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格调高的 —— 《旧时风物》 翻页更新

花斑熊

     莼鲈盐豉的诱惑——文人与吃



    常常有人出题，让我写一点关于中国文人与吃的文字，我想这个题目着实难写。首先是中国文人的概念本身就很难界定，文人或文化人历来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文化程度和出身的划分，又有着入仕与不仕、富贵与贫贱、得意与失意的不同境遇。尤其是隋以后的一千多年以来，科举为读书人提供了平等竞争、晋身仕途的机会，文人这一社会群体就变得更为复杂和多样了。其次是口腹之欲人皆有之，文人也是人，焉能例外。我一向认为，文人的口腹之欲没有什么特别的，几乎与普通人别无二致，荤素浓淡，各有所钟，咸酸甜辣，各有所适；至于那些做了大官，掌了大权，穷奢极欲，暴殄天物的恶吃，是历来为人所不齿的。


    饮食之道，说来也极为简单，正如《礼记》“人饥而食，渴而饮”那样直白。但是如何食，如何饮，往往又反映了不同的思想和情操。


    “君子远庖厨” 和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历来有着很多不同的解释，甚至成为批判的对象。在三十年前的荒诞年代，曾说“君子远庖厨”是看不起炊事工作，“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是追求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现在看来很可笑，可那确是事实。也有人说，“君子远庖厨” 是说君子不要沉湎于对饮食的欲望和追求。其实，“君子远庖厨”的意思是说君子最好不要看到肢解牲畜那血淋淋的景象，也就是类似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  的一种回避，大抵不视则不思，不思也就食之安心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应该是指对饮食的恭敬，对生活的认真，对完美的追求，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并不冲突。


    说到文人与吃，我们不妨这样认为，文人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融洽，天地相合，才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于是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中国的文人对饮食是认真的，远的不说，北宋的苏东坡和南宋的陆游就是两位大美食家，苏东坡自称老饕，有《老饕赋》、《菜羹赋》这样的名篇，且能身体力行，躬身厨下，于是后来民间就杜撰出什么“东坡肉”之类的菜肴。陆游更是一位精通烹饪的诗人，在他的诗词中，咏叹美味佳肴的就有上百首之多。无论身在吴下还是蜀中，他都能发现许多美食，不但能在厨下操作，就是采买，也要亲自选购，“东门买彘骨，醢酱点橙薤；蒸鸡最知名，美不数鱼鳖”。又如 “霜余蔬甲淡中甜，春近录苗嫩不蔹；采掇归来便堪煮，半铢盐酪不须添”。“彘骨” 就是猪排骨，从陆游这两首诗中，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山珍海味，不过是排骨、鸡和春秋两季的时蔬而已，正说明了和普通人一样，文人也过着平常与恬淡的生活，却无不渗透着对生活的挚爱。


    清代的大文人朱彝尊和袁枚也都不愧为美食家，之所以称之为美食家，并非仅指他们好吃、懂吃，做到这两点并不难，大抵多数人都能达到。朱、袁两位难得的是在多种著述之外，还为我们留下了《食宪鸿秘》与《随园食单》两部书，其中不但记载了许多令人垂涎的菜肴，还有相当大的篇幅记录了菜肴的技法、佐料的应用和饮食的规制。清代戏剧家李渔也是一位美食家，他最偏爱笋，认为是菜中第一品，主张  “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若伴以他物，则食笋的真趣皆无。《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是山东人，一生最爱的是 “凉拌绿豆芽” 和 “五香豆腐干”，曾撰有《煎饼赋》和《饮食章》，他最钟情的也不过是最普通的食品。


    清代也有许多文人兼官僚的家中能创造出脍炙人口的特色菜，像山东巡抚丁宝桢家的 “宫保鸡丁”，扬州、惠州知府伊秉绶家的 “伊府面” ，清末潘炳年家的 “潘鱼”，吴闺生家的 “吴鱼片”，乃至后来谭宗浚、谭瑑青父子创出的 “谭家菜”，等等，我想大抵是他们的家厨所制，与其本人不见得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文人对于饮食除了烹饪技法、食材搭配、佐料应用、滋味浓淡的要求之外，可能还有一种意境上的追求，比如节令物候，饮馔环境以及文化氛围等。春夏秋冬、风霜雪雨都成为与饮食交融的条件，春季赏花，夏日听雨，重阳登高，隆冬踏雪，佐以当令的饮宴雅集，又会是一种别样情趣的氤氲，这种别样的情趣会长久地浸润在记忆里，弥漫在饮食中，于是才使饮食熏染了浓浓的文化色彩，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眷恋。白居易曾企盼着“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那样一种意境的享受；当代作家柯灵也在写到家乡老酒时有过  “在黄昏后漫步到酒楼中去，喝半小樽甜甜的善酿，彼此海阔天空地谈着不经世故的闲话，带了薄醉，踏着悄无人声的一街凉月归去” 的渲染。尽管相隔千年，世殊事异，但那种缱绻之情，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记得读过钱玄同先生一些关于什刹海的文字，所写好像是1919年前后什刹海北岸的会贤堂，乘着雨后的阴凉，听着蛙鸣蝉唱，剥着湖中的莲藕，悠然地俯视那一堤垂柳、一畦塘荷，是何等闲适。我想那大约是在会贤堂午餐后的小憩。深秋时分的赏菊食蟹，是文人雅集最好的时令，有菊、有蟹、有酒、有诗，又是何等的惬意。寒冬腊尽围炉炙肉、踏雪寻梅则又是一种气氛，凡是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会对这两次饮宴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曹雪芹能如此生动地描绘其场景，自然来源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应该说曹雪芹也是位美食家，否则，《红楼梦》中俯拾即是的饮食场面不会如此之贴切和生动。


    文人对饮食的钟爱丝毫不因其文学观点和立场而异。正如林语堂所说“吃什么与不吃什么，这完全取决于人们的偏见”。鲁迅对某些事务的认识是有些褊狭的，例如对中医和京剧的态度，但他在饮食方面却还是能较为宽泛地接受。在他的日记中，仅记在北京就餐的餐馆就达六十五家之多，其中还包括了好几家西餐厅和日本料理店。大概鲁迅是不吃羊肉的，我在六十五家餐馆中居然没有发现一家清真馆子。周作人也有许多关于饮食的文字，近年由钟叔河先生辑成《知堂谈吃》。周作人虽与鲁迅在文学观点和生活经历上有所不同，但对待中医、京剧的态度乃至口味方面却极其相似，如出一辙，而对待绍兴特色的饮撰，有比鲁迅更难以割舍的眷爱。至于梁实秋就不同了，《雅舍谈吃》所涉及的饮食范围很宽泛，直到晚年，他还怀念着北京的豆汁儿和小吃，我想这些东西周氏昆仲大抵是不会欣赏的。


