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杏林亦相通 —— 文人与医药
中国文人与医药历来有着一种十分特殊的关系，与西方现代医学学科的独立性大相径庭，直至近代，中国传统医学也基本上是师徒传承，家族因袭，甚至自学成才，并无专业的教育体系。在这些形式中，又尤以家族因袭备受推崇，这大约就是《礼记?曲礼下》所谓“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道理。当然，“三世”之说，既是指祖孙父子相承的医学世家，也或谓自身精通三世之书（即《黄帝内经》、《神农百草经》和《脉诀》）、有学识的医家。
就术业而言，医卜星相向为旧时代士林所轻视，毕竟专门从事医生职业在古代社会属于下层阶级。同时，“医者意也”，也为中国的传统医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东汉太医丞郭玉对答和帝，最早提出这一理论，其实是指医生诊治病人时的注意力，而非后世所曲解的“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神秘性。梁启超是位不大相信中医的人，以至1929年病重时都拒绝中医治疗，坚持在协和医院手术，正是出自对这种神秘性的恐惧，他认为 “医者意也” 是 “最足为智识扩大之障碍”。
正是由于这种对 “医者意也” 的曲解，使得中国儒释道各家对医学有了各种各样的诠释，为此不免遭到质疑。虽然如此，中国的传统医学毕竟博大精深，历代文人对于医学理论和医术也并不排斥。他们将钻研医学药理，作为其闲适生活的组成部分。且视同书画、音乐一样，用以修养身心，而对于烹煎药物，也有着一种像喝茶饮酒那样的偏好。
魏晋之时服散成风，据说是何晏首先倡导，继而魏晋上流社会普遍流行。“五石散” 本是汉代医学家张仲景为治疗伤寒病而拟的方药，内中主要成分是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硫磺和赤石脂之类的矿物质药物，制成散剂，功效燥热，对伤寒病人有一定补益和发散功能。但魏晋上层士人并不是用来治伤寒，他们服用五石散的目的在于兴奋神经，获飘飘欲仙之感，这也是魏晋重玄学、尚清谈、思想放荡不羁的体现。服用这种金石类药物后，即会浑身燥热不安，有五内俱焚之感。除了需要寒食、寒饮、寒卧，还要疾走行散，于是当时的名士多不修边幅，或登高而歌，或戏衣而走，处于一种发神经的状态。魏晋时的衣着也多宽衣博带，又常常借酒发散药力，豪饮无度，陶渊明所说的“登东皋以舒啸”大约也是服散后的一种发泄方式。服散之风可以视为一种吸毒，带来的只能是一时的飘然恍惚，最终是会要了性命的。
服用丹石类药物又与道教的炼丹术结合起来，其风气一直持续到唐代。李唐王朝死于服用丹药的皇帝有四五位之多，就连李白、韩愈这样的文人也不能脱离丹石药物的诱惑。正如白居易晚年《思旧》诗中所说：“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
这种风气至宋代稍歇，而文人对医药的兴趣并不因此而减弱，苏东坡就是一位知医理、明药物的文学家，同时也是懂得食疗养生的人。他经常研究医书药典，自拟方剂，研制出不少治病保健、食疗养生的方法，如用茯苓面和蜜调制治疗痔疮，自制 “雪羹汤” 降逆化痰等。他尤喜麦门冬饮，曾作诗述之：“一枕清风值万钱，无人肯卖北窗眠；开心暖胃门冬饮，知是东坡手自煎。”麦冬养阴生津，润肺清心，常常饮用，自然有益于睡眠。
南宋洪迈的笔记《夷坚志》中有许多关于医家和医药的叙述，其中既有朝廷的医官，也有博儒之医、草泽之医、隐逸之医、巫术祝由之医和僧道之医。书中十分详细地记录了他们治疗的成败和药物的功效。洪迈本人是进士出身，官至端明殿大学士，但他一生对医疗养生十分留意，自己也通医理，以至活到八十高龄，也足见宋代士大夫阶层笃好医药之学的风气。
陆游的先祖陆贽是唐朝名相，也是精通医药的专家，著有《陆氏集验方》。陆游宦游四方，也注意收集各种药方，经过审慎选择，在淳熙年间（1174—1189年）刊刻了《陆氏续集验方》两卷。《剑南诗稿》中也多见他诊病的记录，不但能医人，还能自医，除了开方子，也能灼艾，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灸法，如《剑南诗稿》中就有《久疾灼艾小愈晚出门外》的诗作。他还通晓药理，因菊花性清凉，故汇集菊花作枕，并作菊花枕诗。直至晚年，他还在自己的小园中开辟药圃，种药、采药、煎药，过着“幽谷云萝朝采药，静院轩窗夕对棋”的悠闲生活。
