个小作坊合并而成的，是北方古家具的生产修复基地，现更名为“龙顺成”。当时北京硬木家具厂的货库，是北京最大的硬木家具库，库房里存有大量最优秀的古典木器家具，由于受到出口政策的限制，大量的明清古家具堆满了东库、西库和南库，一个库的面具就相当于两个篮球场，几千件家具层层叠叠堆得有三四米高，上至宫内御制紫檀器，下至民间巧活，应有尽有，种类之全、数量之大，堪比故宫。
张德祥与王世襄先生是几十年的忘年之交，两人的结缘也是因为北京硬木家具厂 。王世襄在《明式家具珍赏》一书中收录了25件来自北京硬木家具厂和北京木材厂的家具，这些都是张德祥发现并介绍给他的。每逢工人休息日，王世襄就和张德祥去厂房拍照。那时是初春，大家都还穿着棉袄，屋里没暖气，家具就放在背景纸上，如果想要挪动它们，就得脱鞋踩在很凉的背景纸上，“大家都劝王先生别去动家具了，但他非得自己搬！其他人都觉得摆好了，王先生还觉得不满意，生怕家具某个部件被遮挡了。”
王世襄所藏明式家具大多有些残损，而这往往使他能以较低的价格搜购到自己的心仪之物，他结交了好几位精通木工技艺的匠师，其中就有北京硬木家具厂的老师傅，能够帮助他将残损之器修整完好，时间长了连他自己也逐渐成为这方面的行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将所藏家具拆卸组装起来，这也正是他研究明式家具的一条途径——注重实物与匠师技艺相结合。朱家溍先生评价说：“世襄十分重视木工技法和保存在匠师口语中的名词、术语，因为这样的活材料是不可能在书本中找到的。他和鲁班馆的老师傅们交上了朋友，恭恭敬敬地向他们请教，面对着不同的家具，一个个部位，一桩桩造法，仔细询问，随手记在小本子上，回家再整理，不懂则再问再记，直到了了于心。”
收藏家具的历程堪称穷搜广集、不惮艰辛
作为世界明式家具最重要的收藏家之一，王世襄的收藏历程堪称穷搜广集、不惮艰辛，朱家溍先生在《两部我国前所未有的古代家具专著》书评中这样写道：“世襄在文物研究上一向把实物放在首位。1945年他从四川回到北京，便开始留意家具资料。1949年从美国回来，他更是一有时间便骑着车到处看家具，从著名的收藏家到一般的住户，从古玩铺、挂货屋到打鼓人的家，从鲁班馆木器店到晓市的旧木料摊，无不有他的足迹。他的自行车后装有一个能承重一二百斤的大货架子，架子上经常备有大小包袱、粗线绳、麻包片等，以便买到家具就捆在车上带回家。我曾不止一次遇到他车上带着小条案、闷户橱、椅子等家具。只要有两三天假日，他便去外县采访，国庆和春节他多半不在家，而是在京畿附近的通州、宝坻、涿县等地度过的。遇到值得研究或保存的家具，原主同意出售而又是他力所能及的，便买下来。买不到则请求准许拍照。”
有一次，王世襄到经营珠宝玉器商场青山居设在花市胡同的管理处串门，发现楼梯下有一具显得特别厚重的独板面心铁力五足大香几，因为其上随意摆放有一些保温瓶及茶壶茶碗等日常用具，甚至不慎洒出的开水都将香几烫花了，王世襄提出想购买这件铁力木香几，由于这件香几属于集体所有，该管理处几位负责人都表示不能擅自将其出售望。两年后的一天，王世襄忽然在地安门桥头曹书田开设的古玩铺里看到这件香几，经询问才得知原来青山居管理处撤销后，便将一些破旧家具交付给这里进行处理变卖，因是铁力木材质，王世襄以不高的价格买下，之后租用了一辆三轮车，他用两只手把稳香几的牙子，还将双脚也垫在香几的托泥下面，脚面被硌出两道深沟也未感觉疼痛。还有一次，王世襄经吴学荣介绍前往广渠门附近一位曾经从事古玩生意的人家中，购买一口明万历缠莲八宝纹彩金象描金紫漆大箱，当双方商定价格找来一辆三轮车装车后，王世襄才发现车上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处，于是只好徒步在后面推着车子回了家。马未都与王世襄早年相识也是因为明式家具，“王先生的家中拥挤不堪，名贵的黄花梨、紫檀家具到处都是，全在日常使用状态……黄花梨方桌购于通县，仅五元，舍不得运输费，自己一手扶车把，一手扶桌腿，将桌扣在背上，骑车运回家的，因此获‘穷王’美称。”
执著、长久地搜购明式家具给王世襄的居室增添了极大负担，他不得不将其中大件拆开叠摞起来，王世襄曾写道：“‘文革’后发还部分抄家家具。成对大柜，只能去掉顶柜，否则进不了屋。唐山大地震刚过，我索性卸下四扇柜门，柜子面对面放。柜膛横木和柜顶都架铺板，柜内睡人，柜顶堆书。太安全了，房子震塌了也压不着我，屋顶漏雨湿书，只能听之任之了。”从王世襄的诸多著述中都可见到一张他与当年睡觉所用两具大柜的合影，黄苗子先生题联曰：移门好就橱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横批为：斯是漏室。
这一窘况一直持续到1993年，那一年，上海博物馆翻修完工，辟有专门的古家具展厅，而展厅里却没有一件古家具可供展出。出生于上海的香港实业家庄贵仑和王世襄联系，想购买他所藏的明清家具，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王世襄提出，如果庄贵仑转手全部捐赠给上博，家具他一件不留，而且不讲价钱——只要够在北京购买一处居所就行。79件明代家具，王世襄只“卖”了100万美元，为当时市场行情的十分之一，按照约定，王世襄珍藏的一套4把明代紫檀大椅，只需拿出一把，他不愿拆散它们，一整套全部拿出。此外，他还多拿出一件黄花梨小交杌，凑成了完整的80件。庄贵仑也没有食言，这些文物日后成了上博的镇馆之宝，价值连城。王世襄称这是私人藏品的最好去处，“想永久保存，连皇帝都办不到，妄想者岂非是大傻瓜！”老一代音乐家王昆和王世襄是老友，因偶尔谈起古家具，她才知道王世襄的壮举，“我问了一声：为什么？世襄说，因为买主满足了我的条件…… 当时世襄谈这件事情的表情，仿佛是自己嫁出去了一个亲闺女，并且是 ‘陪嫁’丰盈金贵，从心里非常得意、非常轻松、非常荣耀。他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要获得了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了。”朱家溍先生认为经王世襄过目的明、清家具，“或整或残，数量当以万计”。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5 21:02
本帖最后由 花斑熊 于 2015-1-15 21:06 编辑
世纪玩家带走世纪绝学，徒留文化注脚
1945年，王世襄从重庆回京，送给袁荃猷的定情信物是一对内盛红豆的红木圆盒，镶嵌在盒盖上的火绘葫芦片，是他亲绘制的；在他的藏品中，还有一件普通的编织提筐，多年来他们夫妇二人用它买菜。不论王世襄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妻子袁荃猷始终是他的支持者，袁荃猷14岁师从汪孟舒学琴，后又经古琴国手管平湖先生亲授，琴艺更精。袁荃猷弹琴时，王世襄常伴左右，如此近60年，自称“琴奴”，直至2003年袁荃猷病故。此后，悲痛不已的王世襄将夫妻收藏的古琴、铜炉、佛像、家具、竹木雕刻、匏器等143件文物拍卖，成交额达6300余万元人民币。每每想起老伴，王老都会忍不住抚摸老伴留给他的一件宝贝——大树图。这是袁荃猷的一张刻纸作品，粗壮的树干，圆形的树冠，丈夫一生所爱的15项玩好，像果实般藏于树冠。这张装裱后的大树图就悬挂在客厅的墙上。
2009年11月28日9时25分，王世襄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玩即是学，学即是玩，这就是父亲的境界。”在追思会上，王敦煌这样评价父亲。舒乙评价王世襄“玩得精深，玩得讲究，成了‘玩文化’的大专家”，“恰恰是把自己少年、青年玩过的东西，到了老了就总结出来写成书。”。这位旷世未有的“文化玩家”留下了《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中国古代漆器》、《竹刻艺术》、《竹刻》、《明代鸽经清宫鸽谱》、《北京鸽哨》、《说葫芦》、《蟋蟀谱集成》、《锦灰堆》等几十部专著。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撰文评价其“家具、髹漆、竹刻三门，尤称绝学”，“王世襄先生除对那些已近于文物中‘显学’的书画、雕塑、金石、建筑诸方面有精深的研究和丰富的撰述外，尤致力于那些当时尚较少有人注意的领域，包括家具、乐器、漆器、匏器、刻竹、金石牙角雕刻、匠作则例等具有一定工艺性质的文物乃至介于文物与民俗之间的种种器物，如豢养鸽、鹰、犬、蟋蟀等的专用工具等，都有琳琅丰富的收藏和深入系统的研究，撰成多部专著，填补了这些方面的空白，在文物学家中独树一帜，成就卓越。”
1914年5月25日，王世襄在北京出生。他的伯祖王仁堪是清光绪三年丁丑科状元。王世襄的父亲王继曾毕业于南洋公学，1902年随中国驻法公使孙宝琦前往法国进修；1909年回国后，一度担任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1920年出任驻墨西哥使馆公使兼理古巴事务；任满回国后，又曾在孙宝琦执政的北洋政府担任过国务院秘书长……父亲任职外交部条约司时，勤奋工作之余喜逛古玩店，买些残缺的古瓷标本，母亲娴雅高贵，持家之外，寄情绘事。王世襄回忆说：“祖上三代，有进士出身、治理一方的重臣，有状元及第、直陈时弊的循吏，也有跻身洋务、从事外交的使节。他们的官宦生涯，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后内外交困的时局中养成的‘通达时事’、兼备中西、注重实际的办事作风，无疑对我的成长和后来的治学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王世襄的母亲金章来自江浙两省交界南浔小镇的一个富有家庭。1900年，金家兄妹远赴英国留学，前后历时五载，在当时是少有的。父母对王世襄的学业很关心，小的时候，家中有私塾老师教古汉语、经、史和诗词等。1924年，父亲又专门送王世襄到北京干面胡同美国人为自己的子弟办的学校读书，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王世襄晚年在《北京鸽哨》自序中自嘲道：“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他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甚至有臂上架着大鹰或怀里揣着蝈蝈到学校上课的惊人之举。对王世襄的艺术产生直接影响的是他的母亲和舅舅，大舅金北楼是20世纪初北方画坛领袖，母亲金章是著名的鱼藻画家，二舅金东溪、四舅金西厓是著名竹刻家。1939年春天，王世襄的母亲金章去世，这成了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似顿悟又似醒悟，从此用功钻研学问，读了三年研究生，研究美术史。1941年6月，王世襄从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以论文《中国画论研究(先秦至宋代)》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他在家著书，又于1943年完成了《中国画论研究(元、明、清)》。启功先生在为王世襄所撰《说葫芦》所写《读后记》中说：“‘玩物丧志’，这句话见于所谓伪古文尚书，好似‘玩物……’和‘丧志’是有必然关系的……而王世襄先生的‘玩物’不是‘玩物’而是‘研物’，他不但不曾丧志而是立志。他将古今典籍、前辈耆献、民间艺师取得的和自己几十年辛苦实践相印证，写出了这（些）部已出版、未出版、即将出版的书。可以断言，这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