    文人与吃的神秘色彩则是炒作者赋予的，尤其是餐饮商家，似乎一经文人点评题咏立刻身价倍增。于右任先生是陕西三原人，幼时口味总会有些黄土高坡的味道，倒是后来走遍大江南北，才能不拘一格。于右任先生豪爽热情，从不拒人千里之外，所以不少商家求其题字，从西安的 “陈记黄桂稠酒” 题到苏州木渎的 “石家饭店”，直至台湾的许多餐馆，都有他老人家客居时所留下的墨宝。张大千先生也算一位美食家，家厨都是经过他的提调和排练，才能技艺精致，创出如“大千鱼”、“大千鸡”这样的美味。我曾去过他在台北至善路的“摩耶精舍”，园中有一烤肉亭，亭中有一很大的烤肉炙子，一侧的架子上还有许多盛佐料的坛坛罐罐，上面贴着红纸条，写着佐料名称。台北人口稠密，寸土寸金，比不了他在巴西的 “八德园”，可以任意呼朋唤友来个barbecue，于是只能在园中置茅草小亭炙肉，以避免烟熏火燎的烦恼。张大千客居台湾期间也不时外出饮宴，据说在台北凡是他去过的饭店生意就会特别好，我想这大概就是名人效应吧。文人美食家除了是常人之外，更重要的首先是“馋人”，之后才能对饮食有深刻的理解、精辟的品评。汪曾祺先生是位多才多艺的文化人，对饮食有着很高的欣赏品位，其哲嗣汪朗也很会吃。我与他们父子两人在一起吃过多次饭，饭桌上也听到过汪曾祺先生对吃的见解，其实都是非常平实的道理。汪氏父子都写过关于饮食的书，讲的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确是知味之笔，十分精到。


    王世襄先生是位能够操刀下厨的学者，关于他的烹调手艺，许多文章总爱提到他的 “海米烧大葱”，以讹传讹，其实真正吃过的并无几人，我因此事问过敦煌兄（王世襄先生的哲嗣），他哈哈大笑，说那是他家老爷子一时没辙了，现抓弄做的急就章，被外界炒得沸沸扬扬，成了他的拿手菜。先生晚年早已不再下厨，一应饮食都是敦煌说了算，做什么吃什么，我常在饭馆中碰到敦煌，用饭盒盛了几样菜买回去吃，我想他一定是不会很满意，只能将就了。每逢旧历年，总做几样家中小菜送过去，恐怕也不见得合他的胃口。


    朱家溍先生和我谈吃最多，常常回忆旧时北京的西餐。有几家西餐馆我是没有赶上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当时西餐馆中做的一种 “鸡盒子”，这种东西我也听父亲多次提到，面盒是黄油起酥的，上面有个酥皮的盖儿，里面装上奶油鸡肉的芯儿，后来我也曾在一家餐馆吃过，做得并不好。朱家先生还向我讲起一件趣事，他在辅仁上学时与几个同学去吃西餐，饭后才发现大家都没有带钱，只好将随身的照相机押在柜上，回去取钱后再赎回来。当然，那时的朱先生还没有跨入 “文人” 的行列。


    启功先生也不愧为 “馋人”，记得七十年代末，刚刚恢复了稿酬制度，彼时先生尚居住在小乘巷，每当中华书局几位同仁有拿了稿费的，必然大家小聚一次。我尚记得那时他们去得最多的馆子是交道口的 “康乐”、东四十条口的 “森隆”，稍后崇文门的马克西姆开业，启先生也用稿费请大家吃了一顿。那个时代还不像今天，北京城的餐馆能选择的也不过几十家而已。
上海很有一批好吃的文化人，他们经常举行小型的聚餐会，大家趁机见个面，聊聊天，当然满足口腹之欲也是必不可少的。如黄裳、周劭、杜宣、唐振常、邓云乡、何满子诸位都是其中成员。上海是有这方面传统的，自二三十年代以来，海上文人就多以聚餐形式约会，这也是一种类似雅集的活动。上海的饮食环境胜于北京，物种、食材也颇为新鲜和多样，不少久居上海的异乡人也被同化，我很熟悉的邓云乡先生、陈从周先生、金云臻先生都是早已上海化的异乡人。他们也都讲究饮食，家中的菜肴十分出色。我至今记得在陈从周先生家吃过的常州饼和邓云乡先生家的栗子鸡，那味道实在是令人难忘。


    文人中也不尽是好吃的，不少人对饮食一道并无苛求，也不是那么讲究。张中行先生是河北人，偶在他的《禅外说禅》等书中提到的饮食多为北方特色。他曾到天津一位老友家中做客，吃到一些红烧肉、辣子鸡、香菇油菜之类的菜，以为十分鲜丽清雅，比北京馆子里做的好多了。1999年5月，我因开会住在西山大觉寺的玉兰院，恰逢季羡林先生住在四宜堂，早晨起来我陪老先生遛弯儿聊天，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这里的扬州点心很好吃。”其实，我对大觉寺茶苑中的厨艺水平十分了解，虽然那几日茶苑为他特意做了几样点心，但其手艺也实在不敢恭维。聊天中老先生与我谈起他的饮食观，他说一生之中什么都吃，没有什么特殊的偏爱，用他的话说是 “食无禁忌”，也不用那么听医生和营养学家的话。


    居家过日子，平时吃的东西终究差不多，尤其是些家常饮食，最能撩起人的食欲。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冷，我到灯市口丰富胡同老舍故居去看望胡清先生（那时还没有成为纪念馆），聊了不久，即到吃饭时间，舒立为她端来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拨鱼儿，她慢慢挪到自己面前对我说：“我偏您啦！”（北京话的意思是说我吃了，不让您了）然后独自吃起来。那碗拨鱼儿透着葱花儿包锅和洒上香油的香味儿，真是很诱人，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食欲，嘴上却只好说 “别客气，您慢慢吃”，可实在是想来一碗，只是不好意思罢了。


    文人与吃的关系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文人因美食而陶醉，而美食又在文人的笔下变得浪漫。中国人与法国人在很多方面都有相通之处，左拉和莫泊桑的作品中都有不少关于美食的描述，生动得让人垂涎。法兰西国家电视二台有个专题栏目叫做“美食与艺术”，它的专栏作家和编导就是颇具盛名的兰风（Lafon）。2004年，我曾接受过兰风的采访，谈的内容就是美食的文化与艺术，所不同的是，在法国只有艺术家这样一个群体，却没有 “文人” 这样一种概念。


