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版 “洪洞县里无好人” ？？？？？

虚无飘渺1971

    据说这是宁浩四年磨一剑 呕心沥血 又一力作 ！那日 去瞧了瞧，如果没有其他看法 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演员阵容也算是可以（徐峥 黄渤 算是当今红人了）。可看完 却.............


   近期炒得火热的、山西籍导演宁浩执导的所谓“中国第一部西部公路片”《无人区》。整部电影看下来在赞叹“大美新疆”好风光的同时，也不由得满脑子都是因着《苏三起解》在山西流传百余年的那句“洪洞县里无好人”……


       从第一个出场的黄渤说起，貌似是整部片子中负能量较少的一个“新疆人”了，但也是非法持枪、诱杀鹰隼的准罪犯；他的同伙、为几只鹰隼老爱开车撞人的“撞撞”无疑体现了“新疆人”野蛮残忍的一面。在无人区里的“夜巴黎”谋生的新疆人更是没一个正能量：头脑有病的二球，贪得无厌的商店女老板、以“捆绑销售”名义敲人榔头且涉嫌绑架妇女卖淫的屠夫……还同借《疯狂的赛车》火起来的陕西哥俩儿走私油品。女主角相比之下算是有点正能量的角色，是个安西人（电影字幕打成安溪，完全南辕北辙哇）……只会口头上“然死人”的窝囊警察就不说啦。对于熟悉新疆的人来说，这是一部值得赞美的西部公路片；对于不熟悉也没有来过新疆的内地人而言，估计“惊吓”效果要远远大于电影娱乐效果——“看吧，新疆就是这么一个蛮荒之地！新疆人都是一帮什么人哇！”


      宁浩四年磨一剑，这双刃剑对新疆未必是一件好事情。最后还要说到的一点，电影结束时的字幕里看到了貌似在拍摄期间牺牲的一个维吾尔族名字……新疆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开放包容之地，拍一部展现新疆风土人情的电影而对这里的民族风情惜墨如金，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不知看过的人 有何想法

不冻泉

那还是不看的好  。

玉道天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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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斑熊

  不如看看周涛老爷子的书，《一个人和新疆》



   天生我才——周涛和他笔下的新疆

       2013年12月12日 11:27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殷实



《一个人和新疆——周涛口述自传》

   周涛 著

花城出版社，2013-11


      去年读了一本传记，是台湾学人齐邦媛的《巨流河》，今年读到另外一本，是诗人周涛的《一个人和新疆》。两书似有共同之处，即“述而不作”：齐著因年事高而在自己写作的基础上由弟子帮助整理，周书则纯粹由作者分多次口述，经朱又可先生落实成稿，两者都经传主亲自校订过。


         齐邦媛的飘零路线大致是辽宁——北平——南京——武汉——重庆——台北，书中记录自己在战争与离乱中的“歌哭岁月”、求学生涯；周涛的迁徙历程则是山西——北京——伊犁——喀什——乌鲁木齐，书中详述个人成长，细说社会变迁，近逼历史实况。在某种程度上，这两部自传都可以说是个体中国人的成长史、心灵史，但读取其中的思想信息、生命奥秘，或许需要我们对自己头脑中的“认知机制”调校一番才行。


       一学者，一诗人，两人精神气质各异，两书内容迥然不同，情趣格调几无可比。表面看，学者齐邦媛在矢志不渝追寻浪漫乌托邦，诗人周涛却似乎在持续不断地披露世故经验。从根本来看，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书，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


      显然，前者更具理想倾向，达成的是一种文化学意义上的真实，后者则具备实证价值，接近心理学意义上的真实。虽然孰高孰低，难分伯仲，我在此还是想强调后者的重要，也就是《一个人和新疆》的独特意义。因为像齐邦媛那样陈述“光荣与梦想”类型的著作还是比较多的，虽说崎岖的命途可歌可泣，执着的追寻可敬可佩，但到底仍属“常态”书写；而周涛这种直率、接地、某种程度上甚至不乏残酷真实的案例，实在太个别了，尤其是在事关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幽暗“社会心理”的部分内容时。