在几千年文化传承的链条中，王世襄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历史选择了他，他也不负历史所托，这既是他个人的宿命，也是历史的必然。无论是年少时受父亲影响倾心古玩，还是青年时期选择与文物厮守，即便历经政治运动，屡屡被打落尘埃，王世襄依然与文化、文物不离不弃，而他处艰不屈、逢变不惊的乐观豁达得益于早年的玩家处世和心态，怎么苦都能玩儿，怎么受罪都能移情而“恋物”，试想：你能拿一个已变成村野农夫的“坏分子”、“摘帽右派”怎么办？捣腾些人弃他取的“四旧垃圾”，也属正常。正是这种处世和心态最大程度地保护了他和他的宝贝，并助益着他所从事的无人替代的特殊事业。他见人未见，想人未想，行人未行，只因曾经沧海，他见过真东西、好东西，更是从三代官宦之家承继了责任担当、通达时事、兼备中西、注重实际的作风，那一件件“流离失所”、“蒙尘染垢”的中华文明瑰宝不也像极了他自己吗——由庙堂而战火，由战火而尘凡，由尘凡而重归殿堂！
朋友眼中的美食家、生活家、养生家、老顽童
王世襄曾被许多人赞为美食家，著名作家汪曾祺曾说：“学人中真正精于烹调的，据我所知，当推北京王世襄。”在舒乙的印象里，王世襄有两个“道具”，一个芭蕉扇，别在腰后，一个买菜筐。他早早地到菜市场，和饭店的厨师探讨厨艺，让人误以为他也是个大师傅。曾是王世襄芳嘉园邻居的郁风著文回忆：“王世襄不但每天买菜是行家，哪家铺子能买到最好的作料也是行家。不但吃的品位高，做菜的手艺也是超一流。”其实，王世襄的厨艺也是幼承“家学”，他从小就在自家厨房耳濡目染，很快就能煎炒烹炸，独立完成一桌美食。令马未都念念不忘的是，他吃过王世襄老人炒的菜，“吃的是典型的北京家常菜，适口不腻”。张德祥撰文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时菜市场物品还很紧缺，王先生等它一开门就跑进去，每样吃的王先生就专买一家的，比如香菜只买北京某个地方种的。豌豆一年中就只有一个礼拜买来吃，因为王先生觉得那时的豌豆最好吃，一吃就连着吃两三顿。茶叶从来不喝别人的，单喝自己配的茶叶。西瓜，王先生一买就买十几个，放进他家一个巨大的冰箱里，有一个衣柜那么大。与王世襄亦师亦友的张德祥说王世襄夏天穿的背心是小兵张嘎看瓜地时穿的样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王先生常穿着一件破大褂，在他家楼下喊：“祥子，我给你带好东西了！”当时楼下的大爷大妈们都觉得这老头是收破烂的，“王先生不但平易近人，而且生活情趣特高。要知道他是全国政协委员，是见过世面又放下架子的人，他一直真实生活着，做什么事都是发自内心的。”
民俗专家、北京民俗委员会副主任崔普权与王世襄先生非常熟悉，崔先生曾为笔者提供多个采访线索，典型的老北京做派，谦逊热情，乐于助人。提到与王世襄老人的交往，崔普权连声嗟叹，语含悲凉，“我静不下心来，想到他就难过。怎么说好呢，太了不起了。”崔普权曾为王世襄先生写过一文，谈王老的养生心得：“王先生历经风雨，百折、千折而不挠，95岁算是高寿了，这与他的养生得法不无关系。王先生认为，人到老年，性情心理都会随着年龄的变更而有所变化，要使自己拥有良好心态，性情、心理是很重要的，大致可归为‘六心’：开心、童心、宽心、爱心、静心、恒心，这‘六心’，王老都堪称典范。王先生认为老年人不妨多一些童心、玩心，这样会得到一份好心情，有助于接受新事物、新观念。老年夫妇之间要以爱心相伴，老年人的爱情是一剂长生不老的补药，精神的补助强于食物的补助很多倍。王先生与夫人的爱情堪称绝恋和佳话。静心，可以节约脑、体能量，消除机体疲劳，达到祛病延年的目的。王先生一生治学严谨、穷究古今，心不静是不行的，到了晚年，静心更体现了一种达观和超然。王先生的恒心，就不用说了，他认为，古今中外许多老年人在晚年时圆了年轻时的梦，可谓‘大器晚成’。这种恒心，与情趣和志向相伴，有兴趣使然，无论遇到多少困难，都会锲而不舍，苦中作乐。锻炼身体也是如此，通过运动来达到健身的目的，就需持恒心，非一朝一夕的运动能得到的。”
王世襄和夫人
王老生前曾对自己的诸多玩好如数家珍：“十来岁时我开始养鸽子。接着养蛐蛐，不仅买，还到郊区捉。也爱听冬日鸣虫，即野生或人工孵育的蝈蝈、油葫芦等。鸣虫养在葫芦内叫，故对葫芦又发生兴趣。尤其是中国特有的范制葫芦，在幼嫩时内壁套有阴文花纹的模子，长成后去掉模子，葫芦造型和花纹文字，悉如人意。这是中国独有的特种工艺，可谓巧夺天工，我也曾试种过。十六七岁学摔跤，拜清代善扑营的扑户为师。受他们的影响和传授，玩得更野了——熬鹰猎兔，驯狗捉獾。由于上述经历，我忝得‘玩家’之名。”王老把养鸽、研鸽当作所有玩好之最，自称是“吃剩饭、踩狗屎”之辈：“过去养鸽子的人们，对待鸽子就像对待孩子。自个吃饭不好好吃，扒两口剩饭就去喂鸽放鸽。他们还有一个习惯，一出门不往地上看，而是往天上瞧，因此常常踩狗屎……
过去几乎每条胡同上空都有两三盘鸽子在飞翔。悦耳的哨声，忽远忽近，琅琅不断。城市各隅都有鸽子市，买者，卖者，逛者，熙熙攘攘，长达二三百米。全城以贩鸽或制哨为生者，虽难统计，至少也有几百人。”2003年4月初，王世襄给北京市市长写信，建议在亚运村养一群观赏鸽，开奥运会时鸽群戴哨飞盘，定能为大会增色。不巧赶上“非典”，没有得到回应。2007年1月5日，王世襄在《北京晚报》发表《欢呼天安门元旦放飞和平鸽》：“天安门是我国首都的中心，放飞的鸽子自然应该是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观赏鸽而不是外国培育的灰色信鸽和白色食用鸽”，“保护物种是最重要的大事，我们一定要让后代能看见并赞美欣赏历史悠久的观赏鸽！否则我们将是历史的罪人!”
结语：
在几千年文化传承的链条中，王世襄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历史选择了他，他也不负历史所托，这既是他个人的宿命，也是历史的必然。从出身官宦、提笼架鸟的京城大少，到受母亲去世打击，成为发誓向学的有志青年，从营造学社耳濡目染大师之风范，到身居故宫文物保管要职；从抗战胜利后追索日军侵占文物，到远涉东瀛索回百箱善本；从蒙冤受屈、被诬为“国宝大盗”，到珍守自己，以戴罪“戴帽”的下里巴人之身，走街串巷，风餐露宿，以极小的经济成本和浩繁的时间、心力、体能，遍寻散落民间的中华瑰宝；从玩物无一不精，号称京城第一玩家，到研物无一不深，著作等身，载誉海内外……他的人生可谓悲喜交集，起伏之大，落差之巨，身心之痛，罕有人匹，此为悲。王世襄以“玩儿态”入世，以“玩儿心”治学，耄耋之年，散尽家藏，沉湎于观赏鸽，不问世事，不理俗务，以脱尘出世之状，无为而为，至95岁终，可谓玩儿了一辈子，此为喜。有人说：中国可能还会出钱钟书，但再也出不了王世襄。信哉斯言。(本文部分生平资料参考《王世襄传》、《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中国红木古典家具》、《瞭望》等)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5 21:06
一篇纪念王世襄老爷子的文章，挺有意思。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5 21:13
儒林杏林亦相通 —— 文人与医药
中国文人与医药历来有着一种十分特殊的关系，与西方现代医学学科的独立性大相径庭，直至近代，中国传统医学也基本上是师徒传承，家族因袭，甚至自学成才，并无专业的教育体系。在这些形式中，又尤以家族因袭备受推崇，这大约就是《礼记?曲礼下》所谓“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道理。当然，“三世”之说，既是指祖孙父子相承的医学世家，也或谓自身精通三世之书（即《黄帝内经》、《神农百草经》和《脉诀》）、有学识的医家。
就术业而言，医卜星相向为旧时代士林所轻视，毕竟专门从事医生职业在古代社会属于下层阶级。同时，“医者意也”，也为中国的传统医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东汉太医丞郭玉对答和帝，最早提出这一理论，其实是指医生诊治病人时的注意力，而非后世所曲解的“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神秘性。梁启超是位不大相信中医的人，以至1929年病重时都拒绝中医治疗，坚持在协和医院手术，正是出自对这种神秘性的恐惧，他认为 “医者意也” 是 “最足为智识扩大之障碍”。
正是由于这种对 “医者意也” 的曲解，使得中国儒释道各家对医学有了各种各样的诠释，为此不免遭到质疑。虽然如此，中国的传统医学毕竟博大精深，历代文人对于医学理论和医术也并不排斥。他们将钻研医学药理，作为其闲适生活的组成部分。且视同书画、音乐一样，用以修养身心，而对于烹煎药物，也有着一种像喝茶饮酒那样的偏好。
魏晋之时服散成风，据说是何晏首先倡导，继而魏晋上流社会普遍流行。“五石散” 本是汉代医学家张仲景为治疗伤寒病而拟的方药，内中主要成分是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硫磺和赤石脂之类的矿物质药物，制成散剂，功效燥热，对伤寒病人有一定补益和发散功能。但魏晋上层士人并不是用来治伤寒，他们服用五石散的目的在于兴奋神经，获飘飘欲仙之感，这也是魏晋重玄学、尚清谈、思想放荡不羁的体现。服用这种金石类药物后，即会浑身燥热不安，有五内俱焚之感。除了需要寒食、寒饮、寒卧，还要疾走行散，于是当时的名士多不修边幅，或登高而歌，或戏衣而走，处于一种发神经的状态。魏晋时的衣着也多宽衣博带，又常常借酒发散药力，豪饮无度，陶渊明所说的“登东皋以舒啸”大约也是服散后的一种发泄方式。服散之风可以视为一种吸毒，带来的只能是一时的飘然恍惚，最终是会要了性命的。
服用丹石类药物又与道教的炼丹术结合起来，其风气一直持续到唐代。李唐王朝死于服用丹药的皇帝有四五位之多，就连李白、韩愈这样的文人也不能脱离丹石药物的诱惑。正如白居易晚年《思旧》诗中所说：“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
这种风气至宋代稍歇，而文人对医药的兴趣并不因此而减弱，苏东坡就是一位知医理、明药物的文学家，同时也是懂得食疗养生的人。他经常研究医书药典，自拟方剂，研制出不少治病保健、食疗养生的方法，如用茯苓面和蜜调制治疗痔疮，自制 “雪羹汤” 降逆化痰等。他尤喜麦门冬饮，曾作诗述之：“一枕清风值万钱，无人肯卖北窗眠；开心暖胃门冬饮，知是东坡手自煎。”麦冬养阴生津，润肺清心，常常饮用，自然有益于睡眠。
南宋洪迈的笔记《夷坚志》中有许多关于医家和医药的叙述，其中既有朝廷的医官，也有博儒之医、草泽之医、隐逸之医、巫术祝由之医和僧道之医。书中十分详细地记录了他们治疗的成败和药物的功效。洪迈本人是进士出身，官至端明殿大学士，但他一生对医疗养生十分留意，自己也通医理，以至活到八十高龄，也足见宋代士大夫阶层笃好医药之学的风气。