    “千里莼羹，末下盐豉”，是陆机对王武子夸赞东吴饮食的典故，虽然对 “千里” 还是 “干里”，“末下” 还是 “未下” 历来有着不同的看法，但莼羹之美，盐豉之需确为大家所公认，也许远没有描绘的那么美好，只是因为有了情趣的投入，才使许多普通的饮食和菜肴诗化为美味的艺术和永不消逝的梦。

齿刺

话说好长时间没有精心读书了，老熊可否给我量身定做的推荐几本？

花斑熊

齿刺 发表于 2015-1-14 15:56
话说好长时间没有精心读书了，老熊可否给我量身定做的推荐几本？

   《寒夜客来》   《肚大能容》   这两本是香港大学逯耀东教授作品，王世襄先生题字，南逯北赵，和赵珩先生并列为南北著名会吃文人。


   《老饕漫笔》  《老饕续笔》  赵珩先生的饮食随笔，文字很好，建议多看看，起码到哪个馆子点菜不会被认为外行。


   《一个人和新疆》   文艺少将周涛先生的口述历史，这人直白，有什么说什么，从随不得志的老爹由帝都移民新疆，到决定终老天山，这辈子过的，我觉着算是过瘾了。


    《宋朝饭局》  考据专业户李开周的新书，虽然内容和以前有些重叠，但不失为一本上厕所开胃的好书。  宋代的菜，有的还留存至今，读起来令人唏嘘 —— 我们吃的不是饭，是近千年历史。

victorian

这篇儿B格高了,都是文人的玩意儿,咱玩不了那么雅的,玩点俗的好~龇牙~

花斑熊

victorian 发表于 2015-1-14 17:38
这篇儿B格高了,都是文人的玩意儿,咱玩不了那么雅的,玩点俗的好~龇牙~

  姐，后面就有鬃人儿和毛猴，都不是太难搞到的。

opyok

哎，没办法咱算是把老祖宗留的一些好东西都丢完了，连吃都不会吃了。

zxxlb

现在看见字多就晕

doomzbw

熊胖，那几本书就没一个店能买齐的，晚上再回去TB淘淘去。想当年在内地最大的爱好就是逛旧书市，现在文化日益萧条，各种币嗝闪亮登场，再无旧时容貌了。至于深圳这地儿，荒漠啊。。。

花斑熊

doomzbw 发表于 2015-1-15 17:52
熊胖，那几本书就没一个店能买齐的，晚上再回去TB淘淘去。想当年在内地最大的爱好就是逛旧书市，现在文化日 ...

   d兄，买不齐很正常，我也是零打碎敲，在淘宝、京东一本一本买的，好在现在网店都是超过三十几块就包邮，能稍微慰藉我苦逼的钱包。

   深圳不成啦，小狠人胡书记到了广里，估计什么都不好搞，那小子狠啊，当年处理三鹿，要多狠有多狠。 不像我们天津县，越发展越退化，领导除了以权谋私，其余方面低能得让人无法忍受。

花斑熊

zxxlb 发表于 2015-1-15 16:55
现在看见字多就晕

   您老人家没听过有声小说？  那玩意儿挺好，下载几部，一回回听，挺好。

治玉人

玩的有水平！！！！

doomzbw

花斑熊 发表于 2015-1-15 18:26
d兄，买不齐很正常，我也是零打碎敲，在淘宝、京东一本一本买的，好在现在网店都是超过三十几块就包 ...

嘘~~~虽然你皮厚肉糙，血厚防高，但是这样的话咱还是小心点好。龇牙。。。

doomzbw

花斑熊 发表于 2015-1-15 18:26
您老人家没听过有声小说？  那玩意儿挺好，下载几部，一回回听，挺好。

找到部啥啥白洁的，听的那叫一个血脉喷张啊

花斑熊

doomzbw 发表于 2015-1-15 19:25
嘘~~~虽然你皮厚肉糙，血厚防高，但是这样的话咱还是小心点好。龇牙。。。

   对对对，人家是下届那啥，不可造次。

花斑熊

doomzbw 发表于 2015-1-15 19:26
找到部啥啥白洁的，听的那叫一个血脉喷张啊

   还有古典启蒙小说袁老师~~~~~  都是好读物。

花斑熊

镜冉 发表于 2015-1-15 20:21
要求版主提供免费扫描版

   好几百页，有图也大都是模模糊糊的黑白图，照出来一片黑。   没有那么大能耐，只能做文档版的。   %>_<%

花斑熊

    说不尽的王世襄：文化玩家的世纪绝学

      财人 | 记者 夯石（张琳）文 部分摄影　2014年05月05日 11:39

    他的《明式家具珍赏》引发海内外对明式家具的三十年狂热追捧
　　故宫文物命途多舛的一段传奇历史，也与他的人生有着莫大关联


　　题记：没有王世襄，今人难识黄花梨。没有王世襄，明代家具掩尘埃。没有王世襄，故宫文物命途舛。没有王世襄，文化传承有余憾。将一生所学尽献于社会，将一生所“玩”尽藏于国家，将一生所悟尽融于所为，王世襄空着手走了，却又满载而归，归于历史、文化的深处……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王世襄先生，逝世5年之际，围绕他的新闻依然不断，评说、轶闻，更是层出屡现，足见其影响深远且具有辐射性，就像他的学问，广杂、厚博、精深，早已超越了一般范畴。2006年，笔者经文物鉴定大师史树青介绍，曾陪同一位资深藏家当面向王老请教有关追索故宫文物的情况，几年后又在电话中亲聆王老妙语教诲，至今以为殊幸。2009年11月21日，就在王老去世前一周，我还打过他家里的电话，不想已成空号……不久前，笔者偶然结识了一位朋友，其父原是北京硬木家具厂的老匠师，他向笔者讲述了王世襄先生与北京硬木家具厂的一段渊源。此后，我又采访了多位曾与王世襄先生有过交往或接触的文化界、收藏界朋友，并重温2006年6月30日对史树青先生的采访录音，遂整理成此篇，以纪念世襄先生。

王世襄先生

    史树青：追索故宫文物，他是首功


　　2007年11月7日，著名学者、史学家、文物鉴定家史树青因心脏衰竭抢救无效，在阜外心血管医院去世，享年86岁。多年后聆听录音中史老幽默、睿智的话语，翻看一张张宛若昨天的照片，笔者不由得百感交集。史老和王世襄先生过从甚密，交谊甚笃。2006年，史老为我介绍王世襄先生的缘起是因为资深藏家郑先生有一件金丝楠木的书箱面板，不能确定来历，想请史老掌眼。


