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的狂想：对《世说新语》的另类品读

花斑熊

    一个人的狂啸


    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仡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瞩不转。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口＋酋）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



    阮籍有一个爱好，喜欢长啸，在数百步之外，都能清楚地听到。


    当时，苏门山中有隐者莫知姓名，称为苏门真人，被砍樵者共传说。阮籍好奇，便独自驾车前往，至于山下，弃车攀山，好在苏门山不是很高，海拔不到二百米，没过多久就远远望见峰顶处有一个人抱膝而坐。阮籍登顶，上前与那人席地对坐，却见那人面无表情，有点木乃伊的意思。阮籍是何等人物，见过酷的，但没见过比自己还酷的，于是就前与之论上古玄远之道，而那人寂然无语，只是呆呆地望着阮籍。阮籍随后又问其儒家名教，以及修身养性之术，其人依旧不答，眼珠凝视阮籍，一动不动。后来，阮籍不再说话，也与那人对视。时间一分一妙地过着，直至山间升起暮色。阮籍再凝神向对面望去，那人仍无表情，仿佛山间僵尸。在某个瞬间，实在吓了阮籍一跳。忽有所悟，于是阮籍对之长啸。这时候那人突然笑了：“你可以再啸一次。”阮籍于是又啸了一番，随后兴尽下山，行至半山腰，忽闻山上传来清远之声，响彻山林，回头望去，啸者正是那苏门真人。


    苏门真人即魏晋时期的著名隐士孙登。苏门山位于现在的河南辉县境内，下有百泉湖，风景旖旎。历史上的孙登是个神人，性无喜怒，一度隐居苏门山。有人为试其性，将其扔到百泉湖中，想将其激怒，但孙登在湖中游了一会儿（多亏会游泳），便爬上岸来，笑着离去。东晋孙盛在《魏氏春秋》中说：“孙登者，不知何许人。无家，于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好读《易》，鼓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


    魏晋多隐士。按照公孙罗的说法，所谓隐士，分为三种：“一者求于道术，绝弃喧嚣，以居山林；二者无被征召，废于业行，真隐人；三者求名誉，诈在山林，望大官职，召即出仕，非隐人也，徼名而已。”这里的孙登，应该接近第一类。在某种意义上，他类似唐朝诗僧寒山，过着坐看云起云落的日子。有人说，高逸山林，终不是大隐，因为大隐隐于市。其实有时候说来，倒也未必，因为从本质上说，隐士与环境是相依托的。在闹市中有清净淡泊之心，仅仅说明你的心性不错，而与隐士没什么关系。“隐”当然是一种生活态度，但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如孙登。


    具体到本条，未解魏晋精神之真谛者，往往认为故事中的“啸”仅仅是个人的一种爱好，跟王济喜欢听驴叫、司马昱喜欢看老鼠爬一样没什么区别；孙登不与阮籍交谈，也仅仅是隐士奇行的表现。或者说，“啸”是道家的一种养生之道。其实没那么简单。这则故事实际上从侧面道出了魏晋时期的一种观点：言不尽意，即人们赖以交流的言谈话语，实际上是不能完全穷尽地表达人的思想及其本意的。既然言不尽意，那便不如不说。阮籍在后来琢磨出了孙登沉默的缘由：两个人坐于群山之顶，四周林木莽然，天人合一，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又有什么好说的呢？说些什么才能讲清楚此刻的感受呢？言不尽意而啸尽意，那就用响彻山林的啸声吧，它自能抵达玄远幽深之境，而两啸相应，所谓神明之交。这样的更高层次的对话不是更适合此时的背景吗？回去之后，阮籍遂托孙登而明己志，作《大人先生传》：啸中有道也！如果更进一步说，魏晋之啸，又与当时司马家诛杀名士的残酷局势有关，既然在史上阮籍被称为口不论人好坏，颓然自保，那么这倾山长啸也就是化解心中郁结和悲愤的一种方式了。

花斑熊

    思旧赋


    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向子期即魏晋时期的玄学家向秀，也是河南武陟人，官至散骑常侍。作为竹林七贤之一，向秀自幼喜好老庄之学，在当时是数一数二的庄子研究者。向秀对《庄子》一书的大部分进行了新的注解（只余《秋水》、《至乐》两篇，后被郭象补注完成），上承何宴、王弼、夏侯玄，于魏晋玄学上起到了一个过渡作用，所谓“发明奇趣，振起玄风”。


