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的狂想：对《世说新语》的另类品读

花斑熊

    桓温VS谢安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阼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


      从表面上看，本条是谢安与王坦之的比试，其实是桓温与谢安的较量。


       369年枋头之役的失败对桓温来说打击是巨大的。以其为转折，桓温目光向内，有了代晋自立的欲望。此前，路过王敦墓时，他曾不由自主地称：“可儿！可儿！”  可爱的人儿！看来，他想对朝廷有所动作了。


         果然，他很快废当时皇帝为海西公，立会稽王司马昱为新帝，并率军进驻姑孰（即安徽当涂），动不动就带甲入朝，吓唬大伙。


        当时谢安为侍中，见桓温后马上拜倒，桓温看到老部下后惊道：“安石！为嘛要这样做？”谢安回答：“未见君拜于前，臣立于后！”  原来，在当时，简文帝司马昱迫于桓温威力，每至相见，总有下意识拜倒的动作。我估计，当时司马昱说过桓温功德盛大的话，甚至还被迫暗示要把皇位禅让于他，所以在372年简文帝死后，当桓温看到遗诏中命令自己要依诸葛亮、王导故事辅佐幼主孝武帝司马曜时，非常不爽。


        此时谢安和王坦之已为朝廷中枢，桓温以为遗诏上的措辞为二人密谋的结果。于是，带领甲士入建康。


         在奔赴建康的路上，老桓伤感异常，他一生为东晋东挡西杀，在晚年时已位极人臣，是往前再走一步，获得帝位；还是做个老实人？他很矛盾。在建康，大臣们伏于道旁，惊恐异常，生怕桓温一冲动，做出出轨之事。事实上，桓温此行目的之一是想看看谢安的态度。


       在新亭接见谢安和王坦之时，桓温令甲士持兵器立于四周。他会杀谢安吗？在当时的情况下若杀谢安，也就等于把名士全都得罪了，而且就桓温本人来说还是非常喜欢谢安的；但若有谢安在，登帝位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他进退维谷。


     谢安与王坦之同乘一辆车，前往新亭，后者很紧张，问谢安在当前桓温带甲入朝的情况下该怎么办。说实在的，谢安此时心里也没底。但是好在他有雅量，所以当时并没有流露出紧张的神情，只是告诉王坦之：“晋朝生死，在此一行。嘛也别想了，走吧。”


      在著名的新亭，谢安、王坦之二人落座，王紧张更甚，倒执手版，汗流沾衣。谢安则神色镇静，不异于常。他与桓温四目相对。许久，桓温放声大笑：“安石！别来无恙！”


      谢安笑道：“明公身体可好？”谢安此时望那桓温，见其两鬓已白，那是岁月的风霜吗？虽然桓温的身体看上去还保持着军人的硬朗，但精神似乎有些疲倦。不管朝廷承认与否，这二十年来，桓温都是东晋的脊梁。面对一世枭雄，想到永嘉之乱后纷崩的天下，谢安有点百感交集，一时泪水盈眶。


       桓温看到谢安动情，自己的眼窝也湿润了：“安石！安石！何至于此？”


      谢安拱手道：“自因忆旧事。”谢安出山，最初做的是桓温的司马。那段岁月对谢安来说是非常难忘的。


     桓温说：“这些年，你在朝廷为官，我依旧征战于外，各安天命？当是如此？”


      “各安天命！爱听明公此言！”谢安转视四周的按刀甲士，说：“我听说有道之臣，派兵据守四方。可明公为嘛把这些家伙安排在这呢？”


     桓温一愣，随即放声大笑。谢安也笑，意味深长，他举目山河，作洛生咏：“浩浩洪流，带我邦畿……”这是嵇康的《赠秀才入军诗》中的句子。所谓洛生咏，指的是像洛阳的书生那样吟颂诗篇。洛阳书生以鼻音重浊著称，谢安虽生于江南，但他鼻子有点问题，说话时鼻音很重，也就是说不用刻意学，张嘴就像洛阳书生的腔调了。


      桓温见谢安如此淡定从容，杀意再无，与谢安酣畅一饮。这时候，王坦之也把倒执的手板拿正了。

花斑熊

   竹林七贤悠游记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永嘉之乱后，中原士人纷纷渡江，寄居江南，往往思念和追想曹魏和西晋时代的旧人旧事，以感己怀，渐渐有了“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这样的划分。


         “竹林七贤”的说法最初见于东晋历史学家孙盛所著的《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后袁宏作《名士传》，更是系统地将先前的名士做了一番总结：“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王浚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


         再后来，戴逵作有《竹林七贤论》，“竹林七贤”这一称谓便固定下来。也就是说，七贤之论是到了东晋才被命名的。后来，陈寅恪先生结合佛教在东晋的发展以及其典籍中“竹林精舍”等因由，断定“七贤共游竹林”存在伪造嫌疑，只是东晋名士牵强附会把七个人弄到了一起。当然这只是一种假定。


      背景：正始十年即249年春，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捕杀了执政的曹爽，魏国皇帝曹芳形同傀儡，大权尽归司马父子三人所有。这期间，属于曹氏阵营的正始玄学名士何晏、夏侯玄相继遇害，这也正是《阮籍传》中所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缘由。在当时的时局下，士人主要有两个选择，一是归附司马父子；一是以不合作的方式默默对抗。其中，不合作的方式，又包括隐逸山林，拒而不出，竹林之游有着以上大的背景。


       人物与时间：七贤之游大约起于魏帝曹芳正始后期即244年以后，及至嘉平年间（249年—254年）达到高潮。此时曹爽刚刚获诛，朝野大震，士人们纷纷做出自己的选择，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四个河南人，两个安徽人，一个山东人，啸聚竹林，索琴饮酒，纵情不羁，以老庄之道安慰着自己的情怀，及至魏元帝景元三年即262年嵇康被杀，这一名士集团最终解体。


      地点：山阳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修武。它位于洛阳之北的河内郡。


       当时的河内郡风景奇秀，洛阳的显贵们纷纷在这里修建别墅，一到休闲日，便从洛阳来河内度假。其中的山阳是河内的中心，被废黜的汉献帝刘协即以山阳公之位居住于此。在这里居住的，还有老家是安徽人的嵇康和刘伶，以及老家是山东人的王戎。同在河内郡而不在同一县的还有山涛和向秀。


         此时，阮籍住在洛阳郊区，而极有可能在山阳建有别墅。按《晋书-山涛传》记载，山涛在正始五年即244年的时候，一度在山阳做小官，认识与青年才俊嵇康，后又认识了阮籍，并把阮籍介绍给了嵇康，三个人携手入竹林。随后，山涛推荐了老乡向秀，阮籍则把侄子阮咸和当时还是小不点儿的王戎带进来，至于刘伶，闻着酒味就来啦！


       关于竹林七贤，有一个大核心和小核心的问题。大核心，当然是最初的三个人：阮籍、嵇康和山涛。这没有争议。小核心，有人认为是阮籍，有人认为是嵇康。按孙盛的说法，年龄并非长者的嵇康为七人之首，而我以为真正的核心仍是阮籍。当时，他们活动的地点主要在嵇康的庄园，具体位置在山阳城东北的一片竹林旁。


         按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中散大夫该国嵇康，晋司徒河内山涛，司徒琅邪王戎，黄门郎河内向秀，建威参军沛国刘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阳，结自得之游，时人号之为竹林七贤。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后人立庙于其处。庙南又有一泉，东南流，注于长泉水。郭缘生《述征记》所云：‘白鹿山东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时有遗竹焉。’盖谓此也。”