　　在魏公村史老家中，史树青先生轻抚这块金丝楠木制成、斑驳古旧的书箱面板说：“这是故宫出来的，‘一函，念四史’，写得很清楚，是放《二十四史》的第一口书箱，内装‘史记、前汉、后汉、三国、晋书’。东西，对，没问题。我给你介绍个人，王世襄先生。这方面，世襄老兄知情，当年追索故宫文物，他是首功。”

得知此藏品的收藏经历后，史老笑着说，现在老伴看得紧，要不这“漏”说不定就归他了。早在上中学时，史老就曾花两毛钱从旧货市场买得一张丘逢甲的画，该画早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1965年，越王勾践剑出土，史树青作为最年轻的专家同郭沫若、于省吾、商承祚等大师同聚荆州，释读、破解“天下第一剑”；从业60年，史树青鉴定文物达百万件，为国寻宝无数……临终前不久，他还在为国捡漏儿，却受到争议。为了这事，史老写了一首诗：“越王勾践破吴剑，鸟篆两行字错金。得自冷摊欲献宝，卞和到老是忠心。”

    由于史老的引荐，我们很快见到王世襄先生。当时已92岁高龄的王老语气谦和，声音洪亮，全无耄耋之态，这位早已著作等身、被启功先生评价为“研物立志”的“京城第一玩家”依然在争分夺秒地写作、研究，因此我们的见面时间很短，但老先生的博学、朴素、平和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王世襄先生端详了一下我们拿来的“金丝楠木书箱面板”，肯定地说：“这件确凿无疑，是故宫流出的，散落在民间了。”

    笔者曾领略过史树青先生的“快速鉴定法”，而王世襄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上手便足以定论。网名为“何苦34”的资深藏家曾对笔者讲过一个故事：“2006年春天，我的一位苏州朋友马先生带着一件竹笔筒专程来京，向精鉴竹刻闻名海内的王世襄老先生请教。这个竹笔筒，是他父亲八十多年前的珍藏，一面是‘薄底阳文’《寒山拾得泛舟渡海》，一面是沈筱庄署款微雕与竹刻主题相关的唐诗二首铭文。八十年来，此笔筒经海内名家赏鉴，因其有款，均以为是沈氏刻竹精品。可王老拿起马先生递过的笔筒开口就问：‘笔筒谁的？’‘沈筱庄的。’‘不对。’王老看了一眼笔筒立即回道。马先生心惊肉跳之余，忙说：‘上面有他的铭款——’王老把笔筒凑至眼前，细看了一会儿，说：‘沈筱庄的刀到不了这么高（的境界）。我看，这件笔筒上的《寒山拾得泛舟渡海》当是出自吴之璠之手。后面的铭文款字，应该是沈氏后刻。吴之璠刻过不止一件《寒山拾得泛舟渡海》笔筒，他的女婿朱文友和别人也都以此为蓝本刻过，但都达不到吴氏的水平，嘉庆至清末，‘薄地阳文’一派日渐式微，更没人能达到。沈筱庄的微雕，虽可称为绝技，却不可称之为绝艺，鲁迅先生在《随感录》中曾经批判过他们。   那天与王老分手后，马先生来电话跟我将事情经过娓娓细述了一遍，说：‘王老只用了8分钟，就将此件笔筒尘封八十年之久的作者之迹一语道破，将这件在沈筱庄名下客居八十年之久的笔筒重新回归到素有清代竹刻第一刀之称的吴之璠名下，真可谓是天才的发现！”




　　视追寻国宝为一生所做的最重要事情


　　这块经王世襄、史树青两位鉴定大师经手、掌眼的“金丝楠木书箱面板”，钩沉出故宫文物命途多舛的一段传奇历史，也与王世襄的人生有着莫大的关联——

　　1943年，王世襄辞别父亲，离开北平，到西南大后方去，开始了辗转求职的行程。从河南、陕西来到西南，行程一两个月，先到成都燕京大学分校，校长梅贻宝留他当中国文学助教。他不愿意，到了重庆。在故宫的办事处见到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马院长愿意为他提供一个秘书职位，他提出想要看文物，但战时不能看，他就不愿当这秘书。他又想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当时所长是傅斯年。梁思成作了引见，谁知傅斯年对他说：“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儿来。”值得庆幸的是，王世襄最终被梁思成选中，到中国营造学社任助理研究员，王世襄的哥哥在清华大学与梁思成是同班同学，住同一个宿舍。营造学社是梁思成自美国留学归来后，由朱启钤创办、梁思成主持的古建筑研究机构。从此，王世襄开始研究古代建筑，和营造学社的同窗们一起进行野外调查。梁思成对王世襄未来的发展影响颇大：一是梁思成那种专注于事业的精神，使王世襄终身难忘，成为激励他奋发有为的动力；二是由于梁思成等人的举荐，王世襄在战后得以出任收复文物机构的要职，使他能投身国宝追寻工作，这被他视为自己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经王世襄、史树青两位大师鉴定的故宫文物


　　1945年10月，日本投降后，王世襄经马衡、梁思成的推荐，担任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在北京、天津清理、追还在战时被劫夺的文物，王世襄参与收回了6批文物，包括德人杨宁史青铜器、郭觯斋藏瓷、美军德士嘉定非法接受日人瓷器、朱启钤存素堂丝绣、溥仪存在天津张园保险柜文物和海关移交德孚洋行物品。1946年11月，“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在南京举办，会后召开清损会会议，决定派王世襄赴日交涉索还战时损失文物。与会的傅斯年又对王世襄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你去日本工作，追索文物应当和在平津区一样，要非常非常aggressive(有进取心)。”第二句是：“那年在重庆你来见我，我不知道你还能办事，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了。”王世襄晚年曾回忆说：“我受宠若惊，十分感激。但心中清醒，并未得意忘形。傅先生所谓留下我，是派我做一些办公室总务处的跑腿联系工作，而不是学术研究。他对燕京大学毕业人员不配进史语所的信念是根深蒂固、坚定不移的。我自恨缘悭，一生只听到傅先生讲过四句话。”

　　1946年12月-1947年2月，王世襄被派赴日本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交涉追还战时被日本劫夺的善本书等文物事宜。1946年12月到1947年2月，王世襄克服重重困难，把存放在东京上野公园的中央图书馆的107箱善本书，用汽车运到横滨码头，再用轮船运回上海，经郑振铎派员接收。最终使这批经过战火洗礼的国宝完璧归赵。王世襄从日本回国后，辞去了清损会的职务，回到故宫工作，1948年5月由故宫博物院指派，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奖金，赴美国、加拿大参观考察博物馆一年。期满后，拒绝了弗利尔美术馆、匹兹堡大学的聘请，1949年8月后在故宫博物院任古物馆科长及陈列部主任……然而，令王世襄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这一追索国宝的传奇经历竟为他带来了莫须有的罪名和连绵的祸端。