陆游的先祖陆贽是唐朝名相，也是精通医药的专家，著有《陆氏集验方》。陆游宦游四方，也注意收集各种药方，经过审慎选择，在淳熙年间（1174—1189年）刊刻了《陆氏续集验方》两卷。《剑南诗稿》中也多见他诊病的记录，不但能医人，还能自医，除了开方子，也能灼艾，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灸法，如《剑南诗稿》中就有《久疾灼艾小愈晚出门外》的诗作。他还通晓药理，因菊花性清凉，故汇集菊花作枕，并作菊花枕诗。直至晚年，他还在自己的小园中开辟药圃，种药、采药、煎药，过着“幽谷云萝朝采药，静院轩窗夕对棋”的悠闲生活。
辛弃疾是擅用药名填词的词人，他的《定风波》一首用药名招善医的婺源马荀仲共游雨岩，与词义浑然一体，毫无牵强之感。传说他还有《满庭芳?静夜思》一首写给妻子，表达思念之情：“云母屏开，珍珠帘闭，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黄。柏影桂枝交映，从容起，弄水银堂。惊过半夏，凉透薄荷裳。一钩藤上月，寻常山夜，梦宿沙场。早已轻粉黛，独活空房。欲续断弦未得，乌头白，最苦参商，当归也！茱萸熟，地老菊花黄。”全词共九十一个字，却含有云母、珍珠、防风、沉香、郁金、硫磺、柏叶、桂枝、苁蓉、水银、半夏、薄荷、钩藤、常山、宿沙、轻粉、独活、续断、乌头、苦参、当归、茱萸、熟地、菊花等二十四味中药名。这首《满庭芳》并未收入《稼轩词》，不一定就是辛弃疾的作品，或是后人附会，也未可知。
明清小说家中谙于医道的不少，《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位通晓医药的作家。在三十六回中，有一首唐僧的七言律诗：“自从益智登山盟，王不留行送出城；路上相逢三棱子，途中催趱马兜铃；寻坡转涧求荆芥，迈岭登山拜茯苓；防己一身如竹沥，茴香何日拜朝廷。” 其中嵌入药名益智（仁）、王不留行、三棱子、马兜铃、荆芥、茯苓、竹沥、茴香，读来颇有趣味。
无独有偶，蒲松龄也是一位能将药名嵌入小说的作家。他的《聊斋志异》中有不少有关医药的描写，他还发明了桑菊茶，作为治疗和预防疾疫的日常饮剂。作《荡寇志》的俞万春更是深通医道，一度曾悬壶西湖之畔，济世活人。
在中国的文学名著中，融入医事药方的莫过于《红楼梦》与《镜花缘》。据统计，《红楼梦》中有中医术语名词百余处，有方剂四十五个，中西药物一百二十七种，病案九个，涉及内外妇儿各科。《镜花缘》中的医药描写则更为具体，涉及的病种更是十分广泛，如痘疹、便血、痢疾、中暑、外科的跌打损伤、妇科的崩漏胎产、儿科的高热惊风等。不但有医案病理，还有具体的加减经方和传世验方。难怪钱锺书先生写《围城》时，有方鸿渐的老太爷让他在乡下闲暇中，抄录《镜花缘》中方剂的情节。从小说中摘取方剂未免过于迂腐，大概是为了消遣而已。曹雪芹和《镜花缘》作者李汝珍都不是医家，但能以如此精深的医学知识融入文学作品，足见他们学识的渊博，也可见除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之外，医药方面的修养也成为旧时代文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清初文人傅山，字青主，是位极有个性且十分渊博的通儒。他的诗、文、书、画成就都是极高的，同时他也是位专业医家。他精通内、外、妇、儿各科，尤以妇科为最。他的《傅青主女科》是清代传世的妇科专著，至今仍是传统医学中必读的经典之作。傅山广交游，既与终身不仕清的顾炎武有交谊，也与有“贰臣”身份的曹溶有往还，顾炎武还曾为他的医著作序。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的思想历来在中国士林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后世将这句话或系于诸葛亮、或系于范仲淹所说，其实表达了一种儒者为医的无奈，也表达了一种文人的社会责任感。
医学家中有很高文化造诣的人也为数不少。清代吴门温病大家薛雪（1681—1770年）就十分突出。薛雪字生白，号一瓢，长洲（苏州）吴县人，与叶桂（天士）齐名，同是清代吴门名医，至今影响卓著。他曾选辑《内经》傅青主（山）草书原文，成《医经原旨》六卷，后来门人弟子又辑成《扫叶庄医案》和《薛生白医案》。薛雪所著诗文甚富，有《一瓢斋诗存》、《一瓢诗话》、《吾以吾鸣集》等。他擅画兰草，广交游，享誉吴门，可惜很少有作品传世。曾见罗两峰（聘）《饭鬼图》，画幅上下左右有四家题跋，分别为蒋士铨、赵怀玉、吴锡麒、薛雪，皆是时居吴门的名士，可谓珠联璧合。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记录了与三位医家的往来，除了上面提到的薛雪之外，尚有赵藜村和徐大椿（灵胎）两位，赵藜村曾以白虎汤一剂治好了袁枚的阳明暑虐，因此袁有 “ 活我自知缘有旧，离君转恐病难消 ” 之诗句，后来赵也有诗回赠曰：“同试明光人有几？一时公干鬓先斑。” 袁枚也很推崇徐大椿的诗作 “ 一生哪有真闲日，百岁仍多未了缘 ” ，以为佳句。可见当时医家文化素养之深。
以书目文献学、佛学和古钱币收藏著名的丁福保同时又是一位医生。青年时代曾受业于王先谦，读《尔雅》、《说文》、《水经注》、《汉学师承》等。他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进京赴试却未能考取，而且正是在此期间，其父患肺病去世，于是他抱恨终生，从此不再举业。后来曾在京师大学堂任生理卫生教习，两年之后辞职南返，悬壶为业，其后又在端方的举荐下，赴日本考察医学设施并进修。从此在上海开设诊所，创办中西医研究会，提倡中医结合现代医学研究，悬壶行医垂三十年。丁福保是大有慧根的人，他初读《释氏语录》，既为佛学所感染，后又结识精通佛学的居士杨仁山，于是在四十多岁时皈依佛门，戒荤茹素。行医之余，刊印、编写了大量佛学书籍，最著名的是《丁氏佛学丛书》和《佛学大辞典》。五十年代末，他的学生周云青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与先君同事，那时他正为丁福保整理《四部总录》的 “医学编” 和 “算学编” 等。丁氏还精通文字训诂学和古钱币的收藏鉴赏，他编辑的《古钱大辞典》至今都是收藏鉴赏古钱币的重要著作。
北京四大名医之首的萧龙友先生，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名医。萧龙友本名方骏，字龙友，又号息园老人。也是光绪二十三年赴京科考，获丁酉科拔贡，后分发山东做过几个县的知县，至宣统初年做到知府。入民国后做过财政部机要秘书、农商部参事、国务院参事等。先生饱学经史之余，旁及医书，仕宦之暇，研读医学药理。清末民初之际，已是医名卓著，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段祺瑞、吴佩孚等人都曾经他诊治。先生不但传统医学腹笥宽博，且刻意浏览现代医学著作，触类旁通，而非一味遵循中医古训。1928年，先生终于弃宦从医，专事悬壶之业，直至1960年去世，享年九十岁高寿。五十年代中，先生的医寓仍在西城兵马司胡同，我曾随家中长辈前往就医，彼时萧宅医寓前车水马龙，仍然留有印象。另外，先生也是一位收藏家，画家蒋兆和先生即是萧龙友先生的女婿，所藏书画器物颇丰，后来悉数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中国历来有 “儒医” 之称，是指那些有家学、有师承而又博览群书的医生，以此区别 “斗医”（即药工出身的医生）以及串铃方士和走江湖的郎中，但文人学士略通医道的“票友”却算不得儒医，尤其是这类文人虽懂医道药理，但大多认不得方剂中的饮片（即加工后的草药），如果真的为人诊治，也是会出大乱子的。
我曾听先师刘宗恒先生（毕业于原华北国医学院，施今墨先生弟子）讲过一个故事。三十年代有位前清翰林，读了不少医书，也颇通方剂。某次为友人的孩子诊治，用了《麻杏石甘汤》加减，麻黄量用到二钱（一般方剂中麻黄用量不超过三钱），服用两剂后不见功效，于是又将麻黄用了四钱，仍然不见发汗。这位老翰林胆子也忒大，居然将麻黄用到了八钱。恰巧这家人将方子换到一家大药铺去抓，孩子服后大汗淋漓，两个时辰一命呜呼。于是经官动府兴起诉讼，法院询问医家是否看过饮片？那老翰林答称看过了，确是麻黄无误，由此可以判定是医者用药不当的责任。还是后来经过警局审慎侦察，从前两剂剩余药中捡出麻黄饮片，居然是将炕席剪成二分长的小段，冒充麻黄所致，最后去买药的那家药铺倒是货真价实，造成小儿夭亡。最后法院将出售假药的药铺主人绳之以法，老翰林虽有过失，但免于起诉。自此之后，那位热衷医道的老翰林再也不敢谈医了，可见没有丰富的临床实践和药物学基础是不能为人开方治病的。
先伯祖梅岑公与先祖于三四十年代同住在东总部胡同作寓公。两宅相隔不远，他们昆仲感情笃厚，但爱好却迥然不同。先祖父喜爱琴棋书画，顾曲鉴藏，而我这位四伯祖却爱好理工农医，深居简出，在家中鼓捣些“勾股定理”和“九章算术”之类，又颇通医药。自己拟就一剂 “桑麻杞菊膏”，以桑椹、黑芝麻、枸杞、菊花为主，配伍有二十多味药，很以为得意，让同仁堂制成膏剂，分赠亲友，称可调理气血，养阴补益，至于是否有效就不得而知了。我这位四伯祖逝于三十年代末，仅活到五十开外。后来 “桑麻杞菊膏” 的方子又流传到我家，倒是我的老祖母奉为至宝，六十年代初又将方子制成蜜丸，让同仁堂配了两百余丸，后来终无人服用，全都生了虫子。
如萧龙友、丁福保那样文人 “下海” 的医家，毕竟是不多的。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5 21:32
本帖最后由 花斑熊 于 2015-1-15 22:04 编辑
罗聘饭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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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5 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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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5 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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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5 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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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oomzbw 时间: 2015-1-16 00:08
花斑熊 发表于 2015-1-15 22:05
话说最早知道傅青主还是从七剑下天山里面，梁羽生老爷子把他写成一反清复明的武林高手兼医生。响应熊熊号召，先弄老饕跟风物几本，回家的火车上可以有得期待了。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6 10:12
doomzbw 发表于 2015-1-16 00:08
话说最早知道傅青主还是从七剑下天山里面，梁羽生老爷子把他写成一反清复明的武林高手兼医生。响应熊熊号 ...