         竹林之风：竹林精神被认为是魏晋风度的核心。


         其实，具体到个人又是有很大差别的：阮籍狂放，有诗人、饮酒爱好者和玄学家的多重身份，代表作《咏怀诗》82首、《大人先生传》、《达庄论》。嵇康刚傲，是思想家、文论家兼打铁爱好者和音乐演奏家，代表作《广陵散》、《与山巨源绝交书》、《声无哀乐论》、《琴赋》、《幽愤诗》、《难自然好学论》、《养生论》。山涛深沉，如裴楷所说：“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刘伶放旷，阮咸狷率，向秀秀彻，王戎聪颖，总的来说，阮籍、刘伶、阮咸是一路；嵇康是一路；向秀是一路；山涛和王戎是一路。


        至于这七个人的生命结局：嵇康被司马昭所杀；阮籍放纵不羁，但未与司马氏公然作对，其行为被司马昭所容，昭为晋王，加九锡，请阮籍写劝进文，后得以善终；刘伶和阮咸，一个纯酒鬼，一个酒鬼兼音乐家，后不知所终；向秀一度为官，但终于无为，后来的事迹也不甚清楚，但为我们留下了《庄子注》；王戎和山涛为仕途最显赫者，都官至丞相级别的三公，成为西晋重臣。


        现在，我们往往会依自己的好恶来评定竹林七贤，但在晋代，名士们对这七人是不作优劣上的评论的：谢玄等人坐在一起想评论一下，被谢安制止，他告诉谢玄：“从先辈开始就不去评论七贤的优劣，这是一个传统！”


       从谢安的话中可以看出，对于竹林七贤，名士们是相当的尊重的。“竹林精神”上承“正始之音”，下启“元康清谈”，开东晋一代的山水之游，为魏晋风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有人认为，所谓魏晋风度，便是阮籍和嵇康的风度了。自然不尽如此，但是阮籍、嵇康等人打造的这个精神品牌成了中国历史之绝响，是没有疑问的。


        262年，嵇康被杀于洛阳，标志着“竹林七贤”作为一个名士团体的瓦解。但“竹林七贤”高情隐逸的精神追求和放旷不羁的处世方式，在中国古代士人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

花斑熊

千古伤心是兰亭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

                                                                                                           ——《世说新语》

       我一直费解的是，在《世说新语》里，竟没有一条直接讲述东晋穆帝永和九年的兰亭聚会。这次聚会，于魏晋乃至整个中国古代也是最负盛名，王羲之更是写下了名动千古的《兰亭集序》。《世说新语》却惜墨如金，让人甚是不解；有文字虽提到“兰亭”二字，却也是从侧面，比如此条：有人以《兰亭集序》比石崇的《金谷诗序》，王羲之甚为高兴。


      魏晋风度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魏国正始时期；魏国竹林七贤时期；西晋洛水优游时期；东晋咸康、永和时期。


       兰亭聚会即发生在第四个时期。


      经过了初期的动荡后，及至穆帝永和年间，东晋的政权已经稳定，名士生活更趋悠闲。在永和九年即353年的三月初三（古代春天的修禊日），四十多位东晋的明星应东道主会稽内史王羲之的邀请，亮相于会稽山阴的兰亭（今浙江绍兴西南兰渚山），饮酒、写诗、观山、赏水，魏晋以来显赫的家族差不多都到齐了：王家、谢家、袁家、羊家、郗家、庾家、桓家……


       这42人的具体名单是：王羲之、王徽之、王献之、王凝之、王玄之、王蕴之、王丰之、王肃之、王彬之、王涣之、徐丰之、曹茂之、曹礼、曹华、孙绰、孙统、孙嗣、谢安、谢万、谢瑰、谢腾、谢绎、郗昙、庾友、庾蕴、魏滂、桓伟、羊模、孔炽、后绵、刘密、虞谷、虞说、任儗、袁峤、华茂、劳夷、华耆、卞迪、丘髦、吕本、吕系。东晋旷达、清雅、飘逸、玄远的时代气质使得这次聚会完全丧失了政治色彩，哪怕组织者王是会稽市长，哪怕参与者大多都是会稽和建康的军政大腕儿。可以说，这次聚会完全是生命的、内心的、山水的。


       此日风和日丽，东晋的名士们宽袍大袖，偎花依草，列坐于曲折、清澈的溪流两边，有荷叶轻托酒杯，信自漂流，到了谁的跟前，谁就要现场作诗，如作诗不成，便要罚酒。王羲之等26人现场写出了诗歌，王献之等16人则没写出来，于是被罚喝酒。写出作品的26人共成诗37首，汇为《兰亭集》，王羲之为之作序，是为千古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据说真迹埋葬在李世民或武则天的墓中）。


        如果说当年曹孟德在铜雀台上横槊赋诗，漫天星斗在上，和者如云在下，其诗篇中还有伟大的抱负不能实现的伤感，那么兰亭的忧郁完全来自人生的残山剩水。呆看光阴，寄情山水，不做孟德之慷慨，也不做阮籍之放荡，而是追求宁静忘我的境界，这是魏晋风度在东晋永和年间的变化，也可以被认为是人物内心的审美追求在江南环境下的自然迁移。这不仅是一次诗会，一次名士的燕集，还是一次春天的酒会，一次清谈的盛会，一次山水间的旅行，兰亭聚会标志着东晋文人已完全融入了山水审美。当时，孙绰说过这样的话：“明山秀水，可化心中郁结！”


       现在，让我们再次聆听一下王羲之的那篇千古奇文《兰亭集序》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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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熊辛苦

枫林

杂学者，花瓣也。

玉道天缘

富有幻想和理想的人都愿玩这个，就是酒还没醒，醒了就好了..{:soso_e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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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见密密麻麻的东西就头晕。{:soso_e134:}

渊兮

花花熊，我像看看从魏晋到隋这一段。推荐几本书给我看看

新疆的猫

看完了，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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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起来，找个时间看{:soso_e113:}

人老心亦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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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斑熊

    顾荣的种子



    顾荣在洛阳，尝应人请，觉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辍己施焉。同坐嗤之。荣曰：“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后遭乱渡江，每经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己，问其所以，乃受炙人也。


    顾荣，吴郡即苏州人，其祖父是吴国名相顾雍，世为江东大族。西晋灭吴，很多东吴旧臣的子弟北上洛阳寻求发展，包括顾荣。


    洛阳的生活总是不易。顾荣喜欢喝酒，与张翰是好友，经常一起到洛水边春游散心。他曾说：“人生在世多不易，只有酒能使人忘记忧愁！”  这是顾荣的人生感慨，还是想到故国的沦亡，我们不得而知。总之，在洛阳的风云下，他是越来越伤感啦。八王之乱开始后，多有名士祸及自身，顾荣聪明，胆子也比较小，变乱之中不问政事，终日酣饮。一次，他与几个朋友一边吃烧烤，一边喝酒，吃着吃着，看到正在烤羊肉串的小伙子流下了口水，便站起来，走过去，把手里的羊肉串塞给小伙子。朋友甲讥笑顾荣：“他只是负责烤肉的，有什么资格去吃？你充什么大尾巴鹰？”顾荣自言自语道：“哪有成天在那烤肉却不知道肉的滋味的道理？”朋友乙附和道：“说得好啊！”顾荣望着那个满面感激的小伙子，而后者心里嘀咕：“你以前咋没想到呢？”