　　为保护藏品，“老运动员”邀红卫兵抄家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王世襄生前回忆：“我被送往东岳庙，名曰‘学习’，实为逼供，勒令交代盗宝问题。我因家庭出身不好，曾在洋学校读书、国民党教育部清损会工作、收回大量被敌伪劫夺文物，并接受美国财团奖学金出国考察一年等诸多问题，自然成了重点之重点。单独监禁一室，‘打虎英雄’却有十余人之多，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他们大声恐吓喊叫，用力拍打桌子，勒令交代问题。交代不出来则夜以继日，轮班逼供，名曰‘疲劳轰炸’。在东岳庙我被关押了四个月，然后又关到公安局看守所，上手铐脚镣。在那里我被关了十个月，得了肺病。他们把北京所有的古玩铺查遍了，没有找到我的问题，家里的东西全被抄走，也查明没有问题，后来才全部退还。我终于被放了，因为我确实清白无辜。”

王世襄先生

     不久，王世襄接到文物局通知，被告知“已开除故宫公职，可去劳动局登记，自谋出路。”晚年，他这样写道：“因亘古以来，岂有为国家追回大量国宝文物，全心全意，严于律己，清白无辜，反受冤屈，被开除公职，天下岂有此理！”但他并未因此自弃：“大凡受极不公平待遇者，可能自寻短见，可能铤而走险，罪名同为‘自绝于人民’，故万万不可。我则与荃猷相濡以沫，共同决定坚守自珍……以期发现有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确之理解与承认。”


　　老舍之子、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舒乙回忆：上个世纪50年代，王世襄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好多算盘都是紫檀的。王世襄感到奇怪，怎么用这么好的木头做算盘呢？他偶然看见一家算盘作坊，正在把紫檀椅子腿做成算盘珠。“那时硬木家具还没有人识货，好多东西都流落到木工工厂去了。”王世襄从小贩手里、木器厂里，甚至一些大宅门里，把硬木家具收集起来。“他的好朋友陈梦家，也有这种爱好，两人不约而同地都在收藏这些家具。他们两个人各收集了几十个品种，比如圈椅、脸盆架、马扎、条案、方桌、柜子等。两个人比赛、逗闷子，经常拿东西给对方看，让对方猜猜花了多少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世襄耳闻目睹了京城红卫兵“破四旧”的“壮举”，知道自己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鸽哨、古籍善本，都属于“四旧”的范畴。于是，已经被政治运动摔打成“老运动员”的王世襄主动了选择“自我革命”，他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接管国家文物局的红卫兵前来“破四旧”和“抄家”。从国家文物局来的红卫兵都是单位的业务人员，抄家和搬运时都非常小心，并将其封存到了规定的地方，使这些宝贝躲过了一劫，王世襄也得以在“文革”之后收回了自己绝大多数的心爱之物。后来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以《畦边偶成》一诗铭志：“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

    荣宏君2011年1月出版的《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一书可以为王世襄“文革”中主动邀红卫兵抄家、多年后宝物失而复得提供最好的佐证。据该书记载，两次抄家，王世襄失去的藏品，计文物2489件、字画拓帖1233件、图书资料8156本。王世襄为此四处奔波，从1973年到1986年，将自己的珍藏大部追回。从有关部门的“查抄文物图书处理通知单”看，文物退回2432件，字画退回1219幅，图书退回8100本，金银折价7030.93元退回……

　　1969年，已经55岁的王世襄与国家文物局系统的一部分干部和职工一道，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王世襄生前回忆说：“我的前大半生是很坎坷的。‘三反’运动中被拘留过，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到‘文革’中已是一个‘老运动员’。下放干校之前，我在国家文物局工作，住在四五二高地‘干打垒’的房子……”在这里，牧牛、放鸭、养猪、种菜、插秧……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也吃过。这时的他已经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村野农夫。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不仅没有压垮他，反而使困扰他近20年的肺病居然不治而愈，而且好玩的天性还使他在这里找到了新的乐趣，他很快成了养牲口的行家里手，一有闲暇，就跟当地老乡学采集野生菇，常漫山遍野采灵芝，挖兰花，还常常跑到干校所在地向阳湖边向渔翁求教打渔……直到1973年夏，王世襄才终于回到北京，他把工作的重点放到《髹饰录解说》的修订上面。王世襄认为一生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是前文所说的日本投降后为国家追回几千件国宝，第二件就是历经30年艰难坎坷写成《髹饰录解说》。《髹饰录》是中国现存唯一一本古代漆工专著，但全书文字简略晦涩，且类比失当，所以极难解读。过去此书唯一抄本远在日本，后经曾任北洋政府代总理的著名学者朱启钤先生刊刻印行。朱启钤知道王世襄有这方面的志趣，遂将此书交给他诠释解说。

　　俯身问学老匠师，与北京硬木家具厂的缘分

　　二十世纪后期，明清家具的艺术和商业价值都走向巅峰，这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王世襄先生两本专著的问世——《明式家具研究》与《明式家具珍赏》。1985年9月，王世襄编著的《明式家具珍赏》经香港三联书店、文物出版社联合出版，之后相继有英、美、法、德等九个版本问世，这部划时代的经典此后不断再版，引发了海内外对明式家具乃至（海南）黄花梨的三十年狂热追捧，并且这一势头还将持续下去。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王世襄不白之冤得到昭雪，成为国家文物局恢复职称评定后的第一批研究员。那时，他已年愈六旬。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王世襄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他“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的愿望。王世襄关于明式家具的研究，被学术界誉为是和郭沫若青铜器研究、沈从文古代服饰研究并列的现代三大社科研究成果之一。中国古典家具研究会副理事长、著名收藏家张德祥撰文回忆：“那会儿，王先生的《明式家具珍赏》刚出版，又重又厚，一本两百多块钱，当时没多少人买得起，国内也不好买，经常有人向王先生求购此书……”30年前花两百多块钱买一本书，的确很奢侈，而且国内也不好买。但王世襄究竟不是一个吝啬和算计的人，在他眼里，文化的传承比什么都重。后来大约是手头已无书可送，更可能的原因是珍视彼此的缘分，王世襄把《明式家具珍赏》一书的清样赠给了北京硬木家具厂，并题词——“赠给：北京市硬木家具厂，愿共同为发扬明代家具艺术传统、为国争光而努力！王世襄 一九八六年七月。”

　　　　　　　　　　　　　　　　　　　王世襄赠给北京硬木家具厂的《明式家具珍赏》一书清样及题词

　　虽寥寥数语，却契合着时代精神——当年，各行各业为国争光的思想，也同样感染和支撑着王世襄。不久前，笔者偶遇吴先生，相谈甚欢，其父是北京硬木家具厂的老匠师，他向笔者展示了王老当年所赠《明式家具珍赏》一书的清样和题词……