嗯，以前看白发魔女传什么的，以为真有如此了得的人物，后来才知道，傅老爷子就是位老中医。 反差好大。
作者: zxxlb 时间: 2015-1-16 17:53
doomzbw 发表于 2015-1-15 19:26
找到部啥啥白洁的，听的那叫一个血脉喷张啊
链接发上来
作者: doomzbw 时间: 2015-1-16 20:48
zxxlb 发表于 2015-1-16 17:53
链接发上来
现在这个不可能有链接的了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7 12:46
zxxlb 发表于 2015-1-16 17:53
链接发上来
像您老这样阅尽沧桑的人，还看科普级读物？ 呲牙
作者: zxxlb 时间: 2015-1-18 14:20
花斑熊 发表于 2015-1-17 12:46
像您老这样阅尽沧桑的人，还看科普级读物？ 呲牙
温故知新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8 22:01
zxxlb 发表于 2015-1-18 14:20
温故知新
不错，算是温习一下。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8 22:04
照的几个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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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8 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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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8 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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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8 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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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8 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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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8 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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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8 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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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8 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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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18 22:38
本帖最后由 花斑熊 于 2015-1-18 22:41 编辑
博物君子今何在 —— 文人与收藏
不久前，一位旅居英国的老朋友送来他新完成的一篇稿子，题目是 “ 珀西瓦尔 . 大维德爵士与中国古陶瓷收藏”。我对陶瓷完全是外行，但在拜读这篇文章之后，却真是感到中国收藏界对珀西瓦尔 . 大维德（Sir Percival David，1892—1964年）的了解太少了。大维德是西方研究中国古陶瓷最负盛名的学者和权威，他的收藏已经成为西方乃至中国陶瓷收藏者引以为参照的重要依据。其实，早在三十年代中期，他已经出版了《大维德藏瓷谱》，当时仅印刷了三百余部，并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介绍，请院古物馆馆员滑仙舟先生题写了书名。大维德曾经翻译过中国的《格古要论》，但我以为这绝不仅仅是翻译作品，而是一位收藏家毕生实践的心血凝结。
1961年，大维德已届垂暮之年，他听说台北故宫博物院将赴美国举办艺术展览，立即从伦敦飞赴美国，并向主办方提出了一个非分的要求，恳请他们让他触摸那些令他魂牵梦萦的瓷器。用我朋友的话说，这是他向中国古代工匠们作最后的告别。
也许，这就是一位收藏家对属于全人类艺术品最真挚的情感——尽管这些藏品并不属于他个人。
从小读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常常为赵明诚与李清照收藏金石古籍的故事所感动。他们经常在归来堂品茗对坐，两人相互以所藏古物命题稽考对方，“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 每在相国寺收集到藏品，则 “ 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这种夫妻之间的雅趣，读来令人神往艳羡。有时遇到一件古器而又囊中羞涩，甚至 “脱衣市易”。 某次有人拿来一幅徐熙的《牡丹图》，索价二十万钱，第二天即要付款。两人相对无眠，对着古画展玩品评了一夜，终因凑不齐二十万而在次日将画还给人家，于是 “ 夫妻相向惋怅者数日 ”。
正是经过他们锲而不舍的努力，才在经过二十年之后，完成了《金石录》。 遗憾的是，当李清照为《金石录》作序时，她与赵明诚数十年珍藏的文物已经荡然无存，于是才有了 “ 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 ” 的慨叹。每读至此，我总会潸然泪下，这种感动，或许并不仅是对他们藏品流散的惋惜，也是出自对这种无奈的达观所感到的切肤之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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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非常详细地记述了他是怎样以鉴藏钟鼎卣彝、书画碑帖、窑玉古玩、文房器具度过闲暇的时光：“ 拓字松窗之下，展图兰室之中”，于是感喟 “ 一洗人间氛垢矣。清心乐志，孰过于此 ” ？清代李渔在《闲情偶记》所说的 “ 妙在身生后世，眼对前朝 ” ，大抵也是这个道理。
收藏之道，历史久远，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重视对前代器物的收藏。但《左传》所称的 “ 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 ” ，指的是历史遗留的礼乐典章制度，与我们今天所称的 “文物” 含义是不同的。隋唐时期对文物的理解更为广泛，骆宾王 “ 文物俄迁谢，英灵有盛衰 ”、 杜牧的 “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 ”，不仅指的是文献和文物，同时也包括了历史遗迹。
其实，对于文物和文献的保护与收集，自汉代以来就已形成传统，历代皇宫中都收藏有珍贵的图书典籍和文物艺术品。西汉武帝设置秘阁，收藏图书；东汉明帝好尚丹青，别开画室。汉唐以来历代王朝都收藏和聚敛了大量的文物，甚至后蜀孟氏、南唐李氏小朝廷的收藏也十分丰富。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王朝更替，都会有大量文物毁于兵燹水火，幸存部分或为新政权接收，或散失于民间。唐代的《贞观公私画史》和《历代名画记》就记载了唐大中（847年）以前皇宫收藏文物几次聚散的情况。宋徽宗时宫中收藏的书画和古器物达六千余件，分别藏于宣和殿和崇政殿，并编撰了《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记录宫中所藏书画。
当时士大夫也重收藏，尤其是金石之学极盛，欧阳修、赵明诚等都是金石收藏家。元明时期收藏领域不断拓宽，除了传统的青铜、陶瓷、法帖、书画之外，古玉器、漆器和竹木牙角杂项都有许多研究专著问世。清代到了乾隆之时，内府收藏之富，远远超过了前代，而民间收藏之风遍及朝野，尤其是藏书和版本之学，为后世的古籍研究、整理与校勘起到重大作用。正如清代学者洪亮吉所说：“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为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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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君子 ” 一词，很早就见于《左传》、《尚书》，本指博闻多识的人。自明代李竹晔因精于鉴赏而又人品方正被誉为 “ 博物君子 ” 后，人们也常常将博物君子泛指那些学贯古今、通晓文物文献的收藏家。
我国历史上出现过众多的收藏大家，远的不说，自宋代以来就有米芾、范钦、项元汴、孙承泽、梁清标、安岐、卞永誉、黄丕烈、陈介祺等人，近现代有罗振玉、傅增湘、周叔、张伯驹诸君。这些人不仅是收藏家，更是鉴赏家和研究者，他们一生虽然收藏甚富，但从未以财产视之。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所藏文物有精湛的研究，或有诸多著作传世，这样的人才算得是真正的收藏家。
说起收藏家，也涉及中国社会历来存在着的一个特殊群体——文人。文人的概念绝非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也不同于西方的贵族和上流社会。他们不受仕与不仕的约束，也非一种生存状态的标志，或者说并不是某一种术业专攻的学者。这个群体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有综合文化与艺术的修养和造诣，有超然物外的独立精神，也兼有绝尘脱俗的人格魅力和不可逾越的道德操守。文人可以任何身份和职业立世，但无论顺达或坎坷，富贵或清贫，毕竟是精神的贵族。
宋徽宗和清高宗都是帝王中的大收藏家，君临天下，自然可以搜尽天下奇珍，藏之于内府，但他们在此过程中所得到的快乐并不一定超过一般的文人收藏家。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是喜爱集邮的，她几乎收集齐全了1840年以来的世界各国发行的邮票，有专人为她分类整理，但我想她在此中得到的快乐也许远远比不上一个普通的集邮爱好者。
收藏是要倾注钟爱之心的。藏家每以毕生的心血搜求自己所钟爱的文物，久而久之成为真正的鉴赏家。例如我们常常在书画、碑帖上看到 “ 墨林 ” 与 “ 蕉林 ” 这样两方印记，“ 墨林 ” 是谁？ “ 蕉林 ” 又是谁？为什么经 “ 墨林 ” 与 “ 蕉林 ” 鉴藏的书画碑帖更为珍贵？
“ 墨林 ” 即是明末大收藏家项元汴（子京，1525—1590年），他是浙江嘉兴的望族，家道殷富，本人也是明末著名的书画家。他收藏历代名画、法书版本、彝器等，按《千字文》编目整理，可见其收藏之富。因购得古琴上刻有 “ 天籁 ” 二字，故将收藏之室题为 “ 天籁阁 ”。凡经他收藏和审定的书画、碑帖、版本大多钤有 “ 项子京家珍藏 ”、“ 项元汴氏审定真迹 ”、“ 墨林 ”、“ 天籁阁 ” 等印章。于是这件藏品就显得弥足珍贵。当然，后世伪造印钤者也不鲜见。入清以后，项氏藏品大多辗转归于乾隆内府。
“蕉林”则是清初鉴藏家梁清标（棠村，1620—1691年），梁清标生于明末，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入清后授翰林院编修，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授保和殿大学士，位极人臣。梁氏是河北正定人，在家乡筑有秋碧堂，在北京筑有蕉林书屋，都是庋置藏品的所在。梁氏收藏而精于鉴赏。他从不迷信前人著录或大名头的作品，对于不见著录或名气不大的书画家作品同样收藏，经他收藏的书画、碑帖大多亲自题签，并钤有 “ 苍岩子 ”、“ 河北棠村 ”、“ 蕉林 ” 等印章。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展子虔《游春图》、阎立本《步辇图》、周《簪花仕女图》、荆浩《匡庐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范宽《雪景寒林图》、郭熙《窠石平远图》、李唐《万壑松风图》等，无不经他收藏。梁清标在姚姬传（鼐）为《九成宫醴泉铭》帖所作题跋，原帖为“唐拓”，帖后有梁山舟题跋，是自姚姬传处借观后所题，最后又经姚氏二次题跋，姚梁皆鉴定为宋代拓本先祖父叔彦先生为董其昌季子祖源山水册页题跋，“ 民抄董宦 ” 后，祖源宅被焚毁、书画荡然无存，此册页十二帧，极为罕见，笔墨洒脱，先祖称其 “ 工力渊源，几造元人堂奥 ” ，册页后有许巨川题跋书画鉴藏与保护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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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之道中不但蕴含着对故物的钟爱，也渗透着人际之间的交往与切磋，可以说是一种文人之间的交谊方式。某人得到一种藏品，或可在同好之间相互赏玩，或可题写自己的鉴赏心得，这种形式常常体现在书画、碑帖、版本甚至是彝器铭文拓片的题跋之中。题跋的内容多以观赏经过、真伪评价、艺术赏析为大略以记之，一件名作可经历代鉴赏家依次题跋，旧时古玩行称之为 “ 帮手 ”，一件书画 “ 帮手 ” 越多则越 “ 阔 ”。后来也有些作品虽然艺术水平一般，但经收藏者请来众多名家题跋、捧场，抬高作品的身价，被称之为“穷画阔帮手”。其实，真正的鉴赏家是不会为伪作或水平一般的作品题跋的，这种情况以请来“大纱帽”（即有权势而附庸风雅的人）为多。