    此时赵王司马伦当政，顾荣被迫出任长史。没过多长时间，司马伦倒台，齐王司马冏上台，顾荣又被迫出任主簿。顾荣依旧狂饮如初，整天昏醉，有人向齐王告状，主簿这个职位很重要，顾荣整天喝酒不办公，您说怎么办吧。于是，齐王转任顾荣为中书侍郎。上任之初，顾荣工作了几天。有人问：“你以前天天酗酒，怎么这回清醒了？”一听这个，顾荣马上又酗起酒来。后来，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相继执政，顾荣辗转于他们帐下，那是一个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受到牵连。这样的日子让顾荣的精神快崩溃了。齐王当政时，他曾给好友杨彦明写信，信中的原话是这样的：“吾为齐王主簿，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呵呵，看来顾荣真的是很痛苦。思前想后，顾荣算是明白了，要想脱得清净，必须离开洛阳，离开北方！此时朝廷的旨意又下来了，任命他为散骑常侍。这一次顾荣说什么也没接受任命，连夜踏上返回东吴之路。当时天下已乱，回东吴的路上险象环生，散兵呀，强盗呀，骗子呀，一个都不能少。不过，每到危难之际，总有一个人出来保护顾荣。正像我们猜测的那样，这个人就是当年那个吃上羊肉串的小伙子。


    这听上去有点像后来的侠义小说，但在我看来其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顾荣的传奇明确了一个人间定律：在漫长的生命中，有时候我们会心不在焉地埋下一些种子，而在生命的另一些时候，那种子却就真的结出了果实，让我们惊讶并感动，甚至改变我们糟糕的命运。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司马睿初镇东吴，没什么人气，在王导的建议下把作为当地世家大族领袖的顾荣请出来，这一次顾荣没有消极面对，而是为司马睿出谋划策，并推荐了一大批东吴高人，使司马睿在江东站稳了脚跟，于西晋灭亡后在建康建立了东晋政权。

花斑熊

      当时的月亮


    蔡洪赴洛，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



    蔡洪是三国时吴国旧臣，吴被晋灭后，于晋武帝太康年间从江南北上洛阳求官。蔡洪口才好，善应变，尤喜围棋，是西晋棋术最好的一位，曾作《围棋赋》。


    三国被晋一统，百废待兴，晋武帝那时的心气还比较高，于是在首都洛阳选秀，招收人才。参与选秀的，有不少是从江南过来的，什么江苏的、浙江的、湖北的、安徽的、江西的，也就是吴国旧臣啦。其中，包括蔡洪，他是吴郡即苏州人。但当时的话语权在河南，三国时代，中原人杰地灵，大人物一箱一箱地出。从东汉及至曹魏再到西晋时的普通话，自然是河南洛阳话。看，当时的月亮，中原最圆！这儿不仅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经济中心，更是文化中心，集万千优越于一身，能不骄傲吗？什么江南吴越，什么荆楚三湘，外加豫章，人才捆到一起，还不如俺中原的随便一个什么地方厉害，比如颍川，比如陈郡，比如汝南，所以在当时洛阳人看到一大批来自南方吴国的亡国之臣来首都选秀求官，就心生轻蔑之意。被数落了，绝大多数南方人也只能“嘿嘿”一笑，然后低下头，毕竟国家都亡了，还能拿什么辩驳呢？


    蔡洪就遇到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当然那几次他都忍了，但事情还没算完。这天在洛阳郊外的伊水之畔，几个在郁闷中散心的南方青年又被游春的洛阳士人拦住了。此时已是日暮时分，那几个洛阳士人倒是显得挺有礼貌，首都的嘛，其中的A抱拳拱手：“如果我没猜错，几位是从南方吴楚之地来的吧？”


    蔡洪：“没错，怎么了？”


    A笑道：“就是随便问问，怎么样，这伊水风光可比得上江南？”


    蔡洪：“确实不错，快赶上我们那的会稽了。”


    A一皱眉，他的伙伴B趁机插嘴：“会稽？那儿的山水能有洛阳好？”


    蔡洪朗声大笑。此时，他身后的几个南方伙伴也笑起来；同时，他们心里也在嘀咕，不知那几个洛阳人怎么为难他们。


    B见蔡洪没说话，认为受到了轻视，便把A拉到身后，对蔡洪他们几个道：“说点正事吧。确实，我们大晋王朝正在选拔贤良，为此不惜下陋巷，上高山，为的是发现奇才。而你只是南方亡国之臣，有什么勇气和才能敢来洛阳？”


    这次真的把蔡洪说恼了，他心里想：没错，我们吴国确实被你们搞定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了。现在，我们热情地北上与你们合作，想为新的王朝出力，你们倒好，老拿这说事儿，还就没完了：“明珠不一定仅仅出在中原的河里，美玉也并非都是从昆仑山上采的！大禹生于所谓的荒蛮之地东夷，周文王则来自西北边陲，我的意思是，又有谁规定贤明的大人物一定只能出在某个固定的地方？当初，周武王讨伐无道的殷纣王，一举灭了他，把殷商的那些自以为是的顽民迁移到了洛阳一带。现在，我怎么看着诸位眼熟呢，难道你们就是那些殷商顽民的后代吗？”


    这一次南方完胜，那几个洛阳士人羞愧地走开了。在回城的路上，同伴都称赞蔡洪说得好：太解气了！此时，月已初升，举头遥望，蔡洪却没感到多么高兴。他看到一个洛阳老农牵着黄牛从身边悠闲地走过，这让他想起吴国那望月而喘的水牛。故国风物，依稀梦中。无论如何，伊水之畔的那个洛阳人说的是真实的：他们是亡国之臣。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孙仲谋的吴国，已经完了！这身边的黄牛，不是吴国的水牛；这头上的月亮，不是吴国的月亮。

花斑熊

乱天下者



    王夷甫父乂，为平北将军，有公事，使行人论，不得。时夷甫在京师，命驾见仆射羊祜、尚书山涛。夷甫时总角，姿才秀异，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涛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辍，乃叹曰：“生儿不当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乱天下者，必此子也！”


    东晋时，权臣桓温北伐，登城楼远眺，感慨地说：“中原百年陆沉，王夷甫诸人难逃其咎！”


    谈及西晋的灭亡，人们想到的第一个词便是“清谈误国”；随后，首先想到的人是王衍即王夷甫。其实，在那个时代，迷恋于清谈的何止王衍一人！他之所以后来成为“清谈误国”的第一罪人，很大一个原因在于他下场不好，被石勒俘杀，所率晋军全军覆灭。所谓让国家亡了，也把自己搭进去了。于是人们便逮着理儿了：叫你清谈！这下老实了吧！说来说去，这离不开我们对“罪有应得”这个成语的喜爱。其实，以全盘来看，以一人之身承担整个时代的动荡，对王衍来说是不公平的，而且他也承担不起。


    王衍字夷甫，与自己的从兄即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一起，把山东琅邪王家的荣耀引入新层面。二人都做到了丞相级别的官。其中，王衍官至太尉。说实在的，王衍的清谈功夫不是最好的，比如他就曾受到裴頠的轻蔑。当时名士燕集，裴对王说：“我们家族的裴楷为一世之模范，他的好名声怎可计量呢？”王衍便亲切地称其为“卿”。裴頠笑道：“我可以成全你这个志向。”而且，王衍也未能像何晏、王弼、郭象那样留下理论著作，其玄学根基往往取自他人，自己没什么独特见解，因义理总是变化，被称为“口中雌黄”，但这并不影响他是个清谈的符号式人物。也可以这样说，王衍虽不是顶级清谈家，但其综合实力指数却很高。