辛弃疾是擅用药名填词的词人，他的《定风波》一首用药名招善医的婺源马荀仲共游雨岩，与词义浑然一体，毫无牵强之感。传说他还有《满庭芳?静夜思》一首写给妻子，表达思念之情：“云母屏开，珍珠帘闭，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黄。柏影桂枝交映，从容起，弄水银堂。惊过半夏，凉透薄荷裳。一钩藤上月，寻常山夜，梦宿沙场。早已轻粉黛，独活空房。欲续断弦未得，乌头白，最苦参商，当归也！茱萸熟，地老菊花黄。”全词共九十一个字，却含有云母、珍珠、防风、沉香、郁金、硫磺、柏叶、桂枝、苁蓉、水银、半夏、薄荷、钩藤、常山、宿沙、轻粉、独活、续断、乌头、苦参、当归、茱萸、熟地、菊花等二十四味中药名。这首《满庭芳》并未收入《稼轩词》，不一定就是辛弃疾的作品，或是后人附会，也未可知。
明清小说家中谙于医道的不少，《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位通晓医药的作家。在三十六回中，有一首唐僧的七言律诗：“自从益智登山盟，王不留行送出城；路上相逢三棱子，途中催趱马兜铃；寻坡转涧求荆芥，迈岭登山拜茯苓；防己一身如竹沥，茴香何日拜朝廷。” 其中嵌入药名益智（仁）、王不留行、三棱子、马兜铃、荆芥、茯苓、竹沥、茴香，读来颇有趣味。
无独有偶，蒲松龄也是一位能将药名嵌入小说的作家。他的《聊斋志异》中有不少有关医药的描写，他还发明了桑菊茶，作为治疗和预防疾疫的日常饮剂。作《荡寇志》的俞万春更是深通医道，一度曾悬壶西湖之畔，济世活人。
在中国的文学名著中，融入医事药方的莫过于《红楼梦》与《镜花缘》。据统计，《红楼梦》中有中医术语名词百余处，有方剂四十五个，中西药物一百二十七种，病案九个，涉及内外妇儿各科。《镜花缘》中的医药描写则更为具体，涉及的病种更是十分广泛，如痘疹、便血、痢疾、中暑、外科的跌打损伤、妇科的崩漏胎产、儿科的高热惊风等。不但有医案病理，还有具体的加减经方和传世验方。难怪钱锺书先生写《围城》时，有方鸿渐的老太爷让他在乡下闲暇中，抄录《镜花缘》中方剂的情节。从小说中摘取方剂未免过于迂腐，大概是为了消遣而已。曹雪芹和《镜花缘》作者李汝珍都不是医家，但能以如此精深的医学知识融入文学作品，足见他们学识的渊博，也可见除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之外，医药方面的修养也成为旧时代文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清初文人傅山，字青主，是位极有个性且十分渊博的通儒。他的诗、文、书、画成就都是极高的，同时他也是位专业医家。他精通内、外、妇、儿各科，尤以妇科为最。他的《傅青主女科》是清代传世的妇科专著，至今仍是传统医学中必读的经典之作。傅山广交游，既与终身不仕清的顾炎武有交谊，也与有“贰臣”身份的曹溶有往还，顾炎武还曾为他的医著作序。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的思想历来在中国士林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后世将这句话或系于诸葛亮、或系于范仲淹所说，其实表达了一种儒者为医的无奈，也表达了一种文人的社会责任感。
医学家中有很高文化造诣的人也为数不少。清代吴门温病大家薛雪（1681—1770年）就十分突出。薛雪字生白，号一瓢，长洲（苏州）吴县人，与叶桂（天士）齐名，同是清代吴门名医，至今影响卓著。他曾选辑《内经》傅青主（山）草书原文，成《医经原旨》六卷，后来门人弟子又辑成《扫叶庄医案》和《薛生白医案》。薛雪所著诗文甚富，有《一瓢斋诗存》、《一瓢诗话》、《吾以吾鸣集》等。他擅画兰草，广交游，享誉吴门，可惜很少有作品传世。曾见罗两峰（聘）《饭鬼图》，画幅上下左右有四家题跋，分别为蒋士铨、赵怀玉、吴锡麒、薛雪，皆是时居吴门的名士，可谓珠联璧合。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记录了与三位医家的往来，除了上面提到的薛雪之外，尚有赵藜村和徐大椿（灵胎）两位，赵藜村曾以白虎汤一剂治好了袁枚的阳明暑虐，因此袁有 “ 活我自知缘有旧，离君转恐病难消 ” 之诗句，后来赵也有诗回赠曰：“同试明光人有几？一时公干鬓先斑。” 袁枚也很推崇徐大椿的诗作 “ 一生哪有真闲日，百岁仍多未了缘 ” ，以为佳句。可见当时医家文化素养之深。