       反过来看，这又正是诗人性格的体现：他无意进出观念世界之门，也不想费心印证所谓的历史意义，看上去，他的生命本身就是表明社会人情冷暖、道德程度高下的水银柱。他像《忏悔录》的作者卢梭一样，通过一种无邪的方式让一个时代的人性事实充分曝光，在所谓的上层阶级尚未学会用虚荣、伪善来粉饰自己的鄙陋与野蛮之前。


    《一个人和新疆》所展现出的社会认知方式、生命价值判断，也许只有在被归入人类学田野考察的范畴，或者是社会学、心理学研究素材的范畴时，我们才可以充分认识得到。二十世纪后半页的中国史，可进入的方式很多。周涛以一个本质上是诗人的惊人坦白，给出了一种答案，也打开了一扇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停下来想，将来人们要看这一段历史，看有点戏剧化也有点妖魔化了的时空裂变，看在所谓红色背景下，特别是在革命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心性，看他们对“文革”的感同身受，或者是看中国文学在社会癫狂时期的尴尬地位，恐怕还是要倚重这样的口述。



一、童年记忆


    在这本二十万言的自述中，周涛从自己呱呱坠地讲到著述完成时的六十六岁，从童年记忆、青少年成长，到从文从军，获得自己的影响地位，不但是去理想化、去意识形态化、去文学化，而且是有去“文化”倾向的。说明这一点很有必要。我们对现实文化、文明的意涵本身的价值判断且不去说。就是那些毕生抱着与现实文化、文明相颉颃心意的社会批判者，以为自己遗世独立，常常觉得孤愤悲凉，其实都还是对这个世界爱得太深、欲求也太多的完美主义者，知人论世的著作中，矛盾和痛苦常常一望而知。


       但周涛显然有那么点 “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 (庄子语) 的意思，他至少并未将对这个世界的“眷恋”或者是“挚爱”挂在嘴上。在书中，他曾引用据说是英国皇家晚会上有人演唱的几句歌词：“我又老了一天”、“我恨这世界，这世界也恨我！”这样的比喻式的认同，说明了周涛精神上的某种松弛，也就是说，他没有夸大自己存在的重要性，也不过分纠结于终极的去来问题。正因为如此，他对自己———一个个体的回忆，就真正做到了口无遮拦。


     “有一次我站在海淀区的一个小山坡上，正好是早上上班，觉得自己好像大将军一样，看着脚下灰蓝黑的人流，心里忽然间生起一个念头———这些人都是我们解放的。心里有一种征服者和胜利者的优越感。我自然地把自己放在解放者的行列里。”尽管他自己后来都觉得奇怪，那么小的时候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念头，但也确认了这就是自己一生当中思想基础所发出的芽：


     人生的政治背景这个芽，是你的政治色彩，不是你的文学色彩。每个人都有人生的政治大背景，你是松树还是柳树，芽长出来是不一样的。同时，这个苗也决定你的性格，决定你的人生色彩是开朗的、忧郁的、昂扬的，还是压抑的，你的整个性格和你最初的芽是有密切关系的。


     那时候我已经有了主人翁的态度：这个世界、天下是我的，我们的家，我不是生活在别人家。出身不好的人肯定是生活在别人家，这个威慑力随时都是存在的，也无处不在……我这个芽从色彩上和共产党、和共产党军队是保持一致的。这里一定要把人生色彩和政治分开，政治上你是这个集团的成员……为什么我的文学里经常张牙舞爪比较狂？人家说狂气，霸气，甚至有些匪气。这从哪里来？和我从小在军队里长大有关系，说话无所顾忌，老子说错了没有关系。我们家的事我敢说，客人不敢说，客人说错了不好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出生的那一代人———周涛1946年出生在山西潞城县马场村的八路军总部，那个如今从方方面面正主导中国社会的阶层，其心智发育、情操培育、人格形成的条件如何，其原初的心理的建构是怎样开始的？上面的引述大概都是最好的说明。