     魏晋名士首先讲究的是容貌、风神，这两方面，王衍都是巨星。王戎曾形容过王衍：“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这是讲他气质和风神的。至于王衍的容貌，则被这样形容：“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说通俗点就是，王衍长得倍儿俊，擅长清谈玄理，经常手里拿着一把玉柄拂尘，他的皮肤特别白皙，跟拂尘的玉柄没什么区别。看来，这不但是一个风神飘逸的名士，还是一个很会保养皮肤、善于美白的男人。


    名士还讲究雅量，所谓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方面的例子，王衍表现得也不错。一次，他与裴氏家族的另一个人裴邈发生矛盾，后者想给王衍点颜色看看，于是就总挑衅，但王衍并不接战，裴邈就跑到王衍家骂街，想以此让王衍回击，以引起舆论的指责。但王衍依旧非常从容，看到暴跳如雷的卷街的裴邈，慢慢地道：“裴邈白眼儿，你又在发狂吗？”


    还有一件事更有意思，在一次聚会上，王衍看到一个族人，想起多天前曾托他办事，但到现在还没消息，于是随口问：“托您办的事咋样啦？”应该说这话没犯歹，但是不知那族人为什么怒了，抄起个饭盒就朝王衍的脸砸来。幸亏王衍躲得快，否则还真就破了相了。王衍被丢饭盒后依旧很平静，似乎没什么话要说，只是转身进了卫生间，把脸洗了一下，拉着从弟王导同车回家了。在车里他对王导说：“你看我的眼光，还在那牛背上。”  晋武帝司马炎活着的时候问王戎：“我听说你的从弟王衍具备一切名士的特点，有没有人能与他相比？”王戎说：“有。”皇帝问：“谁？”王戎说：“在古书里可以找到这样的人物。”



    说到魏晋清谈，一共经历了四个高潮期，第一是曹魏正始时期，第二是曹魏竹林七贤时期，第三是西晋元康时期，第四是东晋咸康、永和时期。元康是晋惠帝司马衷的年号，起止时间为公元291年至公元299年。西晋后期十分动荡，但这八九年却比较安定。当时，“洛水之戏”已成为清谈的代名词，名士们在洛阳城外的洛水边心游太玄，元康清谈具有浓重的娱乐和社交色彩。这一时期的攒局者正是王衍。他本人对这种生活有着最深的眷恋。这种生活随着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到来骤然停止了。在八王之乱中，众多名士遇难，随后的永嘉时代，把这种残酷推向了极致。


    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匈奴首领刘渊死了，刘聪即位，这是一个既花天酒地又野心勃勃的人。他派石勒、刘曜、王弥和呼延晏连续袭击洛阳地区。尤其是石勒的羯族骑兵，在当时所向无敌。这时候西晋朝廷商议迁都，有人建议到长安去，有人建议到豫章即南昌去，有人建议到建康即南京，均遭王衍反对。在此之前他向朝廷推荐了他的弟弟王澄和从弟王敦，二人分别出镇荆州和青州，并跟他们说：“时局危险，是为三窿。”但狡兔王衍为什么不走呢？也许他太留恋洛阳的一切了。洛水之畔，伊水之滨，春日迟迟，清谈玄虚，这种生活他已经习惯了。总之，在一次朝廷会议上，王衍怒了，大声嚷嚷：“你们谁愿意走谁走，我反正是不走，死也不离开洛阳。”当然，在他没死的时候，还是离开了洛阳。


      这一年岁尾，石勒的骑兵再次向洛阳逼近。掌握朝政的太傅司马越拉上身为太尉（最高军事长官）的王衍以迎击石勒为名，率十万士兵离开洛阳。这是一支奇怪的军队，既像是去寻找石勒，又像是借机离开洛阳这个灾难中心。永嘉五年即公元311年春，司马越因病死于行军途中。此时，军中最高统帅是太尉王衍，王虽不懂军事，但脑子并不糊涂，知道这种时候不能发丧，于是他封锁消息，企图把司马越的灵柩送回东海藩国。但已经走不了了，消息最终还是走漏了。当年四月间，在河南苦县宁平城，石勒率领的羯族和匈奴族骑兵终于把王衍带领的十万人追上，随后的场面相当悲惨。西晋的士兵多是步兵，而且军中有司马越和他的幕僚的不少家属，作为最高军事长官的王衍又不懂军事，你说这仗怎么打。石勒先是下令万箭齐发，随后又率骑兵冲杀，十万晋人终被全歼。包括王衍在内的一大批王公大臣被俘，随后一同死难了。其中，王衍死得很惨，石勒命人推倒土墙将其活埋了。


    但这还不算完，后人又在黄土上给王衍扣了一顶千载难卸的帽子——清谈误国。


    在早年时，王衍的父亲为平北将军，有公事报至首都洛阳，但差人笨嘴拙舌，面对羊祜、山涛这样的高官，似乎太紧张了，越说越乱，最后也没说清楚。当时王衍在洛阳，知此事后就从差人那问了个明白，然后一人去拜见羊祜、山涛。当时王衍才十四岁，聪明灵秀，风神洒脱，嘴皮子尤其利索，在两位高官面前丝毫不紧张，所言之事，清楚流畅，条理分明。山涛惊奇，完事后，拉着小王衍的手打量个没完，情不自禁道：“生儿子不就应当像王衍这样吗？”羊祜在座，冷冷地说：“此人善谈，必将以盛名处当世大位，然败俗伤化乃至乱天下者，肯定也是这宝贝儿。”而少年王衍对羊祜颇不以为然，甩袖而去。

花斑熊

永嘉之乱


    郗公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公名德，传共饴之。公常携兄子迈及外生周翼二小儿往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之贤，欲共济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于是独往食，辄含饭著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并得存，同过江。郗公亡，翼为剡县，解职归，席苫于公灵床头，心丧终三年。



    郗公即郗鉴，山东高平金乡人，东晋初期最关键的军事将领，重要性要远远超过闻鸡起舞的那位以及另外的一些人，原因有二：首先，他是东晋最重要的军事团体北府兵的创建者；第二，东晋建立初年的一系列内部叛乱的平定，郗鉴都参加了，而且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说郗鉴之前，必须说一下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变乱——永嘉之乱。此前发生过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经过一系列PK，最后东海王司马越胜出。此时，洛阳的格局是，龙椅上坐着傻瓜晋惠帝，下面是掌权的太傅司马越，后者又以太尉王衍为合作伙伴。之所以选择王衍，因为王当时是第一名士，在士族中有很大的号召力。


    西晋王朝建立后，民族之间出现大流动趋向，由于不需要暂住证，西北部的少数民族进入内地，其中又以匈奴、羯、羌、氐和鲜卑族为主。民族的大量迁徙，导致民族矛盾一点点激化。而八王之乱带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矛盾。晋惠帝永兴元年即304年，匈奴人刘渊率先在山西发动暴乱，建国号为汉。这是五胡十六国时代的开始。两年后，晋惠帝离奇地死了，有人说是被司马越毒死的，有人说是傻死的。无论如何，这个影子皇帝在大乱开始前幸运地消失了。说他幸运，是因为他没有遭遇到后面两个皇帝那样的耻辱。他的弟弟司马炽继承了皇位，改元永嘉（公元307年）。至此，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开始了。