我在观赏一些手卷的时候也偶有发现题跋的次序竟有时代前后倒置的情况，即前人在后而近人在前，甚至有展卷至终已然留白，经过很长一段，末尾又出现题跋的情况，这大多是受命题跋者自谦的表示，认为自己不能和大鉴赏家同列，或留给前辈更多的题写空间，将自己的跋附于骥尾，以此也足见前辈鉴藏家谦逊的风范。
有些经过几位名家共同把玩的书画或器物则更有趣味，也可反映出前辈古人的交谊与往来。我藏有一方清代张叔未（廷济）取自河南新郑子产庙唐碑残石磨成的圭型石砚，本来不是什么珍贵文物，但经叔未请梁山舟（同书）和翁覃（方纲）题写砚石边铭和砚盒，自然就颇有意思了。张叔未生于1768年，梁山舟生于1723年，翁覃生于1733年。叔未晚山舟四十五岁，晚覃三十五岁，但于此物可见他们在收藏玩赏之间的交往。梁山舟于砚石边铭文曰：“一片石，千余年；没字碑，谁宝旃。同书识。” 翁覃则在砚盒面上题 “ 东里润色 ” 四字，并注明 “ 叔未得唐子产庙碑残石，琢为砚，因以昔年所摹张迁碑四字弁之，亦张廷济藏唐子产庙残碑磨制的圭形石砚及细部君家典故也。方纲 ” 。叔未自在盒底撰写残石来源始末。子产是春秋时郑国大夫，居于新郑东里，唐时在新郑建庙立碑，叔未得之残石，已越千年，故山舟有 “ 千余年 ” 之语。《论语.宪问》又有 “ 东里子产润色之 ”，故而覃题 “ 东里润色 ” 四字。一方石砚，经三位鉴藏名家和大文人之手，自然趣味盎然，同时又见三人之间的忘年交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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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幼年时曾见到过叶恭绰、张伯驹、张叔诚诸位先生，对他们观赏文物时的那种庄重和恭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后来又接触到启功、朱家、周绍良等前辈，有幸伫立在旁看他们展卷拜观书画，也是同样凝神屏气，肃穆万分的神态。旧时观赏文物讲究沐手焚香，大抵也是出于对古人遗物的敬畏。这种庄静与安详也许正是我们今天所缺失的心态。鉴赏的过程当是穿过时空的隧道与古人的交流，需要一种沉静和安详，何尝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寻宝”、“鉴宝” 节目中那种飞扬浮躁与插科打诨地做秀？
我常常想起八十年代与袁行云先生观赏书札时的情景，袁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虽出身世家，但生活并不富裕，家中所遗吉光片羽，他也从未用金钱去估算过价值。当时我们两家相距不甚远，晚饭后常常互相串串门，观赏几件字画或书札。袁先生所藏书札不少，大多为清中叶以后的名家尺牍，每观至会心处，会忘记时间已近午夜。袁先生生活的时代虽远远脱离了文人士大夫年代，但他身上的那种谦和、低调，却从骨子里透出旧时文人的气质。
歌德说 “ 收藏家是最幸福和快乐的人 ” ，我想主要的幸福与快乐当是来自于收藏的过程中，蕴含于玩摩和研究之内，这也是收藏家和收藏爱好者应有的心态。
我们常说 “ 文物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文物作为收藏品，它们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却是永远不会变的，它们所给予人们的物质与精神享受更是无法以金钱衡量的。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更迭，历来速于西方社会，一件收藏品伴随收藏者的一生已属不易，焉能子子孙孙永远为一家一姓保存下去。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前朝书画上钤有“子孙永宝之”或“子子孙孙永宝之”的印章，其实当我们展卷拜观时早已不知流经多少藏家之手。我们在这件文物面前为其艺术魅力倾倒之时，也会对历代收藏者肃然起敬。然每于斯时，总会慨然良久，不免有兴亡之叹。
作者: zxxlb 时间: 2015-1-21 16:22
如此大才，竟然至今孑然一身。难道天下女子都眼瞎了么？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21 23:33
zxxlb 发表于 2015-1-21 16:22
如此大才，竟然至今孑然一身。难道天下女子都眼瞎了么？
我太胖，把人家视线都挡住了。
作者: doomzbw 时间: 2015-1-22 11:55
胖熊版，被你荼毒的结果，好多天的零花钱啊，从领导那里领俩钱不容易。。。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22 14:11
doomzbw 发表于 2015-1-22 11:55
胖熊版，被你荼毒的结果，好多天的零花钱啊，从领导那里领俩钱不容易。。。
我把兄害了啊，罪过罪过。
下回推荐王世襄老爷子吧，怹那《明清家具研究》好几百一本，我都没敢买，只搞了锦灰堆、中国葫芦、俪松居长物志。 坏笑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23 21:14
为了翻页，随便上点儿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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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23 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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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23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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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23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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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23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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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23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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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23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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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23 21:29
上几张雅园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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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23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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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23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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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23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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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23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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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23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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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23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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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23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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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23 22:16
书斋案头的精致 —— 说文房
说到文房用品，最先想到的无非是笔墨纸砚四大类，常被称之为 “文房四宝”，是旧时文人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近代书写方式的革命，使得除了从事书画创作与研究的专业人士之外，大多数现代文人的书房中已经没有了“文房四宝”，更不要说与之相关的一些杂项。于是许多旧时的书房文具不仅淡出了生活，甚至已为今天的人们所不识。
中国旧时书房的文具饰物固然特别繁复讲究，而西洋旧时书房的器具也并不简单，我在欧洲的许多旧货店或古玩铺中就看到过这类东西，有的能叫出名字或知道用途，有些我也不甚了了，不但叫不出名称，更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前一两个世纪欧洲文人或贵族的书房用品，虽然因文化差异与我们有着不同的形式，但就其精致与讲究的程度而言，也并不逊色。例如精美的料器墨水瓶、烫金压花的羊皮纸夹、犀牛角柄的裁刀、橡木雕刻的各式信插，如此等等，令人目不暇接。
文房用具代表着一种生活品位，也是对优雅和精致生活的追求，不同于一般古董的是，它们不但有着艺术观赏价值和装饰作用，其每一样东西又都有着很强的实用性，置于书斋案头，随时都能派上用场，或者说它们是笔墨纸砚的附属品，用以共同完成某一个连贯的程序，既方便，又实用。因此在一百年前，这些东西多未列入古董之类，只是作为实用器物。而时至当今，人们才注意到它们的价值，渐渐成为收藏家追逐的文玩杂项。从其质地类别上，虽有金石陶瓷、竹木牙角之分，但在器物类别上却都属于书房案头文具。
书房文具大多与笔墨纸砚相关，例如与笔相关的笔筒、笔格（又称笔山）、笔床、笔盒、笔洗、笔觇之类，与墨相关的墨盒、墨床，与纸相关的镇纸、压尺、裁刀，与砚相关的水注、水中丞（水盂），等等，此外还有印章、印泥、印盒及盛浆糊的糊斗、盛缄封用蜡的蜡斗之属，真是不胜枚举。用途之广泛，器物之繁多，则可谓远胜于古代欧洲了。另一方面，这些器物同时还是艺术的载体，或烧、或铸、或书、或画、或镂、或刻，无不精美异常，成为旷世奇珍。
笔洗、笔格和笔觇