    北京硬木家具厂是在公私合营时，由鲁班馆的工匠和几十个小作坊合并而成的，是北方古家具的生产修复基地，现更名为“龙顺成”。当时北京硬木家具厂的货库，是北京最大的硬木家具库，库房里存有大量最优秀的古典木器家具，由于受到出口政策的限制，大量的明清古家具堆满了东库、西库和南库，一个库的面具就相当于两个篮球场，几千件家具层层叠叠堆得有三四米高，上至宫内御制紫檀器，下至民间巧活，应有尽有，种类之全、数量之大，堪比故宫。


　　张德祥与王世襄先生是几十年的忘年之交，两人的结缘也是因为北京硬木家具厂 。王世襄在《明式家具珍赏》一书中收录了25件来自北京硬木家具厂和北京木材厂的家具，这些都是张德祥发现并介绍给他的。每逢工人休息日，王世襄就和张德祥去厂房拍照。那时是初春，大家都还穿着棉袄，屋里没暖气，家具就放在背景纸上，如果想要挪动它们，就得脱鞋踩在很凉的背景纸上，“大家都劝王先生别去动家具了，但他非得自己搬！其他人都觉得摆好了，王先生还觉得不满意，生怕家具某个部件被遮挡了。”


　　王世襄所藏明式家具大多有些残损，而这往往使他能以较低的价格搜购到自己的心仪之物，他结交了好几位精通木工技艺的匠师，其中就有北京硬木家具厂的老师傅，能够帮助他将残损之器修整完好，时间长了连他自己也逐渐成为这方面的行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将所藏家具拆卸组装起来，这也正是他研究明式家具的一条途径——注重实物与匠师技艺相结合。朱家溍先生评价说：“世襄十分重视木工技法和保存在匠师口语中的名词、术语，因为这样的活材料是不可能在书本中找到的。他和鲁班馆的老师傅们交上了朋友，恭恭敬敬地向他们请教，面对着不同的家具，一个个部位，一桩桩造法，仔细询问，随手记在小本子上，回家再整理，不懂则再问再记，直到了了于心。”




　　收藏家具的历程堪称穷搜广集、不惮艰辛


　　作为世界明式家具最重要的收藏家之一，王世襄的收藏历程堪称穷搜广集、不惮艰辛，朱家溍先生在《两部我国前所未有的古代家具专著》书评中这样写道：“世襄在文物研究上一向把实物放在首位。1945年他从四川回到北京，便开始留意家具资料。1949年从美国回来，他更是一有时间便骑着车到处看家具，从著名的收藏家到一般的住户，从古玩铺、挂货屋到打鼓人的家，从鲁班馆木器店到晓市的旧木料摊，无不有他的足迹。他的自行车后装有一个能承重一二百斤的大货架子，架子上经常备有大小包袱、粗线绳、麻包片等，以便买到家具就捆在车上带回家。我曾不止一次遇到他车上带着小条案、闷户橱、椅子等家具。只要有两三天假日，他便去外县采访，国庆和春节他多半不在家，而是在京畿附近的通州、宝坻、涿县等地度过的。遇到值得研究或保存的家具，原主同意出售而又是他力所能及的，便买下来。买不到则请求准许拍照。”


　　有一次，王世襄到经营珠宝玉器商场青山居设在花市胡同的管理处串门，发现楼梯下有一具显得特别厚重的独板面心铁力五足大香几，因为其上随意摆放有一些保温瓶及茶壶茶碗等日常用具，甚至不慎洒出的开水都将香几烫花了，王世襄提出想购买这件铁力木香几，由于这件香几属于集体所有，该管理处几位负责人都表示不能擅自将其出售望。两年后的一天，王世襄忽然在地安门桥头曹书田开设的古玩铺里看到这件香几，经询问才得知原来青山居管理处撤销后，便将一些破旧家具交付给这里进行处理变卖，因是铁力木材质，王世襄以不高的价格买下，之后租用了一辆三轮车，他用两只手把稳香几的牙子，还将双脚也垫在香几的托泥下面，脚面被硌出两道深沟也未感觉疼痛。还有一次，王世襄经吴学荣介绍前往广渠门附近一位曾经从事古玩生意的人家中，购买一口明万历缠莲八宝纹彩金象描金紫漆大箱，当双方商定价格找来一辆三轮车装车后，王世襄才发现车上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处，于是只好徒步在后面推着车子回了家。马未都与王世襄早年相识也是因为明式家具，“王先生的家中拥挤不堪，名贵的黄花梨、紫檀家具到处都是，全在日常使用状态……黄花梨方桌购于通县，仅五元，舍不得运输费，自己一手扶车把，一手扶桌腿，将桌扣在背上，骑车运回家的，因此获‘穷王’美称。”


　　执著、长久地搜购明式家具给王世襄的居室增添了极大负担，他不得不将其中大件拆开叠摞起来，王世襄曾写道：“‘文革’后发还部分抄家家具。成对大柜，只能去掉顶柜，否则进不了屋。唐山大地震刚过，我索性卸下四扇柜门，柜子面对面放。柜膛横木和柜顶都架铺板，柜内睡人，柜顶堆书。太安全了，房子震塌了也压不着我，屋顶漏雨湿书，只能听之任之了。”从王世襄的诸多著述中都可见到一张他与当年睡觉所用两具大柜的合影，黄苗子先生题联曰：移门好就橱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横批为：斯是漏室。


　　这一窘况一直持续到1993年，那一年，上海博物馆翻修完工，辟有专门的古家具展厅，而展厅里却没有一件古家具可供展出。出生于上海的香港实业家庄贵仑和王世襄联系，想购买他所藏的明清家具，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王世襄提出，如果庄贵仑转手全部捐赠给上博，家具他一件不留，而且不讲价钱——只要够在北京购买一处居所就行。79件明代家具，王世襄只“卖”了100万美元，为当时市场行情的十分之一，按照约定，王世襄珍藏的一套4把明代紫檀大椅，只需拿出一把，他不愿拆散它们，一整套全部拿出。此外，他还多拿出一件黄花梨小交杌，凑成了完整的80件。庄贵仑也没有食言，这些文物日后成了上博的镇馆之宝，价值连城。王世襄称这是私人藏品的最好去处，“想永久保存，连皇帝都办不到，妄想者岂非是大傻瓜！”老一代音乐家王昆和王世襄是老友，因偶尔谈起古家具，她才知道王世襄的壮举，“我问了一声：为什么？世襄说，因为买主满足了我的条件……  当时世襄谈这件事情的表情，仿佛是自己嫁出去了一个亲闺女，并且是 ‘陪嫁’丰盈金贵，从心里非常得意、非常轻松、非常荣耀。他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要获得了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了。”朱家溍先生认为经王世襄过目的明、清家具，“或整或残，数量当以万计”。