    从永嘉三年开始，匈奴人刘渊、刘聪父子派石勒、刘曜、王弥和呼延晏四员大将四处征战。这一年岁尾，石勒的骑兵已向洛阳逼近。此时，太傅司马越控制了政权，他需要收拾残破的江山（已不可能），还需抵抗匈奴人和羯族人的进攻（更不可能）。思前想后，我想这司马越是有些后悔的：攫取了最高权力，又有什么用？更操心。知道这样，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在东海属地待着。但若一走了之，自会受天下人耻笑。这时候，他的参谋甲给出了个主意：“明公，以征讨石勒为名离开洛阳吧，然后见机行事，你说好不好？”司马越觉得这个计策很靠谱，便向晋怀帝请命，要求率军迎击石勒。离开洛阳时，司马越带上了时为最高军事长官的清谈名士太尉王衍。


     应该说，在最初的时候司马越还是想打一仗的。所以，一路上他传檄各州府，不过加入征讨大军的人很少。尽管如此，进军到项城时，这支人马仍达到了十万。一天晚上，司马越意外地得到报告说，洛阳的皇帝可能将发布诏旨，宣布他一段时间来的专权之罪，并对他进行征讨。司马越陷入了一种无法说明的空虚和茫然中。八王之乱，互相攻击，崩离动荡，最后他得到了朝廷的权力，但天下已乱，山河残破，难以收拾。胡人在前，内乱又起，他本想埋怨洛阳的人们，这个时候就别再捣乱了，但觉得又没理由，当年自己不也是这样添乱的吗？一时间，他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此时又有军报称，石勒的骑兵正在朝这边运动。紧张加忧伤，永嘉五年（公元311年）三月，司马越最终死于心脏病。战斗还没开始，晋军的统帅就完蛋了，这仗是没法打了。作为那个时代的第一悍将，石勒亲率骑兵追赶而来。四月间，在河南苦县宁平城，羯族骑兵追上那十万晋军，并一战歼之，俘杀了包括太尉王衍在内的大批王公大臣。


    同年六月，以刘曜的军队为主力，石勒、王弥的军队为策应，三军齐攻洛阳。洛阳城中蚁集的王公贵族哪见得胡人的快马弯刀？当时洛阳城内的恐惧气氛可想而知，士族们聚集在贯穿洛阳南北的铜驼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城外胡人攻城甚急。此前，晋怀帝想乘船奔长安，终不得出。对于西晋朝廷来说，可谓到了最后的时刻。在皇帝、王公贵族、士人和居民茫然无策时，洛阳陷落了。率先杀入城的是王弥的部队，随后刘曜的主力也涌了进来。屠杀开始了。


     王弥比较聪明，进城后率军直扑皇宫，掠夺珍宝，捕捉皇帝；刘曜的军队则大杀居民，纵火焚烧。在公元311年夏天的洛阳大屠杀中，包括王公贵族在内的三万多人死难，洛阳一片废墟。大战开始前，很多人已逃出了洛阳，所以这三万多人几乎已是全城的总人数了。晋怀帝被俘了。自秦以来，汉族皇帝第一次被异族俘虏。随后，他被送往山西平阳刘聪处。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在一次宴会上，刘聪这个混蛋让晋怀帝穿上女人的衣服给他倒酒，西晋旧臣放声大哭，随后君臣一起遇害。


    洛阳陷落，怀帝被俘，消息传到长安，在那里镇守的秦王司马邺被幕僚立为监国太子。两年后的公元313年，怀帝死难平阳的消息传来，他继承帝位，改年号为建兴，是为晋愍帝。这时候，中国北方已大乱，长安朝不保夕。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世家大族选择的不是西北奔长安，而是渡长江南下，到建康去支持司马睿。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八月，刘聪又派刘曜攻长安。长安之战比之于洛阳之战，更为残酷。晋军坚守了三个月，十一月时，城内终于断粮，人开始吃人。在这种背景下，晋愍帝接受了匈奴人的条件，赤裸上身，口叼玉璧，乘坐着小羊车，打开了长安城门。随后，他也被押往了山西平阳。那里的主人刘聪刚刚戏弄完一个汉族皇帝，看到又俘虏了一个，恶意更甚。在打猎时，刘聪让晋愍帝穿上小兵的衣服，手拿长矛做向导；在宴会间，刘聪上厕所，叫来晋愍帝，让他为自己打开马桶盖，弄完了还不许走，让他站在一旁伺候。在一番侮辱后，刘聪把晋愍帝也弄死了。很多时候，我们忙着看五胡十六国的互相征服，忙着看晋人的潇洒风神，却忽略了那个年代的悲剧的性质。


    这就是郗鉴这则故事的背景。


    永嘉之乱爆发后，庶民流离，士族南奔，官拜中书侍郎的郗鉴潜回山东老家。当时，饥荒遍野，郗鉴吃饭都成了问题。不过，郗老爷子平日里行为方正，以道德高尚著称，所以很受乡亲们的敬仰。于是，富裕些的村民便轮流供养他。当时，郗鉴带着哥哥的儿子和自己的外甥一起住，吃饭时总带上两个孩子。一段时间后，有乡亲坚持不住了：“郗老，这年头大家都很贫困，因为您贤德，所以我们才救济您。可我们的能力也有限啊，所以您以后自己来就可以了，不用带着孩子了。”郗鉴“哦”了一声，心里还是很难受的。天下大乱，人心惶惶，这日子真是过得没滋没味。但饭还是要吃的，总不能把两个孩子饿死吧？在后来的日子里，按照人家要求的那样，郗鉴自己来吃，但吃到最后时，他往往来个猛的，吞下一大口，把饭含在嘴里，等回家后再吐出来给两个孩子吃。虽然不怎么卫生，但两个孩子却因此而活了下来。后来，郗鉴带领一千多名乡亲向南迁徙，投奔建康的司马睿和王导。


    在讲求门第出身的魏晋时期，郗家是比较寒微的。及至东晋中期，虽有郗鉴之孙郗超当红于权臣桓温眼前，但郗家仍不被重视，有这样一个例证：王羲之的老婆是郗鉴的闺女，一次她回娘家，对自己的两个弟弟郗愔和郗昙说：“王家见到谢安和谢万，热情款待；见到你们，却爱搭不理，以后你二人还是少去！”虽非清迈名士，但并不妨碍郗鉴成为东晋之初的关键人物。他于扬州、京口即镇江一带收编从北方和江淮逃难而来的流民，加以训练，组成北府兵。（当时，京口称北府，是首都健康的门户，不过在东晋初年，人们还未发现京口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郗鉴独具慧眼，认为京口的重要性等同荆州。）正是依靠这支力量，后来东晋在淝水之战中打败了前秦；也是靠这支力量，东晋的权臣不敢造次，即使有造次者，最后也被消灭。在后来的东晋内部争斗中，郗鉴率北府兵陆续参与平定王敦、苏峻之乱，封高平侯，拜车骑大将军，成为徐州、兖州、青州的联合军事统帅，后又封南昌县公、太尉，成为与王导、庾亮平起平坐的人物。当然，郗鉴创建的北府兵也为日后东晋的灭亡埋下伏笔。桓温时代，北府兵一度被废，淝水大战前夕，谢安命谢玄重建，在随后的漫长时间里，谢家通过悍将刘牢之掌握北府兵，直至司马家族的掘墓人北府小兵刘裕脱颖而出。