     无论如何，当历史的发生和延展都已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时，道德的现实，精神文化的本质，也都会随之而有所变动，或者是被人为地重组。胜王败寇的历史过程(逻辑)并不会顾及到事后的历史编纂，而只是呈现为某种令人愕然的“景观”或“生态”，这就是为什么史著总免不了要尽可能去考据事实、钩沉史料、挖掘真相的原因。《一个人和新疆》的这种“真情吐露”，无疑是后世对历史进行理性探究时绝好的一种心理学佐证材料。


     1955年，9岁的周涛随父母从北京搬到新疆：“在北京读到小学三年级，转到新疆自治区党委直属小学，那是个供给制的小学，毛巾、牙膏、牙刷、衣服都是发的。衣服非常好，吃得很高级，住在学校里，整个大宿舍有地板，每个宿舍配两个保姆。那是共产党的贵族学校，赛福鼎的女儿，还有很多乌鲁木齐的大干部和各个地州书记州长们的小孩都在那儿。”


      及至中学：“我考到乌鲁木齐一中，那时候八一中学主要收的是厅级以上干部的子女，我父亲是县级干部，所以我只好上了一中。”“党校(周涛的父亲在党校工作)有一个俱乐部，放的全部是内部片，外人看不到。党校一直在办三级干部轮训，省、地、县三级干部全部是新疆掌权的人，这些人看的电影跟街上的显然不一样。每天两部，全是外国片……那时电影院放的都是大众文化的电影，什么《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他们看《冰山上的来客》就激动的不行了，我根本不稀罕。”


      这已经不只是心理建构、认识的成长问题了。诸如此类的“素材”所提供的，是社会权力结构、社会控制与支配方式等诸多方面的确凿信息，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新政权的统治策略亦可见端倪。出身、家庭成分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文化心理的形成关系重大。就像“红色”与“贵族”这两个完全不搭的词竟然最终被搭配在一起一样，父辈革命者功勋荫庇之下一代人的某种国民气质、社会情感的生成就是顺理成章，虽然未必直接与血统论相联系，我们仍可以看到一种怪异的血统论事实。


       1965年周涛考入新疆大学：“大家不愿意学维语，认为是考得不好，不如人家中文系的，才分配来的。‘文革’后才知道，好的才选到维语系，因为维语系的培养对象和中文系不一样，中文系培养的是中学语文老师，维语系培养的是干部，有两个分配去向：一个是高级领导人的秘书，又懂维语，又懂汉语；一个是公社领导干部，到基层去需要精通两种语言。”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行政权力的“内在”运作方式，也于不经意的回顾中可见一斑。



二、文学历程


       一个和文学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人，会如何评价自己的笔墨生涯呢？冷眼旁观、奚落和嘲弄的口吻，先沾沾自喜后又视之若粪土的荣誉……周涛与“文坛”的关系并非是亲善的，他扬言最终是自己抛弃了文学。这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诗人式的灵魂赤裸：涉足不久的他，参加了一些活动，拜见过几个名流后早已发现，在这个国家的这个潦草时期，发表作品、出版著作、获奖成名、取得社会影响，道貌岸然的背后也不脱名利场游戏的性质。


       他调侃：“又出名，又获利，这文学创作的活还真不错。”他也明白：启蒙、革命、解放、阶级斗争，这些意识形态话语，还包括知识体制，都是在“真理”的主色调或旗帜下暗含了绝对的权力意志、绝对的社会支配形式。再就是如后来所显现的，干脆演变成了一种市场化的结果，一种赤裸裸的生意。周涛坦言，自己“搞文学”的动机并不纯粹，主要和自己父亲倒霉、家庭地位一落千丈大有关系。“他倒霉以后我就比较低调，心里有鬼，有软肋，老实多了，不敢再张扬了。”