花斑熊

世纪玩家带走世纪绝学，徒留文化注脚

　　1945年，王世襄从重庆回京，送给袁荃猷的定情信物是一对内盛红豆的红木圆盒，镶嵌在盒盖上的火绘葫芦片，是他亲绘制的；在他的藏品中，还有一件普通的编织提筐，多年来他们夫妇二人用它买菜。不论王世襄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妻子袁荃猷始终是他的支持者，袁荃猷14岁师从汪孟舒学琴，后又经古琴国手管平湖先生亲授，琴艺更精。袁荃猷弹琴时，王世襄常伴左右，如此近60年，自称“琴奴”，直至2003年袁荃猷病故。此后，悲痛不已的王世襄将夫妻收藏的古琴、铜炉、佛像、家具、竹木雕刻、匏器等143件文物拍卖，成交额达6300余万元人民币。每每想起老伴，王老都会忍不住抚摸老伴留给他的一件宝贝——大树图。这是袁荃猷的一张刻纸作品，粗壮的树干，圆形的树冠，丈夫一生所爱的15项玩好，像果实般藏于树冠。这张装裱后的大树图就悬挂在客厅的墙上。


　　2009年11月28日9时25分，王世襄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玩即是学，学即是玩，这就是父亲的境界。”在追思会上，王敦煌这样评价父亲。舒乙评价王世襄“玩得精深，玩得讲究，成了‘玩文化’的大专家”，“恰恰是把自己少年、青年玩过的东西，到了老了就总结出来写成书。”。这位旷世未有的“文化玩家”留下了《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中国古代漆器》、《竹刻艺术》、《竹刻》、《明代鸽经清宫鸽谱》、《北京鸽哨》、《说葫芦》、《蟋蟀谱集成》、《锦灰堆》等几十部专著。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撰文评价其“家具、髹漆、竹刻三门，尤称绝学”，“王世襄先生除对那些已近于文物中‘显学’的书画、雕塑、金石、建筑诸方面有精深的研究和丰富的撰述外，尤致力于那些当时尚较少有人注意的领域，包括家具、乐器、漆器、匏器、刻竹、金石牙角雕刻、匠作则例等具有一定工艺性质的文物乃至介于文物与民俗之间的种种器物，如豢养鸽、鹰、犬、蟋蟀等的专用工具等，都有琳琅丰富的收藏和深入系统的研究，撰成多部专著，填补了这些方面的空白，在文物学家中独树一帜，成就卓越。”


　　1914年5月25日，王世襄在北京出生。他的伯祖王仁堪是清光绪三年丁丑科状元。王世襄的父亲王继曾毕业于南洋公学，1902年随中国驻法公使孙宝琦前往法国进修；1909年回国后，一度担任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1920年出任驻墨西哥使馆公使兼理古巴事务；任满回国后，又曾在孙宝琦执政的北洋政府担任过国务院秘书长……父亲任职外交部条约司时，勤奋工作之余喜逛古玩店，买些残缺的古瓷标本，母亲娴雅高贵，持家之外，寄情绘事。王世襄回忆说：“祖上三代，有进士出身、治理一方的重臣，有状元及第、直陈时弊的循吏，也有跻身洋务、从事外交的使节。他们的官宦生涯，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后内外交困的时局中养成的‘通达时事’、兼备中西、注重实际的办事作风，无疑对我的成长和后来的治学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王世襄的母亲金章来自江浙两省交界南浔小镇的一个富有家庭。1900年，金家兄妹远赴英国留学，前后历时五载，在当时是少有的。父母对王世襄的学业很关心，小的时候，家中有私塾老师教古汉语、经、史和诗词等。1924年，父亲又专门送王世襄到北京干面胡同美国人为自己的子弟办的学校读书，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王世襄晚年在《北京鸽哨》自序中自嘲道：“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他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甚至有臂上架着大鹰或怀里揣着蝈蝈到学校上课的惊人之举。对王世襄的艺术产生直接影响的是他的母亲和舅舅，大舅金北楼是20世纪初北方画坛领袖，母亲金章是著名的鱼藻画家，二舅金东溪、四舅金西厓是著名竹刻家。1939年春天，王世襄的母亲金章去世，这成了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似顿悟又似醒悟，从此用功钻研学问，读了三年研究生，研究美术史。1941年6月，王世襄从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以论文《中国画论研究(先秦至宋代)》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他在家著书，又于1943年完成了《中国画论研究(元、明、清)》。启功先生在为王世襄所撰《说葫芦》所写《读后记》中说：“‘玩物丧志’，这句话见于所谓伪古文尚书，好似‘玩物……’和‘丧志’是有必然关系的……而王世襄先生的‘玩物’不是‘玩物’而是‘研物’，他不但不曾丧志而是立志。他将古今典籍、前辈耆献、民间艺师取得的和自己几十年辛苦实践相印证，写出了这（些）部已出版、未出版、即将出版的书。可以断言，这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


　　在几千年文化传承的链条中，王世襄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历史选择了他，他也不负历史所托，这既是他个人的宿命，也是历史的必然。无论是年少时受父亲影响倾心古玩，还是青年时期选择与文物厮守，即便历经政治运动，屡屡被打落尘埃，王世襄依然与文化、文物不离不弃，而他处艰不屈、逢变不惊的乐观豁达得益于早年的玩家处世和心态，怎么苦都能玩儿，怎么受罪都能移情而“恋物”，试想：你能拿一个已变成村野农夫的“坏分子”、“摘帽右派”怎么办？捣腾些人弃他取的“四旧垃圾”，也属正常。正是这种处世和心态最大程度地保护了他和他的宝贝，并助益着他所从事的无人替代的特殊事业。他见人未见，想人未想，行人未行，只因曾经沧海，他见过真东西、好东西，更是从三代官宦之家承继了责任担当、通达时事、兼备中西、注重实际的作风，那一件件“流离失所”、“蒙尘染垢”的中华文明瑰宝不也像极了他自己吗——由庙堂而战火，由战火而尘凡，由尘凡而重归殿堂！