    无论如何，郗鉴的北府兵成为东晋这个不以军事为荣耀的王朝最抢眼的军事团体，郗鉴因此而在东晋的历史上留下奇特一笔。郗鉴对东晋政权起了重要的作用。到了晚年，以太尉身份跻身大族的郗鉴也想学着名士的样子玩点清谈，但又非自己所长，往往弄巧成拙，引人讥笑。郗鉴活到了七十岁。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个寿星了。郗家信道教，郗鉴晚年时特爱吃丹药，最后有可能倒楣在这上头了。他死后，正在剡县做官的外甥周翼辞职了，为的是回来给郗鉴守孝。显然，如果没有当年郗老爷子的含饭喂养，他活不到现在。

花斑熊

    新亭对泣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这是非常著名的一条，历来被人引用。王导，东晋开国丞相，出自魏晋豪门山东琅邪王氏，是真正意义上使王家成为六朝第一门户的人物。


    早年在西晋洛阳时，王导跟着从兄王衍参与各种场合的名士聚会。王导性格宁静而有谋，在当时不显山不露水的，更多的时候只是坐在一旁倾听名士们清谈。八王之乱，天下纷崩，优游之余，王导忧心忡忡。洛阳时代，王导与琅邪王司马睿关系不错，有一次，他悄悄地告诉司马睿：“现在是乱世，更大的动荡还在后面，您不如请镇江南……” 当时执政的司马越也有此意。在这种背景下，在胡族凶猛的永嘉时代到来前，王导跟司马睿来到了建康。


    初到江东，王导就碰了钉子。当时，他想拉拢当地的大族，于是求婚于名士陆玩，但被陆玩一句话就给顶了回来：“小土堆上长不了松柏，鲜花和小草不能放在同一个瓶子里，我陆玩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不能做这种破坏规矩的事。”此事说明两点，一是当时王家还未完全显赫；二是渡江之初，江东土著对北人带有巨大的敌意和不屑。王导并没气馁，此后多设饭局，并主动拜访了当地最有影响的两个人物顾荣与贺循。顾荣前文已说过，至于贺循，在当时被认为“体识清远，言行以礼。不徒东南之美，实为海内之秀”。每有要事，都请二人拿主意，后者很高兴，激动之下推荐了一大批当地的人才为政府效力。期间，像上文说的那样，王导还多次设计SHOW场，让司马睿以及大批从北方逃难而来的名士上街走秀，以中原仪表与神韵征服南人之心，并借此树立司马睿的威望，最后收到了不错的效果，搞得当地人啧啧称赞：“看，这就是名满洛阳的某某某！”“呀，某某也来咱建康了耶！”为了笼络人心，王导建议司马睿大批量任用江东土著为官；同时化解南北世族间的矛盾。此外，还在社会上实行了侨寄法，妥善安置北方流民。几年过后，东吴旧地，安稳繁荣，形势大好。


    但北方已大乱，晋怀帝、晋愍帝相继被匈奴人俘获，受辱殉国。公元317年，在王导的策划下，在江东世族的支持下，司马睿称晋王，转年正式即皇帝位，于建康重建晋朝。王导为丞相，结合当时的情况，他采取了“镇之以静，宽简自然”的执政风格。所以，空闲的时间也多，每逢天高气爽的日子，他就与南渡名士一起相约到郊外散心。他们常去的地方是新亭。新亭在建康西南，面临滚滚长江，春日迟迟，一日午后，名士又至，坐在草地上，临江远眺，想起中原沦陷，神州陆沉，胡族纵横，刀光剑影，又想起当年洛阳的优游生活，很多人伤感异常，名士周顗则叹息道：“建康的景色和洛阳一样，都美丽非常，只是故国山河不同了！”参加宴会的人听后都唏嘘不已，有的落下了眼泪。这时候，王导突然严肃起来：“正因为山河不同，大家才应该一起努力，收复中原，怎么能像楚囚一样跟着哭呢？”


    在座的名士们认为王导说得很好，到底是丞相，登得高，看得远。于是大家一起振臂呼喊：收复中原！进军洛阳！这时候，周顗感到有点惭愧。但实际上他用不着惭愧，应该惭愧的是王丞相，在后来的王敦之变中，因王导有负，才致使周顗死难。我们接着说新亭的局。收复中原，说起来容易，但一想到中原现在的样子，各位便又心虚了。尽管如此，王导的那句话在当时还是令人精神一振。后至南宋，境遇与东晋相似，诗人词家多引新亭之典入句，如刘克庄：“多少新亭挥泪客，不梦中原块土！”


    王导当时的话铿锵有力，成为时代强音，但他只是说说而已。在骨子里，王导并无倾力北伐的愿望。这关涉王导沉静的性格和执政风格。另外，魏晋时期人们的民族意识也远不如后世来得具体和强烈。这一点解释起来非常困难。我举一个例子：东晋时北伐中原的祖逖心中的民族情结，与后来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等人心中的民族情结肯定是有些区别的。还有一点，在当时的背景下，五胡崛起，中原已乱成一锅粥，东晋根本无力再将故国一统。王导无意倾力北伐，偏安江南，半壁河山得保，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并于江南传承了汉人文明，使南方的文化和经济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超越了中原。

花斑熊

   欲望桓温


    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



    这可能是从《世说新语》里流传出来的最著名的一句话。


    生命与事业贯穿于东晋中期的桓温，是安徽谯国人，其父是两晋之交的桓彝，死于苏峻之乱。最初，风格粗犷的桓温也想往名士这边靠，曾参加了几次清谈聚会，但多是在一旁支棱着耳朵听，插不上什么嘴，后愤而往军政事业上发展。等到功名显赫，专控朝政，多次北伐，兵临长安，收复洛阳，且又在朝中废掉了一个皇帝，但依旧被名门世族所不屑。对那些天天只知道清谈玄理的名士们，桓温是非常厌恶的。这种厌恶的背后，我认为是来自一种深深的自卑。在势力上与王、庾、谢并列四大家族的桓家，终东晋一代，也未被一流门第认可。


    既然做不了名士，那就做个政治强人吧。桓温初为琅邪内史，有铁腕儿，到了东晋中期的晋穆帝永和年间，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受到执政的何充的提拔，被任命为荆州刺史，继庾家之后掌握长江中游的兵权。在东晋时期，谁掌握了荆州的兵权，谁就具有了政治上的发言权。但直到这时候，建康城里的皇帝和名士们对桓温的概念仍是比较模糊的。在晋穆帝永和二年（公元346年），桓温要给京城的人们一点颜色看了。该年，桓温率军七千人逆流而上，直扑成都，一举消灭了盘踞在那里数十年之久的成汉政权，威名大震。


      此时朝廷里有人向皇帝报告，桓温是个王敦式的人物，野心勃勃，虽很有能力，但不可太过放权。说话的人是桓温的“连襟儿”名士刘惔。桓温在消灭成汉后，上书要求北伐盘踞中原的后赵。建康方面最终批准了这次北伐，但指挥官却不是桓温，而是他少年时代的伙伴、清谈大师殷浩。当时在朝中执政的是会稽王司马昱，他本想提拔殷浩来制约势力渐渐扩大的桓温，但结果适得其反：公元350年，殷浩北伐，以失败收场。桓温逼朝廷废殷浩为庶人。从4世纪50年代开始，桓温正式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一直到公元373年他死为止。桓温以才华横溢的郗超为幕后谋主。二十三年间正是因为有桓温在外面挡着，东晋才有了一个安宁的环境，名士可以每天以清谈玄理度日，但名士们并不感恩于出身并不豪华的桓温。