笔洗和笔筒一样，其实原来都是常见之物，只是笔筒（或称笔海）至今还未退出历史舞台，仍用它来插各色各样的笔，而笔洗却由于毛笔的使用范围缩小，已不常备于案头。古人书画必洗笔。目的是散发墨中的胶性，用水浸润笔尖，使之挥洒自如。有人误会笔洗是最后涮笔的器皿，其实不然，应该说，笔洗的最大作用是在书画过程中随时浸润笔尖，是不使胶涸并能调节浓淡的盛水之物。传说有王羲之曾在鹅池中浸笔，使得池水尽黑的故事，虽然夸大其词，也由此可见洗笔浸笔在书画中的作用。笔洗自中古以来就有许多记载，成为文房中的要器，有玉制、铜制，而最多者为瓷制。铜制者分为洗、盂、釜、卮、五类，虽器形有异，然而用途是一致的。玉制也有圆形、长方形、环形之不同。宋代哥窑的笔洗最为著名，器形有粉青葵花洗、罄口洗、荷花洗、卷口洗等，宋龙泉窑也有双鱼洗、菊花洗、百褶洗等。传至今天，已经是价值连城的文物，即使在明清之际，这些宋哥窑、龙泉窑的笔洗已经没有人再舍得放置在案头使用，而是大多用当代笔洗作为润笔之物。
笔格，也称为笔架、笔山，是架笔的器物。古人书画时，在构思和暂息间借以置笔，以免笔杆周转污损他物。笔格始于何时，已无从考证，但据《艺文类聚》载南朝梁简文帝有咏笔格诗看，起码早在南北朝时期已经有笔格了。笔格的质地最为广泛，玉、石、金、铜、瓷、木皆可制成笔架。据一位古玩行的前辈告诉我，中古时期的笔格多为玉石制成，形制较大，多用白玉、寿山、鸡血石。明清时，常有以笔格切割打磨后改制成的印章，所以早期完整的玉石笔格已不易见。铜制笔格形式多样，最大的有十二峰头为格者。哥窑也有瓷制笔格，多分为三山五山不同形式的大小。而木制笔格多以根枝蟠屈之原状略加修饰，时久包浆，成为天然笔格。笔格的形式除了一般的山形之外，还有诸如仙人睡卧、虫兽花鸟，等等，如有白玉做母猫横卧状，身负六子相依，起伏为格，极为生动别致，神态毕备，这类笔格的艺术观赏性就远在实用性之上了。
笔觇，俗称笔掭，是觇笔之器。古人运笔除了可在砚上掭笔外，更备有掭笔之物，谓之笔觇。有瓷制、玉制、琉璃制、水晶制等，这种笔觇近代已不常用，因此许多人对这一名词已觉生疏。旧时笔觇向以定窑或龙泉窑小浅碟式为最佳。今年春节之际黄苗子先生的高足王亚雄先生来访，亚雄先生多才多艺，曾为苗子先生制金石拓片、木刻陶艺颇多。他赠我一亲手制作的笔觇，是用一朵灵芝制成，上下切割后打磨平整，以十数道漆擦拭，光滑如镜，甚为可爱，诚为笔觇中之另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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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纸、压尺与裁刀
镇纸是书房中压纸、压书之物，故而又称纸镇、书镇。为了使纸张和书籍舒展或打开放平，镇纸多采用较重的物质制成，如玉石、铜、水晶、玛瑙等，形式多样，如玉兔、玉牛、玉羊、玉虎、蟾蜍、子母螭等，形制古雅，体积可大可小。铜制者也多为兽形或为龟、螭诸状，并有铜鎏金者。明代宣德铸炉，后来称为宣铜，宣铜器中也有不少镇纸，制成牛、羊、猫、犬、狻猊之类，无论真赝，镇纸下多有 “大明宣德年制”。幼时家中有一宣铜镇纸，形象怪异，头上有钝形独角，呈卧状，下面也镌“大明宣德年制”，后来在“文革”中被一群“学工”来安装玻璃的学生顺手牵羊。这种兽形我后来再也未见到过。据《清异录》载，镇纸在宋代还有如 “小连城”、“套子龟”、“千钧史” 等别称，在形制上也是多种多样。如张就曾记陆游赠他镇纸一事：“三山放翁实赠我，镇纸恰称金犀牛。”
在《水浒》第二回中记高俅的发迹，有以下一段叙述：..那端王起身净手，偶来书院里少歇，猛见书架上一对儿羊脂玉碾成的镇纸狮子，极是做得好，细巧玲珑。端王拿起狮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 王都尉见端王心爱，便说道：“再有一个玉龙笔架，也是这个匠人一手做的。却不在手头，明日取来，一并相送。”.. 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龙笔架和两个镇纸狮子，着一个小金盒盛了，用黄罗包袱包了，写了一封书呈，却使高俅送去。
这里的端王就是后来的宋徽宗赵佶，而小王都太尉就是英宗的驸马王诜（晋卿），两人都是北宋著名的书画大家。由此可见，文房小物不仅有其实用价值，也是当时文人交际会友相互馈赠的文玩。
压尺的作用大致与镇纸相同，但分量却要轻许多，一般用于展平较轻的纸或长卷，而不用于压书籍。今人多称镇纸为镇尺，实际上是错误的，也是将两种器物混为一谈。压尺就是尺形，可长于尺，也可短于尺，并不拘于尺度，大多为铜制或木制，又多为成对的形式。铜制压尺多镌刻古器物铭文、古泉、古器等花样，多称博古纹。木制者常以乌木、紫檀等质地较重的木材为之，年代久远，形成包浆，光滑圆润。也俱善嵌银工艺，所制紫檀、乌木压尺以嵌金银丝构成山水、花鸟、人物，光绪年间曾以嵌丝压尺等工艺参加巴拿马赛会获金奖，其创作堪称绝品。
中国书写绘画的纸张大多为较轻柔的宣纸，因此，裁纸刀的质地也或以牙、角为之，尤其是拆读信函，常用此类牙角刀具开启，既轻便又安全，更具工艺观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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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搁与墨盒、笔匣
臂搁也称为臂隔、臂阁或秘阁，是书写时枕臂之物，它的作用一是用来支持臂腕而不致为桌面所掣肘，一是在炎夏之际不使手臂的汗水与纸张粘连。据明代屠隆《考余事》的说法，秘阁（即臂搁）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它的形式初如圭状，后来发展为长方形，长可尺许，宽在二三寸之间，宽度之间微微隆起，正好做枕臂之用。最珍贵的为长形古玉制，一般多为漆器、紫檀、乌木、象牙、竹等，上面或擦漆描金，或用平刻，山水花鸟皆备。竹制臂搁最为流行，书画篆刻也更为潇洒。清代书画篆刻名家如程庭鹭等，善自刻臂搁，山水人物寥寥数笔，生动传神，且刀法洗练，远非坊肆中匠刻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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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澄泥臂搁，上部有 “吕” 字印记，底部为 “西泠八家” 之首丁敬的题跋
除了以上提到的各种材质之外，我也曾见过一种澄泥臂搁，长度不过六寸许，是以汾水澄泥制成，做竹节枝叶状，由于年代久远，包浆极好。臂搁的下部四角都有两三毫米的矮足，使其能与书桌形成一点儿间隙。此物后为金陵八家之首的清代丁敬所得，并在澄泥臂搁的背面篆刻铭文，考为元代之物。这种澄泥臂搁是此类器物中很少见的。
墨盒并不是盛放墨锭的器物（盛墨锭的应称为墨匣），而是产生时间最晚的黄铜制文具，始于乾隆中期。谢崧梁在《今文房四谱》中说：“墨盒者，因砚而变通者也。”其实就是将研好的墨汁置于墨盒中的丝绵之上，可经久不涸，使用方便又易于携带。自从有了铜墨盒，也就有了镌刻铜墨盒的艺术。最早始于同治年间的书画家陈寅生，后来琉璃厂的同古堂老板张樾丞父子也精于此道，他们刻铜墨盒的技艺极高，山水花卉、人物花鸟都能刻于墨盒之上，线条流畅，图案精美，并贴出“笔单”，可根据顾客要求定制，一时名噪京城。
笔匣是保存一些名贵毛笔的器物，不同于平时所用的毛笔，是置于笔筒中或悬于笔架上，这种笔匣大多为红木、紫檀或金漆螺钿制作，也是十分考究的。五十年代中期，商务印书馆由东城演乐胡同迁至西琉璃厂办公，彼时吴泽炎先生（原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辞源》主编）中午休息时与先君常常去逛琉璃厂古玩店。某日走入一家店中，不慎将一个紫檀木笔盒碰下柜台，跌在地上，那盒盖顿时开裂，不消说是要赔的，其结果就是吴先生照价买下了这支笔盒。当时这紫檀笔盒标价仅十五元，吴先生觉得无用，就将它转送给我父亲，后来经 “小器作” 修理完好如初，成为难得的纪念。
静静的书斋，案头杂陈精致的文具，虽置身于喧嚣的红尘中，总多少能保持着一点平静和悠闲的心境罢。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23 22:29
润墨濡毫是砚田 —— 说砚
常言道，笔墨纸砚是文房四宝，砚是其中之一。砚者，研也，是用来磨墨的。从中国文字的历史来看，上古是用刀刻竹木、金石为文，是没有砚的，从周代开始，才有了用石墨磨汁作书的习惯。石墨须研，研墨则有盛器，这种盛器多为瓦制，后世称之为瓦砚。以石为砚一般来说肇始于唐代，但从文献的零星记录中，也可以发现秦汉以前有以石为砚的传说，据说山东孔庙有石砚一块，为孔子所用之物，当然是靠不住的。
瓦砚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澄泥砚，一是古名砖瓦砚。
早在唐代以前，歙砚、端砚尚未发现，文人研墨之器，多以泥砚为主。一般的泥制陶器质地松软，且含有沙砾，不宜研磨和贮墨，因此必须以澄泥烧制。所谓澄泥，即是将泥澄细，压坚实，再入窑烧炼，做成砚台，这是唐代以前使用最普遍的砚。澄泥砚虽无特殊名窑出产，但对泥质却有极高的要求。山西绛县的澄泥砚最为著名，也正是因为那里的泥质极好。方法是用绢缝成口袋，置于汾水之下，经年累月，口袋里的汾水澄泥砚泥在水中摆来摆去，澄得最精细者取出晒干，制成砚形再入窑烧制，烧成后还要用米醋蒸五至七次，这样工序制成的澄泥砚硬度不亚于石头，注入研墨而汁不干涸。澄泥砚的颜色以鳝鱼黄为上品，绿头青为中品，玫瑰紫为下品。鳝鱼黄澄泥砚若有斑点者谓之砂，称最上品，极易落墨，所以后世伪作也很多。绛县古称虢州，唐人品砚以虢州澄泥砚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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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砖瓦砚多为秦汉著名建筑使用的砖瓦磨制而成，实际上也是澄泥为之，成分与澄泥砚相差不多，而且秦汉名砖瓦多羼有金属在内，质地坚实，体重而扣之声音清越，这种砖瓦上多刻有烧制年代和工匠姓名，更为珍贵。秦汉当时是没有人敢用御用砖瓦制砚的。以后秦汉建筑经兵火战乱损毁，砖瓦或不存或埋藏于地下，已经是稀有之物，而瓦砚所用的原料只是瓦头（即覆瓦中的檐头瓦），并须完整，这样就更难以寻觅，尤其是秦汉两朝宫殿名器，如周丰宫，秦阿房宫，汉未央宫、万岁宫、甘泉宫、上林苑、八风台，以及魏之铜雀台等宫阙砖瓦最为珍贵，后世仿造者也极多，使用秦汉名砖瓦制砚成为隋唐以来的风气。当时石砚已经出现并广为使用，这种秦汉名砖瓦砚实际上多为清玩之物，其实用价值并不大。
石砚在唐以前并不为士人所重，即使是石上研墨之器，也没有砚形，或以普通石片临时做研贮之器，用完也就丢弃了。直到唐代端歙二石相继发现，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石砚。
端砚产于广东高要县之端溪，歙砚产于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之歙溪，故名端砚、歙砚，其材料都是采于溪水下的岩石，经千万年溪水的冲刷、浸润，石质光滑温润，色泽亮丽丰美，成为制砚的最好原料。自唐以来，竭力采掘，屡禁不止，致使砚坑枯竭。五代以后，当地均设有九品砚务官，享受俸禄。一方面采掘官砚石料，一方面禁止民间私挖。如果说历代对端、歙二溪的保护，倒是以元代最为得力，当时端、歙二溪除砚务官外，均设有把总一名、兵丁若干加以保护，因此元代端、歙二溪的砚石是出产最少的。
端砚所用之石以子石为最佳，所谓子石，就是生于大石中的最精部位，其品种有青花、鱼脑冻、蕉叶白、天青、冰纹、马尾、胭脂晕、鸲鹆眼等多种，都是以质地和花纹颜色命名的，质地的温润程度如婴儿之肌肤，且善于发墨，传说虽隆冬至寒，砚中注水也不会结冰。
歙砚所用之石以卵石为最佳，也即是溪水中之形如卵子之精石，形体稍大者则少见。其品种可分为金星、银星、罗纹、眉子数品，只是这些 品种早在南唐之时已经取竭，自宋以后佳品几乎绝迹。再有一个原因就是歙溪范围很小，后世所谓的歙砚多是在歙溪附近开采，而真正意义上的歙砚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了。
前些年去过广东肇庆和安徽屯溪、歙县等地，那里的市场上、宾馆前摆满了售卖砚台的摊位，能摆出半里之遥。向外地客人兜售些端砚、歙砚，赌咒发誓说绝对是真品，确是可笑之极。
除端、歙二溪之外，全国各地几乎都有石砚出品，其品质较好者多出产于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山陕等地，大多也是采掘于河流溪水之下的岩石，也有以此冒充端砚、歙砚的品种。
无论是澄泥砚、秦汉名砖砚还是唐以来的石砚，都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文房用品。古代文人以文墨为生，故有以砚为田、以笔为耕之谓，进而砚台又有砚田之称。苏东坡《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有：“我生无田食破砚，尔来砚枯磨不出”之嘲， 伊秉绶有：“ 惟砚作田，咸歌乐岁，墨稼有秋，笔耕无税 ” 之喻，都是将砚视为文人安身立命的俦侣，其实用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砚又是文人士大夫的清玩之物，米芾著有《砚史》，苏易简著有《砚谱》，对砚之种类、性质、造型、源流论述甚详。历代文人收藏砚者不计其数，所谓百砚阁、万砚楼之称常见于室名别号之中。清代扬州八怪之金冬心（农）收藏古砚甚富，自号 “ 百二砚田富翁 ”，而其收藏又安在哉？宫廷藏砚自宋以来风气始开，至清尤甚。据《西清砚谱》所载，历代名砚和名家所用之砚悉数网罗其内，上迄晋唐，下至明清，名人如唐之褚遂良，宋之苏轼、米芾、陆游、文天祥，元之赵孟、黄公望，明之文徵明、董其昌皆见于著录，诚为洋洋大观。