以书目文献学、佛学和古钱币收藏著名的丁福保同时又是一位医生。青年时代曾受业于王先谦，读《尔雅》、《说文》、《水经注》、《汉学师承》等。他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进京赴试却未能考取，而且正是在此期间，其父患肺病去世，于是他抱恨终生，从此不再举业。后来曾在京师大学堂任生理卫生教习，两年之后辞职南返，悬壶为业，其后又在端方的举荐下，赴日本考察医学设施并进修。从此在上海开设诊所，创办中西医研究会，提倡中医结合现代医学研究，悬壶行医垂三十年。丁福保是大有慧根的人，他初读《释氏语录》，既为佛学所感染，后又结识精通佛学的居士杨仁山，于是在四十多岁时皈依佛门，戒荤茹素。行医之余，刊印、编写了大量佛学书籍，最著名的是《丁氏佛学丛书》和《佛学大辞典》。五十年代末，他的学生周云青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与先君同事，那时他正为丁福保整理《四部总录》的 “医学编” 和 “算学编” 等。丁氏还精通文字训诂学和古钱币的收藏鉴赏，他编辑的《古钱大辞典》至今都是收藏鉴赏古钱币的重要著作。
北京四大名医之首的萧龙友先生，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名医。萧龙友本名方骏，字龙友，又号息园老人。也是光绪二十三年赴京科考，获丁酉科拔贡，后分发山东做过几个县的知县，至宣统初年做到知府。入民国后做过财政部机要秘书、农商部参事、国务院参事等。先生饱学经史之余，旁及医书，仕宦之暇，研读医学药理。清末民初之际，已是医名卓著，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段祺瑞、吴佩孚等人都曾经他诊治。先生不但传统医学腹笥宽博，且刻意浏览现代医学著作，触类旁通，而非一味遵循中医古训。1928年，先生终于弃宦从医，专事悬壶之业，直至1960年去世，享年九十岁高寿。五十年代中，先生的医寓仍在西城兵马司胡同，我曾随家中长辈前往就医，彼时萧宅医寓前车水马龙，仍然留有印象。另外，先生也是一位收藏家，画家蒋兆和先生即是萧龙友先生的女婿，所藏书画器物颇丰，后来悉数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中国历来有 “儒医” 之称，是指那些有家学、有师承而又博览群书的医生，以此区别 “斗医”（即药工出身的医生）以及串铃方士和走江湖的郎中，但文人学士略通医道的“票友”却算不得儒医，尤其是这类文人虽懂医道药理，但大多认不得方剂中的饮片（即加工后的草药），如果真的为人诊治，也是会出大乱子的。
我曾听先师刘宗恒先生（毕业于原华北国医学院，施今墨先生弟子）讲过一个故事。三十年代有位前清翰林，读了不少医书，也颇通方剂。某次为友人的孩子诊治，用了《麻杏石甘汤》加减，麻黄量用到二钱（一般方剂中麻黄用量不超过三钱），服用两剂后不见功效，于是又将麻黄用了四钱，仍然不见发汗。这位老翰林胆子也忒大，居然将麻黄用到了八钱。恰巧这家人将方子换到一家大药铺去抓，孩子服后大汗淋漓，两个时辰一命呜呼。于是经官动府兴起诉讼，法院询问医家是否看过饮片？那老翰林答称看过了，确是麻黄无误，由此可以判定是医者用药不当的责任。还是后来经过警局审慎侦察，从前两剂剩余药中捡出麻黄饮片，居然是将炕席剪成二分长的小段，冒充麻黄所致，最后去买药的那家药铺倒是货真价实，造成小儿夭亡。最后法院将出售假药的药铺主人绳之以法，老翰林虽有过失，但免于起诉。自此之后，那位热衷医道的老翰林再也不敢谈医了，可见没有丰富的临床实践和药物学基础是不能为人开方治病的。
先伯祖梅岑公与先祖于三四十年代同住在东总部胡同作寓公。两宅相隔不远，他们昆仲感情笃厚，但爱好却迥然不同。先祖父喜爱琴棋书画，顾曲鉴藏，而我这位四伯祖却爱好理工农医，深居简出，在家中鼓捣些“勾股定理”和“九章算术”之类，又颇通医药。自己拟就一剂 “桑麻杞菊膏”，以桑椹、黑芝麻、枸杞、菊花为主，配伍有二十多味药，很以为得意，让同仁堂制成膏剂，分赠亲友，称可调理气血，养阴补益，至于是否有效就不得而知了。我这位四伯祖逝于三十年代末，仅活到五十开外。后来 “桑麻杞菊膏” 的方子又流传到我家，倒是我的老祖母奉为至宝，六十年代初又将方子制成蜜丸，让同仁堂配了两百余丸，后来终无人服用，全都生了虫子。
如萧龙友、丁福保那样文人 “下海” 的医家，毕竟是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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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6 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