    桓温晚年，有代晋自立的欲望，曾于床上卧语道：“作此寂寂，当为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所笑！”随后坐起身来，又说：“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公元369年，桓温率军再伐前燕，至枋头大败而归。在此之前，他希望以北伐建功而获朝廷的九锡，拉开篡夺皇位的序幕。但不成想枋头大败，声誉降到了最低点，夺取司马家的帝位一时内又缺乏了资本。在此背景下，他听从了郗超的建议，公元371年，以当朝皇帝阳痿为借口，废黜了他的帝位，降其为海西公，另立了新皇帝。这本身令司马家脸面尽失，所谓千古之耻，莫过于此！想当年，司马师和司马昭掌握魏国大权，对一世枭雄曹操的后代，想废就废，想杀就杀；而现在，世道变了，司马家的人受辱如此。这是报应吧！祖债子还？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以皇帝阳痿为由而将其废黜，创下了历史之最。此番废君，桓温本欲重树权威，却遭到了以谢安为首的王、谢等家族的更持久的默默对抗。最终，桓温在郁闷中死去。在死之前，他一度欲诛杀谢安，但终未有行动。其实，他是非常欣赏谢安的，在病中，谢安去探望他，从大门而入，桓温远远地遥望谢安，叹道：“我门中久不见这样出色的人物了！”桓温是爱才的。他是枭雄，而不是蛮不讲理的坏蛋。


    当年远征成汉，入得蜀地，行军于三峡，桓温举头遥望，绝壁天悬，腾波迅急，于是感叹：“做忠臣，就做不了孝子，又有什么办法呢？”桓温最终没像司马家那样夺取自己皇帝的江山，其主观原因，是他在关键时刻死去了；客观原因，是当时王、谢等世族的力量很大，都反对他的篡位，外部条件远不像魏晋易代时那样。魏晋易代时，经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的清剿，魏国朝廷上下已没什么反对势力了，所以即使司马炎是个温柔的人，到时也能顺利地夺了曹家的江山。但桓温面对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最终他做了一个耿耿于怀的愤怒的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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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傲然携妓出风尘


    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



    唐朝诗人李白狂傲不羁，一生只低服一人，并为该人写诗十几首。李白所膜拜的人即谢安。谢安字安石，河南陈郡人。魏晋名士，必会清谈玄学，谢安之功远非最佳，顶多排第八名（在刘惔、殷浩、支遁、许询、孙盛、王濛、韩伯之后），但其综合实力却是东晋名士里的NO.1：优雅、旷达、从容、洒脱、高迈、飘逸、宁静，这些词都能用在谢安身上。作为魏晋名士中的一个完美形象，谢安为后世文人和政治家所羡慕。因为，正像有人说的那样，他最后既实现了政治抱负，又始终保持了名士的特质。


    李白有诗：“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但魏晋时期为官远不是这样。如果你想走仕途的话，最好先去隐居。慢慢地，朝廷就会求着你出来做官了。当然，我并不是说谢安隐居就肯定是为了以后的仕途。青年时代，谢安隐于会稽东山，与许询、孙绰、王羲之、支遁等人交游，朝廷屡次招其为官，均被拒绝。见此情况，刘惔便说：“若安石东山志立，当与天下共推之。”在四十岁之前，谢安是一个典型的“魏晋式”隐士，其风格非常符合那个时代隐士的特点，即隐而不贫。谢安风格奢华，在东山隐居时，不仅寓所华美，而且还畜了很多歌妓，在放情山水的同时，把玩着美女曼妙的舞姿，太爽了。


    谢安出山之前，哥哥谢奕、弟弟谢万都已出仕。谢夫人是刘惔的妹妹，她玩笑似的对谢安说：“作为大丈夫，难道不应该如此吗（像谢奕和谢万那样）？”谢安当时捏着鼻子说：“恐怕我也免不了跟他们一样。”及至中年，谢家遭遇了一系列变故。先是从兄谢尚于晋穆帝升平元年（公元357年）去逝；转年，哥哥谢奕又死了；到了公元359年，弟弟谢万北征，遭受惨败，被废为庶人。在短短三年内，谢家的三个主要代表人物，非死即废。在这种背景下，谢安若再不出山，家族的荣誉即将断绝。思前想后，在公元360年，通过隐居而养足了人气的谢安决定起于东山，从此踏上仕途，答应了桓温邀其入幕中做司马的要求。后来，李白在《出妓金陵子呈卢六》中这样写道：“安石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事实上，在此之前，会稽王司马昱就曾说过一句话：“安石必出！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


    谢安把自己在会稽东山的寓所转手后，带着一大帮美丽的舞女来到京城建康，同时也带出了一个成语：东山再起。初，朝廷屡征不起，人们有如此说法：“谢安不出山，置天下苍生于何境地？”还好，现在谢安终于来了。在由建康转赴江陵桓温军中的那天，朝中大臣为谢安于新亭饯行，人们酒喝了不少，席间御史中丞高灵半开玩笑地说：“安石已出，现在苍生又怎么面对你？”谢安听后，拍了拍高灵的肩膀，笑而不答。


    谢安来到桓温幕中，令枭雄十分高兴。一次，桓温去拜访谢安，正赶上后者在梳头。谢安看到桓温来了，便急忙穿好衣服。桓温摆摆手，说：“咱俩谁跟谁，何必这样麻烦呢？”两个人一起聊到傍晚。离去后，桓温对手下说：“你们以前见过这样的人才吗？”桓温颇重谢安，也引得手下的一些人老大不高兴。一次，有人送给桓温一些草药，其中有一味药名叫“远志”。桓温展示给谢安看：“听说这种药草还有一个名字，叫小草。为什么一个东西有两个名字呢？”还未等谢安回答，在座的参军郝隆说道：“隐于山间，当称‘远志’；出山之后，便是‘小草’了。”呵呵，骂人都不吐核的！可以设想，那一刻以从容镇静著称的谢安脸上也有点挂不住了。应该说，郝隆的这个比喻是非常形象的，对谢安来说可以说是致命一击，他绝对没有更好的驳斥的理由。桓温当时也有点尴尬，低着头走开了。郝隆一看桓温走了，自己也溜了。谢安自己坐在帐中愣了一会儿神儿，他在想什么？


    后来，谢安入主朝廷中枢，期间有力地狙击了桓温向帝位的靠近。再后来，他位及丞相，在前秦苻坚百万大军的压迫下，从容应对，调集谢家子弟，赴淝水抗敌，一战而胜，于狂澜中挽救了东晋王朝。后有李白《永王东巡歌》：“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靖胡沙！”通过此役，谢家正式成为与王家齐名的超级豪门，世以“王谢”并称。高卧东山与淝水建功，成为谢安生命中的两个极致品牌，向来为后人所企羡。而谢安之后，这样的人物就永远没有了。