从砚的形制来看，无论澄泥砚或石砚都没有一定的规格。从历年出土的秦汉石砚看，与唐以后的石砚有很大区别，还或多或少保留了先秦用石研子研墨的形式。汉代陶制圆砚，一般下部有三足，从山东、安徽和江苏徐州汉窑出土的陶砚中也偶见附带砚盒的珍品，砚盒多为铜制，也有漆器，或刻有云纹，或绘有鸟兽图样。徐州出土的铜砚盒并嵌有珊瑚、松石，色彩绚丽，说明汉代所用的砚已不但具有实用性，也同时有较强的观赏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砚形大多承袭汉代圆砚形式，但在材料上却有所变化，这时出现了圆形瓷砚，也即陶坯烧瓷工艺制作，形式也多为三足。南北朝时期的圆砚还有下部装有一圈足柱的，又称为辟雍砚。此外也出现箕形的风字砚，这种箕形的风字砚一直延续了千年之久，后世仿造者很多，唐以后端歙二溪的石砚和山西绛县的澄泥砚也有不少采用了这种风字形式。
宋代以来，砚除了注重石材的温润和纹理的秀美，形式更为多样，在一般的长方形平砚和抄手砚外，还有特制的石渠砚、兰亭砚、杂形砚等。明清之际，样式尤为繁多，如钟鼎、古琴、竹节、花樽、月牙、马蹄、荷叶、灵芝、古泉、圭笏、蟾蜍等诸多式样。在名砖瓦砚和澄泥砚中除了前面提到的汉魏之未央、铜雀、石渠等名砖瓦外，自唐宋以来之六螭、虎符、黼黻、澄泉、结翠、伏犀等澄泥砚都很著名。
端砚之美除了肌腠纹理之外，尚注重石眼，如鸲鹆眼、鹦哥眼、雀眼、猫眼、凤眼等。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宋百一砚，即是砚底部有一○一颗圆形石眼的端砚，得之于北宋端溪老坑，紫色，为长方抄手砚，右上方镌刻 “ 陆氏家藏 ” 篆书，右侧镌有乾隆七言韵诗。见于清代《西清砚谱》著录，为收藏家苏厚如先生捐献，堪称端砚中之瑰宝。番禺何氏所藏端溪岩石下坑石琢磨之 “ 青蛙 ” 砚，巧用石眼，啄为荷叶青蛙，石质清润，叩之有声，也是圆润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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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对砚极为重视，凡获美石，必择良工因材施作。石材之形象、尺寸之大小、纹理之疏密、石眼之高低，都是考虑的因素。无论材质大小，加工务求精美，取名必致典雅。或取其端正方直，或就于随形质态，都能制作得体，宛如天然。既是一种形状，也有变化不同，如风字砚，就有垂裙风字、平底风字、附脚风字、琴足风字种种。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我曾就古砚源流和形制等问题请教过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室的石志廉先生，获益匪浅，石先生不仅对砚石有深入的研究，还精于蛐蛐罐的考索和鉴别，堪称是此道中的专家。
砚是历代文人大夫的雅玩，砚之铭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有人以铭文作为判断和鉴赏古砚的重要依据。因为铭文的内容大多涉及题为金农 “ 百二砚田富翁 ” 的抄手砚，抄手砚始于宋代，又称插手砚，砚底与砚墙形成空隙，可将手插入抄底托起是砚的源流，镌有收藏和使用者的名字或室名别号，也有对是砚的赞颂题咏，其位置多镌于砚身两侧或砚的底部，也有镌于砚盒上的。如是经过几代人鉴赏，也会像书画一样，有不同时期的题跋，这些铭文对古砚的鉴别确能起到重要的参考，但不是唯一的依据。我曾亲耳听元白（启功）先生说过，有铭文的砚几乎一半是靠不住的，原因就是旧时文人过于注重砚的名人效应，于是作伪者投其所好，专在砚铭上下工夫，以求售得高价。其实铭文之雅俗，镌刻之功力，砚主人行年事迹之考证，都是需要综合参考的。眼下市场上许多有铭之砚文辞粗陋，法书恶俗，更兼镌刻刀法漂浮涩滞，一望而知是低等赝品。大凡古砚名砚，一入收藏家之手，大都舍不得使用，经历年玩摩，也会形成包浆，于是新砚旧砚，入眼就会有所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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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砚中有少量就其原式而用之者，略加雕刻，往往谓之天砚，这种天砚并非不加打磨，只是做得恰到好处，保持其天然粗犷，而施加镌刻的部分却做得极为精细，与天然石质相映成趣，也是当时的一种风尚。
明清以来，以残碑石磨制作砚风气颇盛，用汉唐残碑碣石片做成的砚，大多更富于趣味性，而很少付之使用。我藏有清代张叔未（廷济）得之于新郑唐子产庙的碑石残片（图见本书 “博物君子今何在” 一文），略加凿施成圭形，石质曾经打磨，周边仍十分粗糙，保持了残碑的风貌。此类多是玩物，而非文房中的真正文具了。
近年来，多见巨型大砚，且有越做越大之势，石虽不精，却镂刻镌雕得至繁至琐，号称工艺砚，真不知其用途若何。文房用品当有制，而且在于精致而不在硕大。唐代诗人皮日休诗曰：“ 样如金蹙小能轻，微润将融紫玉英；石墨一研为凤尾，寒泉半勺是龙睛。”信然，斯是砚也。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23 22:39
天工人作两相得 —— 说印章
印章是中国文人特有的一种符号标志，在我们今天见到的许多文牍、典籍、信札、书画上，都会看到各式各样的印章，不但印文各异，印体的材质和形象也是五花八门，它们不仅是一种个性的象征，同时也承载着历史与文化。
印章起于何时？从现存的印章实物来看，我们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而从文献资料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已经有了关于印章使用的记载。那时的印章通常称为 “鉩”（音同玺），有官、私之分。在现存的六千余方先秦古中，官约占二十分之一，其中绝大部分是私“玺”，多为金、银、铜、铁或玉石、陶泥及琉璃等材质符合。战国的官“玺”是为官吏衣饰佩戴、行使权力所用，战国时已经有了拜官授印、辞官交印、罢官收印的制度。官“玺”一般多镌刻官职名称，如“司马之‘玺’”、“司寇之‘玺’”，地方官也有在地名之下镌刻官名的，例如“沟城郡丞”一类。私“玺”是私人使用的印章，一般为姓名或闲文，姓名印章可以有姓有名，也可以单镌姓或单镌名。姓氏有以官名为姓的，也有以居住地区或区域为姓的，例 “司马”、“司徒” 或 “东方”、“东野”、“西郭” 诸姓。
秦统一中国后，印章在名称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改变了战国时期的官私印章统称为 “玺” 的习惯，规定只有帝、后的印章才能称之为“玺”，而百官与百姓仅能称 “印”。唐代以后皇帝的玺也称之为 “宝”，沿用千余年。印章在秦时，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一改战国时阴阳文并用的形式，而是多镌以阴文，且印面施以界格，正方形施以田字格。在书体上以小篆为主，印形也以正方形为多。汉代虽蹈袭秦制，但废除了田字格，使字体更加明显洗练。两汉时，品秩不同的官吏在官印的质地、纽式上也有很大区别，皇帝一般为白玉质、螭虎纽，诸侯王为金质、龟纽，品秩二千石至千石的官员为银质、龟纽，千石以下为铜质、鼻纽，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
两汉以前，并没有纸，那么，要印章何用？原来，先秦及秦汉的印章多为封发物件、简牍，把印盖在封泥之上，以防私自拆启。当时的公私简牍都是写在竹简、木札上，封发时用绳捆缚，在绳端或绳的交叉处用潮湿的黏土粘牢，再在黏土上盖上印章，作为信验，这是那时印章的主要用途。当然，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和印记。后来简牍易为纸帛，封泥之用渐废，只是存在于某些物品之上。唐代的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不少地方进贡物上用的白石灰质封泥，上面除了有墨书的物品名称和简要说明，还有朱红色的地方机构或长官印章，形成“白泥赤印”的情况。彼时用在纸上的印章也已改为朱色钤盖，一直沿用千年。印泥也称为印色，红色印泥是由朱砂、油、丝织物和少量水银调制的，因为古代印章是盖在封泥上的，因此至今仍保留了印泥的称谓。我们偶尔也可在信笺笔札上看到用蓝色印泥钤盖的私印或收藏印，这是因为修书人或收藏者正在服丧期间，红色便改为蓝色。除了公文和日常应用外，印章又多用于书画题识，遂成为我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创作形式。
在书画作品上钤盖印章，起于唐宋，但主要是兴盛于元以后。因此我们在唐宋书画上看到的钤印不多。今天见于宋以前书画上的印章大多是后来的鉴藏印。例如宋徽宗时藏于内府，见于《宣和画谱》和《宣和书谱》上的 “宣和”、“政和”、“教主道君” 和 “天水双龙” 等印玺多是那时钤上的。徽宗时还编有《宣和印谱》，收录了北宋以前的印章图样。
自元代以来，印章作为一种艺术品，其鉴赏大抵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印章本身，一是印文篆刻，而两者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关联。
以石料为印，元代以后最为流行，这种石印章多取材于叶腊石，以青田石、昌化石、寿山石三大类最为人珍视。
青田石产于浙江青田县，故名。石色丰富，但以青色居多，是石印的常用材料。其中以“白果冻”、“兰花冻”和“松皮冻”较为名贵，色青质莹，是制印的上品。
昌化石产于浙江省昌化县，故名。有红、黄、褐色，而以灰白色居多，也是常用的制印材料。其中质略透明，如熟藕粉的称之为“昌化冻”或“藕粉冻”。上有鲜红斑块像鸡血凝结的称之为“鸡血石”，少杂质，多红斑而质地纯净者为上品。
寿山石的品种最多，因产于福建闽侯的寿山，故名。寿山石有 “田坑”、“水坑” 和 “山坑” 之分，以质地而论，田坑为第一，水坑次之，山坑又次之。田坑中的冻石经过溪水、雨水的长期流浸冲淌，石质细洁晶亮，内里并有橘瓤丝或萝卜丝纹状的絮状物，细腻润滑，其中色白者为田白，色黄者为田黄，而黄白相间者为金银田，此三者出产甚少。其中极品为田黄石，从古至今一直身价昂贵，有寸石寸金之说。寿山石中质色如羊脂者，称之为“白芙蓉”，质色如桃花者称之为 “红芙蓉”，皆为寿山石中上品。另有一种通明如水晶，质腻性滑者，称之为“鱼脑冻”，也是寿山石中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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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黄由于其稀缺性和质地色泽的魅力，自古以来就成为最珍贵的玩赏之物，甚至超过其他珍宝。据说乾隆皇帝曾在梦中看到玉皇大帝颁赐他田黄石，而民间也历来有田黄石可以驱邪消灾、延年益寿的传说，因此田黄被进一步神化，被尊为“石中之帝”。咸丰皇帝临终前赐给慈禧的一方“同道堂”印，即是田黄石制成。
田黄石自开采以来，已经资源枯竭，总量加起来不过五百公斤。直到今天，就是勉强可以归属为田黄类的下品，如黑田、灰田，也都成为收藏者竞相追逐、搜求而致使价格一路飙升的藏品。而上等田黄作为印章、工艺制品而被辗转流传、买卖、交易、馈赠乃至损毁的全部，也完全在这区区五百公斤之内。
田黄石的鉴赏，主要是从其质地来鉴别。章鸿钊在《石雅》中曾说：“首德而次符。”以玉石而言，“德”就是玉石的质地，“符”是玉石的光泽和颜色，也就是说，品评玉石，质地是第一位的，而色泽是第二位的。历代寿山石研究者总结玉石有“六德”、“三贱”。“六德”即为细、洁、润、腻、温、凝，六项标准均能达到，才能谓之 “六德皆备”。“三贱” 即是粗、松、脆，是石质之粗糙而疏松者。
“六德” 仅指一般寿山石而言，至于寿山之极品的田黄，还要达到“结、嫩、灵”三德，“结” 是相对 “松” 而言，也就是说要达到石质的组成分子紧密，石质坚硬，石坚则色正。但凡石质既细且结，入手则有滑润感。 “嫩” 是相对老而言，田黄石中的上品如田白、橘皮红、黄金黄等，其质地嫩如婴儿肌肤，柔嫩可爱，绝无老干之病垢。 “灵” 是相对涩滞而言，这是单凭肉眼难以判断的，而是要靠对田黄多年的体味玩摩才能领会到的，也就是对一种灵秀之气的感悟，或者是对一种生命之光的感悟。这种生命之光却又没有浮躁炫耀之气，是内敛的、含蓄的、蕴藉的。“灵”，应该说是极品田黄的一种气质神韵，或者说是心灵与石质之间的交融。
以此而论，田黄所具有的已不是“六德”，而是 “九德” 了。但是，天下之物没有十全十美的。凡田黄石能具备八、九德，即为上品，如田白、橘皮红、黄金黄之属均为此类；能具备五至七德者，可算是中品，如桂花黄、鸡油黄等可算此类；四德以下者，为下品，如桐油地、番薯黄、胰子黄者，大约属此类中的石材。
田黄石中除石质细腻晶亮外，内里并有桔瓤丝或萝卜丝的纹絮状物，一般呈透明或半透明。色泽虽是从属地位，但也是观赏和品评田黄石的重要依据，这种 “黄” 要显得浓艳俏丽，而不能是色黄而呆滞；同时，也要黄得明朗剔透，而不能混浊暗淡，否则即使是质地不错，体积硕大，也不能算是上品田黄。
我们知道，通常的印章多为方形或长方形，大多是从不规则的石材上截取磨砺而成，但田黄石自田坑中出土时，大多为不规则的椭圆形，人惜其珍，不忍取其方正，如能是原生饱满、宽厚最佳，但如原生之时即是短小单薄的石材，为了凑重量而不加取舍修整的，也算不上是好田黄。
在印章中，除了石印之外，还有象牙、玛瑙、水晶、犀角，等等，都可作为印章材质的选料。但此类材质不易凑刀，多为玩物，远没有石印使用广泛。
印章的整体造型也有许多讲究，印背高起有孔，可以穿戴而佩的地方称之为印纽。纽可有各种不同的造型，如螭、兽、龟、橐驼、罗汉、台、瓦诸型，具有装饰作用。穿纽的丝织物为印绶，置印的锦盒或木匣称为印盒或印匣，也都是印章的附属物。
近年来，印章受到越来越多的收藏者青睐，价格也在不断攀升，但目光多注重于印章的材质，而轻视或不甚熟悉印章的篆刻艺术。其实，作为艺术鉴赏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却恰恰是印章的篆刻。