       出身好、腰杆硬、条件好的社会宠儿周涛，经历了1960年代的大饥荒，参加过“文革”中的夺权办报，有一次差点在卡车上被乱枪扫射身亡，父母亲下放农村，自己从新疆大学到伊犁的林场接受再教育，后来分配工作到更加偏远的喀什，“四人帮”倒台后差一点被作为“重点人”查处。在这一系列变故和危难之后，周涛承认自己变了，特别是面对审查：“我当时声泪俱下，那么骄傲的人变得低声下气。”1978年，他的一首一两百行的诗《天山南北》在《诗刊》发表，当时“文坛”的领袖级人物曹禺和徐迟到新疆，在一个会上说新疆有人才，他就是人才了。不但一夜间在新疆成名，还从南疆的喀什被特招入伍，进入军区创作室，重回乌鲁木齐。


     文学方面，周涛大概是以诗取胜的，他心目中想击败的对手是当红诗人北岛之类，但似乎壮志未酬。在一些当代文学史教材中，他位列西部诗、新边塞诗代表人物之首，曾经有一本诗集《神山》在1986年获得第二届全国新诗奖，长诗《山岳山岳丛林丛林》在新时期中国军旅诗歌中的地位一直无人可以撼动。但后来他对乌烟瘴气的朦胧诗产生了反感，自觉无法加入，写作渐少，转攻散文写作，目标是要“解放散文”、摆脱五六十年代留下的散文模式束缚，并且很快以一批出色的长篇散文在散文世界掀起波澜。


       第一本散文集《稀世之鸟》即获得很大反响，《中华散文珍藏本·周涛卷》甚至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但到了此时，周涛对中国的“文学码头”已经有些厌烦了：“这时的文学界对我来说失去了神秘感，也减弱了崇高感，同时增加了疏离感。我对各种文学奖项有很多不满意，它和我心目中想象的东西距离太大。我一直认为任何一个时代国家级的文学奖，一个是要公正，一个是要突出，不能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不能撒胡椒面，要把它奖励给那些最值得奖励的人。


       ”文学界的各色人等也让他惊诧讶异，有一件事，八十年代后期，他和一位军队作者程童一去领上海的一个文学奖，当责编随口介绍了程的“处长”职务后，立刻遭遇名作家茹志鹃当面奚落：没见过这么大的官啊！结果是程当即决定不参加领奖活动并迅速离开了，这让周涛颇感无趣，也觉察到某些文人恶习：“这个圈也不是好混的，起码很不温暖”。至于对几乎什么人都可以获的鲁迅文学奖，他都没心思去领了：“鲁迅文学奖奖金一千块……一千块不够我来回的飞机票，来回的飞机票是公家出，我拿公家的几千块钱去领自己的一千块钱，不值得，花那个钱干啥？我这个人花公家的钱确实比较心痛。”最终他确实没有到北京领奖，而是让新疆的另一位获奖者沈苇代领了事。



  三、恋爱波折


      《一个人和新疆》更主要的还是展示自己虽非传奇但真实得令人瞠目的人生。其中包括了迄今为止我们所见最为详尽的“文革”经历，从串联、武斗、夺权、抄家，到主笔写社论、武装械斗、派别之争和新疆地方杂糅的人脉关系。成长经验、社会历练之外，关于自己的婚姻，周涛也有深刻的检点，这同样是他让我想到卢梭的地方。青春年华时期，自诩为才子的周涛，可以说风流倜傥，他曾经爱上了一个长得像索菲亚·罗兰的佳人。不料在追求索菲亚·罗兰的时候，佳人并不同意，见面一问：“她说已经有一个人追求她，她也答应人家了，并不是看不上我。我没想到事先已经有人追求过她，那是个军人。我只好撤吧。她哭开了，意思就是不让我撤。最后她说她跟那个人断，跟我好。等于是我把她夺过来的。”热恋三年后，随着索菲亚·罗兰插队去了农场，见面少了，他们之间开始疏远。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的家庭垮了……我已经不是公子哥了，已经是阶下囚，眼看面临灭顶之灾。乌鲁木齐没有我们家了，房子被收走了，我几个弟弟也都四散他乡……我是老大，为了让这个家庭不垮，我在婚姻问题上就有想法了”。