花斑熊

   战淝水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发生在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东晋和前秦的这场战役结束后，南北分裂的局面又持续了二百年。此战的结果警告了当时的各类枭雄：现在还不是统一的时候，别打江南的主意！正像我们知道的那样，此战诞生了三个著名的成语：投鞭断流、草木皆兵、风声鹤唳。战争爆发前，前秦在苻坚的手中完成了对北方的统一，于是着手消灭东晋，一统全国。在战争爆发前几年，苻坚的助手丞相王猛死去了，这位被认为比诸葛亮还厉害的人物在生前就不赞成苻坚草率南侵，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但后来苻坚还是决定捏捏东晋这个柿子。


    公元383年秋八月，苻坚亲率大军从长安出发，陆续集结的各族步骑兵总兵力达到九十万之众，以席卷之势向东晋而来。苻坚坚信，投鞭即可断淮河、长江之流。几十年来，建康和会稽的名士们已经习惯了清谈优游的生活，苻坚游魂近境，面前突然出现了近百万异族大军，可以想象，很多人都傻了。幸好，还有一个人没傻，那就是继桓温之后执政的丞相谢安。危情之下，他对前来问计的中书令王献之说：“没什么可惊慌的，找个主心骨，把苻坚的人马就地了结了吧。”在当时，这个主心骨只能是他谢安。谢安举贤不避亲，随即推荐弟弟谢石为大都督，侄子谢玄为先锋，儿子谢琰随征，在当时另一位军政首脑桓温的弟弟桓冲的理解和支持下，以北府兵为主力，开始筹划对前秦的战斗。


    十月中，重镇寿阳失陷，前秦大将梁成率兵五万直指洛涧；与此同时，苻坚亲率八千骑兵赶赴寿阳前线。进入冬十一月，谢玄以北府兵第一悍将刘牢之率五千精兵长途奔袭洛涧，阻击秦将梁成，打响了淝水之役的前哨战。此战事关两个朝廷的生死，刘牢之在洛涧谱写了他一生中最激昂壮丽的篇章，展现了一个将军的突出的军事才华。在作战中，刘牢之采取了远线迂回、侧翼合击敌人中军的战术，亲率精兵强渡洛水，以迅雷之势袭击前秦军，力斩梁成，一战而胜。随后，东晋的后续部队在谢石的指挥下，进抵寿阳之南的淝水东岸八公山，与对岸的秦军对峙。寿阳城头上的苻坚遥望对岸，心里发虚，把八公山上的草木都看成了晋军，所谓草木皆兵。他不能理解，整天沉浸于清谈之中的东晋，怎么还有这样一支军队？


    在淝水之战中，于后方坐镇的是谢安，前方的统帅是其弟谢石，但具体指挥官是其侄谢玄。谢玄所依靠的，是刘牢之等率领的八万北府兵。北府兵由郗鉴首创于京口，以北方流民和淮河健儿为班底，战士精悍，训练有素，将领出色，实为东晋之屏障。秦军的前线统帅是苻坚的弟弟苻融。东晋和前秦两军对峙于淝水两岸，晋军人少，只能求速战，谢玄派使者下战书于苻坚，要求秦军后退一下，以让晋军渡河，随后两军决战。苻坚竟答应了，他有自己的想法：想不等晋军完全上岸，即进行冲杀，打对手以措手不及，于是下令秦军小撤。


    悲剧随之发生。苻坚没想到撤退令一下，再想控制这支由各族组成的军队就难了。谢玄率近万名铁骑强渡淝水，从后面猛击秦军。此时，朱序趁机带人高呼：“秦军已大败！”（在此之前，朱序原为东晋梁州刺史，镇襄阳。苻坚在襄阳俘获了朱序，朱序为报杀母之仇，便假意投降了前秦。苻坚想不战而取胜晋军，就派朱序前往晋军营中劝降。朱序趁出使晋营之机，将前秦的兵力情况透露给了谢玄。）崩溃中，秦军统帅苻融死于乱军中。至此，多米诺骨牌已经收不住了，东晋骑兵穷追不舍，以致秦军听到风声鹤唳，都以为是晋军来袭。苻坚躲过一劫，逃回洛阳，鲜卑人慕容垂和羌人姚苌趁机崛起，北方再次陷入分裂与混战中。苻坚的抱负终未实现，而东晋的谢氏家族的荣耀却到了顶点。名士韩伯看到谢家华服丽车轰鸣于道，曾这样叹息：“这跟王莽有什么区别呢？”韩伯多多少少带点醋味的话，反映了当时谢家之盛。


    谢玄的得胜战报传至京城建康时，丞相谢安正在跟人下围棋。看完书信后，谢安默然无言，把信件放在一边，继续慢悠悠地下着棋。客人知是前线急报，于是问战局如何，谢安并不抬头，二指夹着一枚棋子，徐徐答道：“孩子们已经大破苻坚。”意色举止，不异于常。谢安在最应该激动的时候，神色无异于常，这是典型的魏晋式雅量。这种酷酷的平静于千年后被称引。正像我所说的那样，魏晋式雅量有特定的含义，并非该喜而不喜，而是该喜而不露喜悦之色（悲怒同理）。谢安显然是具有这种雅量的典型人物。早些年，谢安隐居东山时，与孙绰、王羲之等人乘船出海，风浪突起，孙、王等人惊慌失色，而谢安坐于船头，表情平静，处之泰然。于是众人皆服，认为其雅量足以镇安朝野。由此可见，雅量是一种精神风格，是一种精神境界。在感情最容易爆发的高潮点（大悲、大喜、大惊或大怒时），能游刃有余地控制自己的感情，深含潜藏自己的感情。至?说下完棋后谢安难以平复心中的兴奋，在门槛处折履之齿，那我们就不去管它了。

花斑熊

   疯狂的驾车手


    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饮自若。



    竹林七贤中的大哥阮籍，是河南陈留人，生活在曹魏末年。阮籍一生，有四个特长，那就是喝酒、嚎叫、写诗、驾车狂奔。他做过魏国的步兵校尉，在政治上，一度有很高的心气，曾登广武古战场，发出了千年一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按照《阮籍传》的说法：“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    魏晋易代的那个时期，政治环境危险，掌握魏国政权的司马家实施高压政治，不合作的名士少有安然者。嵇康之死是个典型的例子。在这种背景下，阮籍的态度是，在政治上，不以司马家为对手，但也不主动参与司马家的政事，所以司马昭有这样的印象：“ 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正因如此，即使阮籍放浪形骸，任性不羁，经常做出一些违背儒家礼法的事，最终也能为司马昭所容忍：“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饮自若。”  甚至还受到司马昭的庇护：“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但是，阮籍的内心呢？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阮籍嗜酒如此！为什么？东晋的另一个酒鬼王忱说：“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这个说法是很到位的。所谓胸中垒块，我以为郁积的是对时政的怨气，但也不仅仅如此，甚至还有因个人抱负在时光中渐渐自我消磨而生出的兀自悲叹，以及人生中多少事身不由己的扼腕叹息。按照东晋孙盛在《魏氏春秋》中的记载：“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独自驾车遇穷途而哭，因为前面没有路了。孤独如此，孤独如此！所以说，在人生的很多时候，无望比绝望更可怕。这种悲愤与哀怨，谁又能理解？


    在阮籍那立意隐晦的八十二首《咏怀诗》中，我们也可以读出一个诗人的悲伤的情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以诗咏怀，不同于建安诗歌，其叙事和抒情更为私密化，阮籍发此先声。所以我说，以对后世文人的影响而言，阮籍的作用是远远大于嵇康的。


    晋朝建立之前的公元263年，诗人孤独地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