从现有资料看，印章用朱色印泥钤盖于纸上，大约始于六朝。而镌刻成凸形的印文，称之为阳文或朱文；镌刻成凹形的印文，称之为阴文或白文。宋元以后，私印的形式和范围逐渐扩大，已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姓名，字号印、斋馆印、收藏鉴赏印、逸兴词句印继而兴起，其镌刻也由工匠扩大到文人，成为士大夫阶层寄托情致的一项艺术修养和遣兴的技艺。元代赵孟对篆刻极力倡导，继之明代文彭提出复兴汉印的优秀传统，于是篆刻境界更为拓展。明代何震开创皖派，继有苏宣、程朴等人，专学秦汉风格，古朴苍秀。徽派篆刻家汪关、程邃、巴慰祖、胡唐以摹刻汉印为长，几可乱真，一时竞相争辉。直到清代乾隆时浙江派崛起，以丁敬为首，继而有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合称为“西泠八家”，他们宗法秦汉，善用切刀，博采众长，是影响清中后期篆刻风格的重要流派。清代后期的邓石如、吴熙载、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等更是各树一帜，异彩纷呈。
近代篆刻家有盛名者，除画家齐白石、陈衡恪、陈半丁等影响极大外，当推王福厂、赵叔孺、童大年和唐醉石（源邺）、寿石工等人，他们的篆刻艺术都是值得收藏的精品。除了印文之外，名家刻印也多著边款，即在石材的侧面题写词句和艺术家的署名，这是明中叶以后一直流行的风气，也为后人了解篆刻艺术留下了资料。
篆刻艺术作为一个艺术品的整体，必须具备三法，即篆法、章法和刀法三个方面。篆法即是印章文字的书法，明清篆法家大多为书法家，他们力求书法入篆，要刀中见笔，笔中有刀，刀笔相生相辅。章法即是印文整体布局的安排，要做到分朱布白均称有秩，在参差之中求得统一与和谐。刀法即是篆刻家凑刀的功力和个人的风格体现，要达到线条挺拔、流畅自然、生拙古朴。三法的娴熟与运用得当，是篆刻艺术达到至臻完美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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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中，整理了家中所藏的印章，尚得六十余方，是我家四代人的名章、闲章及鉴藏印。除先曾祖季和公印信已不存外，计有先曾伯祖次珊公“赵尔巽印”、“无补老人”二方，先祖叔彦公名章、别号室名章及鉴藏印和闲章四十余方，无论石材、篆刻都最为精致，大多为王福厂、赵叔孺、童大年、陈仲恕、张越丞、寿石工等人所制。先严及先慈印章十余方，有陈半丁、杨廷福、黄永年等人的作品。我和内子的印章、藏书章近十方，石材和篆刻水平自然是远逊于前者。曾钤印谱十数册，大多已分赠友人殆尽。
印章，是篆刻艺术的载体； 篆刻，又是印章的再创作，它们是相互映衬的艺术品，都应该受到高度的重视。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23 22:42
温馨的彩笺
如今网络时代，电子邮件逐渐成为人们互通信息的主要形式，手书信札已经越来越少，偶有友朋书翰，捧读弥珍，远比在电脑视屏上阅读亲切得多。至今，我和几位朋友往来尺牍仍然使用的是八行笺。
日前，接到扬之水君的便函，她是中国历代名物的专家，文辞之美、法书之秀自是不消说了，单看那套封笺，清新淡雅，可谓是先声夺人。封与笺合为一体，浅粉色地子上是淡淡的樱花，素洁之中却透着温润，我想那大概是日本的出品。日本是高科技的现代社会，却依然保持着许多古代的书仪，就连彩笺的格式和品质都追求古雅，实在是非常可贵的。
去年内子去日本进行学术交流，临行前拟备些小礼品，考虑再三，决定选择惠而不费的彩笺带去。我们在荣宝斋发现可供选择的彩笺品种并不很多，且纸质不佳，包装粗糙。不得已选了四五个品种，每种若干套，聊以相赠日本友人。内子回国时，日本友人也以笺纸回赠，说来惭愧，那笺纸竟比她带去的要好得多，其中有东京楠堂的白云笺、鸠居堂的唐纸笺，最令人爱不释手的当属奈良唐招提寺宋版一切经表纸蕊文笺和金堂内陈天井板纹样笺，也是有笺有封，封笺一体，表里如一。
什么是彩笺？说白了就是信纸，也就是书牍往还的载体。旧时公文私札大多使用行笺，可以是白纸，也可以是朱丝栏的行笺，一般公文多用十行笺，而私札多用八行笺，根据纸张大小和行距宽窄，多分为大八行、小八行。此外，如果寄笺人尚在服中（即为先人戴孝期间），也常使用青丝档八行笺书写信函。至于彩笺，又称之为花笺，除了其实用价值之外，也属于文玩之类。据传始于唐代才女薛涛，以彩色纸印制诗笺。宋代彩笺已十分流行，晏殊《蝶恋花》“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即是此谓。后来彩笺的形式发展为多种多样，以淡彩印行山水人物、翎毛花卉，乃至宋版图书、博古文佩图案种种。
北京琉璃厂的南纸店大多是出售彩笺的，品种最多的当属清秘阁、荣宝斋、宝晋斋、淳菁阁等南纸店，除了新印彩笺外，尚能搜求到明清彩笺，当然已经不忍使用，成为了收藏家的藏品。鲁迅与西谛（郑振铎）先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在琉璃厂遍求彩笺三百余种，都是厂肆木刻水印的名家书画，可谓精美绝伦。后来在西谛先生的多方努力之下，终于在1934年制成《北平笺谱》。《北平笺谱》为线装，瓷青书衣，一函六册。那书衣题签出自沈兼士先生手笔，而书中引首则由沈尹默作率更体楷书。书后附有西谛先生的《访笺杂记》，书前序言是鲁迅先生所作，由魏建功手书，但只署“天行山鬼书”。此书前后两次共印二百部，今天，不要说那些彩笺原件，就是这部木板套色水印的《北平笺谱》也可以抵上明版图书的价值了。
最近，见到三联书店为黄裳先生出版的《珠还记幸》（修订本），内中收录了数十位现当代学人的墨迹书札，且不言其文学与史料的价值，仅是作为这些文字载体的各色彩笺，就足以令人陶醉。
民国时期许多画家都曾为琉璃厂笺纸店作过画笺，如林琴南作吴梦以宋版《宣和画谱》书影所制的笺纸以宋版《谢宣城诗集》书影所制的笺纸窗词意笺，姚茫父作西域古迹笺，陈师曾作花卉蔬果笺，齐白石作人物花鸟笺，吴待秋、汤定之作梅花笺。此外，当时居北平的画家王梦白、溥心、陈半丁、金拱北、张大千、王雪涛、萧谦中等都曾作过画笺，其中一些木版沿用至今。荣宝斋印行的《十竹斋笺谱》也是很通行的彩笺。溥心曾作瓦当题记笺，是荣宝斋定制的，最为古朴。
书画之外，博古文佩的图案和瓦当汉印的拓片也都是彩笺之选，宋元版本古籍的书影作淡化处理，更显古雅厚重。我见到过宋版《农桑辑要》、《谢宣城诗集》、《居士集》书影彩笺，异常雅致。荣宝斋也曾印制过十数种古器物图彩笺，造型文饰不失古意，均为上乘之作。至于 《十竹斋笺谱》，是明代崇祯十七年（1644年）海阳胡日从旧制，原谱藏于通县王孝慈家中，也是西谛先生借来供荣宝斋印制的。鲁迅撰写了《十竹斋笺谱》的翻印说明，于非厂以瘦金体为笺谱作书衣题签。
戏曲小说中的木版画也是笺谱内容，《西厢记》、《金瓶梅》中版画都曾作过彩笺，陈老莲的“水浒叶子”所制信笺最为精美，人物栩栩如生，极具收藏价值。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琉璃厂曾精选一些京剧名家的演出戏单作为笺纸图样，全都是采用实际演出的戏单制作，除广和楼、吉祥戏院、第一舞台之外，还有不少堂会戏和赈灾义演的戏单子，殊为别致。这些戏单子也如宋元版本一样，以淡化形式制成笺纸，依稀可见当时名伶合作演出的盛况，除却作为文字载体的笺纸之外，同时还有戏曲史料的价值。
我曾拜观过很多名人尺牍，都是彩笺上的书札，书翰内容虽已化作历史烟云，彩笺墨迹却犹如重晤前贤。文辞的清雅与法书的庄静交相辉映，让人看到一个逝去的时代，或是一种正在消逝的文化氤氲。
彩笺作为一种文具已渐渐失去了它的实用意义，但作为文玩确是颇有艺术价值的藏品，大概是纸张不好保存或缺乏对其重视的缘故，时下要在京沪、江浙的文玩市场上寻求几套旧时的彩笺已非易事了。
彩笺作为信息的载体有种特殊的温馨，“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试分茶”，那样的安谧所承托的将是怎样一种心态？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23 22:47
建国后唯一饾版彩笺《绿扬笺谱》·布函楠木匣
建国后唯一饾版彩笺《绿扬笺谱》·布函楠木匣(图1)
建国后唯一饾版彩笺《绿扬笺谱》·布函楠木匣(图2)
建国后唯一饾版彩笺《绿扬笺谱》·布函楠木匣(图3)
建国后唯一饾版彩笺《绿扬笺谱》·布函楠木匣(图4)
建国后唯一饾版彩笺《绿扬笺谱》·布函楠木匣(图5)
建国后唯一饾版彩笺《绿扬笺谱》·布函楠木匣(图6)
建国后唯一饾版彩笺《绿扬笺谱》·布函楠木匣(图7)
建国后唯一饾版彩笺《绿扬笺谱》·布函楠木匣(图8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23 22:47
董桥所书彩笺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23 22:49
扬之水所书仿古彩笺
白谦慎所书仿古彩笺
董桥所书仿古彩笺
刘涛所书仿古彩笺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23 22:53
话 说 轴 头
中国书画装裱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发生着演变，逐渐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形式。这种独特的装裱风格同时也影响着日本、韩国。
书画作品历来是中国士林最重视的文玩之一，因此在装裱上也是最为讲究的。根据书画尺寸和规格，主要装裱形式有手卷、册页、中堂、条幅、横幅等多种。
手卷的历史应该说最为悠久，在宋代以前，书画墨迹的收藏方法大多是卷轴的形式，我们看到的展子虔《游春图》、周肪《簪花仕女图》等都是以这种形式装裱的。至于书法墨迹，更是非以次不能保存。因为观赏时需用双手缓缓舒卷展示，所以程之为手卷。手卷的轴心多以木质，而两端则常用岫玉为堵头，一来为了美观，二来是为了避免木质轴心生虫。讲究的轴头也有使用白玉、象牙或玛瑙为原料的。手卷的轴心是不出头的，卷起来是一个平面，考究的手卷有木匣盛放，匣壁有囊，手卷可以安放于囊壁之间。
册页起源于唐代的叶子，每叶为一桢，即可单独保存，也能装裱成一册。其中每页为一开，一般不少于八开，多则十二开、十六开二十四开不等，或书或画，又能独立成篇。为了使册页使于保存并起到保护作用，多以木版或锦裱纸版为封面封底，模板讲究者多用红木或金丝楠木为原料。册页在书画装裱中是唯一没有轴心的形式。
横帔也称之为横幅，为了悬挂方便，一般两侧皆有分量很轻的细轴，轴心质地多为秫秸或软木，悬挂时不致两侧下坠。横帔最长者一般不过六尺，再长者只能裱成手卷了。这种横幅两端与手卷一样，都是不出头的。由于轴心很细，大多只是用同样质地的绫子包一下。
条屏与对联的形式大体相同，只是条屏是多幅组成，可四条、六条、八条、十二条不等，而对联则只能有两条。条屏的内容可书可画，可以独立成篇，也能组成一个整体。而对联仅能是书法，书写对仗的文字。条屏与对联在装裱形式上却大体相同，主要市有轴无头，其原因是条屏需拼组悬挂，中间大多无间隙，轴头会影响每屏之间的距离；而对联幅较窄，也或有并排悬挂者，故而也无轴头。条屏、对联的轴一般与条幅粗细所差不多，因为不设轴头，所以两端必须精心处理，通常形式是以宋锦或云锦做包头。对联分成上下联装裱悬挂始于明代中叶，再早的实物没有见到过。而条屏兴起的时间更晚，始于清初，至乾隆后为兴盛。因此，条屏与对联的轴三百多年以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
中堂与条幅都可以归为立轴一类。所谓立轴，就是都可以立起来的悬挂的，保存时则可卷起成为一个画轴。中堂本是俗称，顾名思义，是挂在堂屋中的大幅立轴，长度和宽度都要大于一般条幅，可书可画，也可以是“福”、“寿”等大字。条幅则是现今书画中最普通的形式。无论是中堂还是条幅，由于画幅较宽，其轴大多有伸出的头，一来手可握两端，便于舒卷；二是增加轴的分量，使整幅字画在悬挂中更有垂感。于是，轴头也就成为书画装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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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头一般为木质，可以是楠木、花梨、紫檀、鸡翅木等，也有瓷质或象牙、牛角等为之。木质的可有不同形式，如平头、圆头、凹腰头、竹节头、云纹头、如意头等等。都是在不同材质上略施工艺，以达到美观、圆润。瓷制轴头大多为青花，也少有彩釉的。象牙、牛角材质的轴头不可能太大，却是为精巧的立轴使用。
七十年代末，百废待兴，书画市场渐渐有了生气，书画装裱业也渐渐兴旺起来，彼时各种装裱材料不乏，但是找一副好轴头却非易事。那时一幅好画轴工艺能做得很不错，在西城孟端胡同和烟袋斜街表字画的手艺堪称上乘，但所配轴头却是柴木上了油漆的东西，分量轻飘，犹如穿了一身话服，脚下却是一双破鞋，实在无奈得很。直至八十年代中，由于市场经济的繁荣，各种好材料、好工艺的轴头才复见于装裱市场，就是寻求几副旧轴头也不太困难。偶在书画市场或拍卖会的预展中看到些曾经揭裱或修复的作品，绫子的图案、色泽以及装裱工艺都能说得过去，只是配了一付柴木油漆的恶轴头，一望而知是那个时代“合浦珠还”的故物。
轴头虽属文玩的细微末节，却也代表着一种品位与修养、审美与好尚，文玩也需要一种和谐的整体美。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23 22:55
作者: 花斑熊 时间: 2015-1-29 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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