    当时的索菲亚·罗兰并不势利，完全不在乎周涛家庭的变故，没有想过要跟他断，他虽说于心不忍，“但如果我跟她好下去，我的家庭肯定是没有指望了。想来想去我还是下决心了。那就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里，一封信，断了。……这是我背信弃义，为此我终生内疚”。


    无所谓毁誉，但一生愧疚，心中忏悔，这也算得上是一个诗人清晰的自我了。



   四、新疆体悟


     对于新疆这个自己生活了快六十年的地方，周涛自然是有很多话要说。篇幅未及一半，他已经触目惊心地谈到了“终老天山”的问题，“士为自己的土地死，土地是知己者，因为这块土地不光养育了你，这块土地上的人也充分了解了你，最认识你，最抬举你，你不死在这儿，你死在一群根本不理你的人那里干啥？只有新疆的人是你的亲人，死在亲人的身边是最好的归宿。”毫无疑问，这颗大地上的飘零的种子，在天山雪水的滋润下，已经把根须伸向了新疆的泥土之中，他接受并且喜欢上了西域家园，并且成为一个自称“胡儿”的汉人。


      上大学时没能精通维语，不能深入该民族的历史文化，不知道人家语言的妙趣、文化的精微，也就无法在自己的写作中涉猎更多，这于周涛是一件憾事，但这不等于他对新疆的了解有问题。在口述最后，周涛模仿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风格，拿出一篇《新疆社会各民族分析》，言简意赅，直指要害，比那些常年搞“调研”写官样文章的所谓研究者见识高出不知多少倍。


      他在简略分析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回、锡伯、柯尔克孜、塔吉克和乌兹别克八个新疆主要民族的性格气质、文化特征之后，得出结论：“从国家统一的大局来看，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柯尔克孜人没有分裂要求，只有受到尊重、受到保护的愿望。锡伯族，回族，蒙古族，哈萨克族，不但不会搞分裂，还是反分裂的重要力量。这一点应该是坚信不疑的。维吾尔人绝大多数还是希望和睦相处，走共同富裕文明之路的，极少数的分裂主义分子不能代表维吾尔族人民的要求。对新疆各民族一分析，复杂的民族关系一下子变清晰了，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大家共同的敌人，变得一目了然。”




      《一个人和新疆》的意义，不在于要为自己洗清什么，证明什么，或丢掉包袱，打开心结，而在于最大限度的复原、坦白甚至“裸露”生命真相，在于以真正人的尺度检视我们的文明，特别是在攸关历史晦暗中人的心理发生、心理结构、心理现实，以及人的认识成长的生物学前提时，这类经验其实更具颠覆性和震撼性，也更具客观性，是超越了一般“文学”及其趣味的社会学材料。这样的传记表明了一种可能，那就是扔掉词藻的堆砌和过分文饰，撕破自我包装的面纱，由个体心理、心智和情感的事实而连通社会文化，甚至连通政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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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没看过的人飘过

乐成

听人说了，感觉太冷酷了，对国人的形象负能量。

虚无飘渺1971

“别把我当成是同类，我和你不一样。”在影片中徐铮的这就台词屡次出现，让人印象深刻。就像在《英雄本色》中小马哥的一段经典的念白说出了吴宇森导演的境遇和心声，这句话似乎也可以被看作是宁浩导演拍摄《无人区》这部电影的内心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