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生》与染色花生米
听说生吃红皮花生米有益,逛早市,见一中年男子有卖。花生粒很小,但红得诱人,遂高价购二斤。待欲煮时,用水泡,不及两分钟,水色通红,堪比国画颜料。于是有些生气,再往下不由得就想起那篇课文《落花生》。
“文革”前初一语文第一课,是许地山的《落花生》,至今六十多岁的人,几乎张嘴就能背出开头那段文字:“我家屋后有半亩隙地。母亲说:‘让它荒芜着怪可惜,既然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辟来做花生园吧……’”
我初中时语文女老师年轻时尚,大波浪披肩发,乳白色半高跟船鞋。声音很标准地念“落花生”,全班静静地听,隔一阵讲台后就叭地响一声。坐前排边上的同学发现,这老师习惯将一只脚后跟抬起,鞋大?后跟落下就出这声。后来背地就称这老师 “妥协(脱鞋)主义”。她课讲得很好,许多年后校庆见面,她很自豪地说,看看我的学生成了作家,当年上课净偷看闲书。但我绝不敢说她那个“主义”。
那时难得吃到花生,所以一念这段儿,好似记住就能吃着,就记牢了。而后面“爹爹”教育子女的话却记得含糊,背课文到这里就爱“打奔儿”。同学们私下里说这爹爹真啰嗦,没看见孩子都急着吃,还说个没完。
许地山小时候生活在台湾。想必老爸曾以落花生作比喻教育过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才写了《落花生》。许地山后留学美国,回国在燕京大学文学院和宗教学院任教,又致力于文学创作。“七七”事变后,他发表文章、演讲,宣传抗日,反对投降,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终因劳累过度于1941年病逝。
《落花生》的意义,在于告诉学童长大要做一个不图虚名不炫耀自己的人。这篇文章很短,但意义不可低估。“文革”中搞“活学活用”,又称“讲用”,其实就是把一些该干的事,在前面套上一段语录,然后往上硬拔高。有一次公社开会,革委会主任引导知青说:干活干到中午,又渴又累,你们为啥能坚持干下去?大家说:队长没说收工,谁敢走。主任说错!你们应该是想到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没解放,所以不能下战场。
哪对哪呀,那会儿光想早点收工回去喝粥,哪顾得上什么三分之二。如此拔高,让学过《落花生》的我等无地自容。但在那个发疯的年月,渐渐的却让人习以为常。这很可怕。我也曾代表知青小组出去开会,吃饱了也得发言,但我总是想方设法回避“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这词,用“好好接受再教育,当好小学生”这类话替代。因为“扎根”实在不是发自内心的话。
1970年冬河北省开知青会,大会典型是一个来自北京的女知青,大礼堂里,细声嫩语娓娓动听,尤其有一句“看到节日的礼花,在夜空中骄傲地放着”,着实打动人。但她“扎根一辈子”的誓言,又说得人肝颤。会下就近看她一眼,文净净一小姑娘,腰身不及我们生产队铁姑娘的二分之一,我就断定这稿子肯定是别人写的,不是她心里话。果然,昙花一现,会后知青中就不见这人,“一辈子”变成“一次会”。
最有意思的是1975年,我在大学中文系念二年级,还有一年毕业。忽然刮来一股“哪来哪去”强风,让表态毕业回村当社员。三年级有一男生还就乘风直上,大会发言披红挂花,“染色花生米”一般真就回村了。众人目瞪口呆,真不知是咱家思想落后,还是他吃错了药。转年轮到我们,尤其我们几个知青学生压力更大。倒不是咱看不起社员,问题是人家社员都能出来招工上学,凭啥让我们当起社员来没完。谢天谢地,临近分配,这股风过去了。有一天,忽然发现头年的“染色哥”来了,一打听笑出眼泪,这哥们反悔了,找学校要求重新分配工作。
现在的语文课好像没《落花生》这文章了,如果还有,估计也起不了太大作用。眼下“炫富”之风越刮越盛,连一个残次花生米,都要染色包装蒙事,何况大活人。时过境迁,科技发展,将来是不是花生也要改变结果方式:不长在土里,而顶在枝头,红灿灿胜过鲜桃赛过牡丹。由此环境成长起来的“爹爹”或许早改了教育子女的词:时代不同了,花生也不一样。男孩要学谁谁谁,女孩,先学一把郭美美……
这是不是更可怕?好在这个世界上还是脚踏实地的人多,由此社会才能安宁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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