朋友眼中的美食家、生活家、养生家、老顽童


　　王世襄曾被许多人赞为美食家，著名作家汪曾祺曾说：“学人中真正精于烹调的，据我所知，当推北京王世襄。”在舒乙的印象里，王世襄有两个“道具”，一个芭蕉扇，别在腰后，一个买菜筐。他早早地到菜市场，和饭店的厨师探讨厨艺，让人误以为他也是个大师傅。曾是王世襄芳嘉园邻居的郁风著文回忆：“王世襄不但每天买菜是行家，哪家铺子能买到最好的作料也是行家。不但吃的品位高，做菜的手艺也是超一流。”其实，王世襄的厨艺也是幼承“家学”，他从小就在自家厨房耳濡目染，很快就能煎炒烹炸，独立完成一桌美食。令马未都念念不忘的是，他吃过王世襄老人炒的菜，“吃的是典型的北京家常菜，适口不腻”。张德祥撰文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时菜市场物品还很紧缺，王先生等它一开门就跑进去，每样吃的王先生就专买一家的，比如香菜只买北京某个地方种的。豌豆一年中就只有一个礼拜买来吃，因为王先生觉得那时的豌豆最好吃，一吃就连着吃两三顿。茶叶从来不喝别人的，单喝自己配的茶叶。西瓜，王先生一买就买十几个，放进他家一个巨大的冰箱里，有一个衣柜那么大。与王世襄亦师亦友的张德祥说王世襄夏天穿的背心是小兵张嘎看瓜地时穿的样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王先生常穿着一件破大褂，在他家楼下喊：“祥子，我给你带好东西了！”当时楼下的大爷大妈们都觉得这老头是收破烂的，“王先生不但平易近人，而且生活情趣特高。要知道他是全国政协委员，是见过世面又放下架子的人，他一直真实生活着，做什么事都是发自内心的。”


　　民俗专家、北京民俗委员会副主任崔普权与王世襄先生非常熟悉，崔先生曾为笔者提供多个采访线索，典型的老北京做派，谦逊热情，乐于助人。提到与王世襄老人的交往，崔普权连声嗟叹，语含悲凉，“我静不下心来，想到他就难过。怎么说好呢，太了不起了。”崔普权曾为王世襄先生写过一文，谈王老的养生心得：“王先生历经风雨，百折、千折而不挠，95岁算是高寿了，这与他的养生得法不无关系。王先生认为，人到老年，性情心理都会随着年龄的变更而有所变化，要使自己拥有良好心态，性情、心理是很重要的，大致可归为‘六心’：开心、童心、宽心、爱心、静心、恒心，这‘六心’，王老都堪称典范。王先生认为老年人不妨多一些童心、玩心，这样会得到一份好心情，有助于接受新事物、新观念。老年夫妇之间要以爱心相伴，老年人的爱情是一剂长生不老的补药，精神的补助强于食物的补助很多倍。王先生与夫人的爱情堪称绝恋和佳话。静心，可以节约脑、体能量，消除机体疲劳，达到祛病延年的目的。王先生一生治学严谨、穷究古今，心不静是不行的，到了晚年，静心更体现了一种达观和超然。王先生的恒心，就不用说了，他认为，古今中外许多老年人在晚年时圆了年轻时的梦，可谓‘大器晚成’。这种恒心，与情趣和志向相伴，有兴趣使然，无论遇到多少困难，都会锲而不舍，苦中作乐。锻炼身体也是如此，通过运动来达到健身的目的，就需持恒心，非一朝一夕的运动能得到的。”

王世襄和夫人

　　王老生前曾对自己的诸多玩好如数家珍：“十来岁时我开始养鸽子。接着养蛐蛐，不仅买，还到郊区捉。也爱听冬日鸣虫，即野生或人工孵育的蝈蝈、油葫芦等。鸣虫养在葫芦内叫，故对葫芦又发生兴趣。尤其是中国特有的范制葫芦，在幼嫩时内壁套有阴文花纹的模子，长成后去掉模子，葫芦造型和花纹文字，悉如人意。这是中国独有的特种工艺，可谓巧夺天工，我也曾试种过。十六七岁学摔跤，拜清代善扑营的扑户为师。受他们的影响和传授，玩得更野了——熬鹰猎兔，驯狗捉獾。由于上述经历，我忝得‘玩家’之名。”王老把养鸽、研鸽当作所有玩好之最，自称是“吃剩饭、踩狗屎”之辈：“过去养鸽子的人们，对待鸽子就像对待孩子。自个吃饭不好好吃，扒两口剩饭就去喂鸽放鸽。他们还有一个习惯，一出门不往地上看，而是往天上瞧，因此常常踩狗屎……

过去几乎每条胡同上空都有两三盘鸽子在飞翔。悦耳的哨声，忽远忽近，琅琅不断。城市各隅都有鸽子市，买者，卖者，逛者，熙熙攘攘，长达二三百米。全城以贩鸽或制哨为生者，虽难统计，至少也有几百人。”2003年4月初，王世襄给北京市市长写信，建议在亚运村养一群观赏鸽，开奥运会时鸽群戴哨飞盘，定能为大会增色。不巧赶上“非典”，没有得到回应。2007年1月5日，王世襄在《北京晚报》发表《欢呼天安门元旦放飞和平鸽》：“天安门是我国首都的中心，放飞的鸽子自然应该是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观赏鸽而不是外国培育的灰色信鸽和白色食用鸽”，“保护物种是最重要的大事，我们一定要让后代能看见并赞美欣赏历史悠久的观赏鸽！否则我们将是历史的罪人!”



　　结语：


　　在几千年文化传承的链条中，王世襄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历史选择了他，他也不负历史所托，这既是他个人的宿命，也是历史的必然。从出身官宦、提笼架鸟的京城大少，到受母亲去世打击，成为发誓向学的有志青年，从营造学社耳濡目染大师之风范，到身居故宫文物保管要职；从抗战胜利后追索日军侵占文物，到远涉东瀛索回百箱善本；从蒙冤受屈、被诬为“国宝大盗”，到珍守自己，以戴罪“戴帽”的下里巴人之身，走街串巷，风餐露宿，以极小的经济成本和浩繁的时间、心力、体能，遍寻散落民间的中华瑰宝；从玩物无一不精，号称京城第一玩家，到研物无一不深，著作等身，载誉海内外……他的人生可谓悲喜交集，起伏之大，落差之巨，身心之痛，罕有人匹，此为悲。王世襄以“玩儿态”入世，以“玩儿心”治学，耄耋之年，散尽家藏，沉湎于观赏鸽，不问世事，不理俗务，以脱尘出世之状，无为而为，至95岁终，可谓玩儿了一辈子，此为喜。有人说：中国可能还会出钱钟书，但再也出不了王世襄。信哉斯言。(本文部分生平资料参考《王世襄传》、《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中国红木古典家具》、《瞭望》等)

花斑熊

   一篇纪念王世襄老爷子的文章，挺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