    向秀开始的时候隐而不出，与嵇康友善，堪称后者最好的哥们儿，兄弟俩或一起在大树下光着膀子打铁，或一个弹琴，另一个坐在草地上和掌倾听。后来，向秀被拉入竹林，与其他六人共作逍遥游。嵇康被司马昭斩杀后，士人震动。向秀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后还是决定出仕入洛阳。路过嵇康旧居时，想起故人以及往昔的竹林之游，顿觉咫尺天涯。那是一个归鸟也已疲倦的黄昏吧，远处晚霞崩裂，暮色将临大地，突有牧歌和着笛声响起，孩子们已踏上了回家的路。远眺洛阳，近睹嵇宅，向秀热泪盈眶。后来，便有了那篇著名的《思旧赋》，沉痛悲郁，动容千古。在序中，向秀这样写道：“余与嵇康、吕安居至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


    这是一个亲历者的美好而又痛苦的追忆。


    对于向秀的出仕，很多人认为是司马家高压政治下的被迫举动。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呢。向秀不是一个极端的人，他主张自然与儒教的合一，认为天性即逍遥，而君臣之道也是天性之一。他对君臣世界并不抱以反感，只是一度对洛阳的局势感到失望，司马家严酷的心让他惊悸。嵇康死后，士人与司马家的不合作实际上已不能再形成气候，此时曹魏政权转移到司马家已成必然。在这种情况下，向秀决定到洛阳走一遭。


    在大将军府，司马昭接见了向秀。对于杀嵇康，司马昭后来是后悔的，觉得自己做过了。在一丝愧疚中，他见了嵇康生前最好的朋友。自然，他不会把这种愧疚流露出来，于是踞席而坐，望着向秀：“我听说先生有箕山之志，欲隐居泉林，为什么又出现在我面前？”古时尧欲将帝位传与巢父、许由，后者冷笑而去，隐于箕山。向秀望着司马昭，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传说中路人皆知的司马昭。这位大将军冷峻巍然，仪表果然不凡；同时，他又想到，正是此人下令斩了自己的朋友，一时间心绪难平。司马昭盯着向秀。后者把头偏向一旁：“巢父、许由自是狂狷之士，不值得去羡慕。您就说给我什么职位吧！”司马默然，默然中是叹赏。后来，向秀做了散骑常侍。


    向秀最后还是踏上了通往洛阳之路，但为官后无心于宫阙之下，因为面对茫茫尘世，他有一种无所依傍的痛苦。这种痛苦是复杂的，甚至是没有来头的，并不仅仅是因为嵇康之死，更不是因为他由隐而仕走过了这座小桥，不是那么回事。他的痛苦，或许是因为人生的无常，或许是因为对生命本身的悲观。因为，那个时代，所有的忧伤其实都是不具体的。于是，我们总能听到洛阳的叹息，在一声叹息中，向秀给我们留下一个不知所终的背影。

花斑熊

    邈若山河


    王濬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


王戎此叹，令人感慨万千，一个时代就此远去了，正如其所言：“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


    邈若山河。


    王戎少即以聪慧著称，受到钟会的赏识，后以弱冠之年造访阮籍，阮一见而倾心，对王说：“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遂与阮成忘年交，拉其参与竹林之游，为七贤中年龄最小者。但后来，王戎并不被那几位待见，还多受阮籍、嵇康的嘲讽。正如我前面所说，他也许受到了某种伤害，但最终王戎有宽迈胸怀，并没往心里去；而且，也有自知之明，如上所说：“竹林之游，亦预其末。”一度有这样的交游，能参与其中，王戎已经很知足了，因为他知道自己没能脱俗如阮、嵇。而后人多以吝啬、庸俗诋毁王戎，并以其在八王之乱中坠厕自保为笑料，却不愿意认真地看他一眼。于我看来，王戎活得很真实，其实这是个实在人，我想也是个好哥们儿，内心也有属于自己的痛苦。在嵇康和阮籍相继死后，身材短小、其貌不扬的王戎踏上通往洛阳之路，评论者如此不屑，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岁月流逝，风云无常，黄公酒垆下过，睹物思人，你我若有情，谁能无此忧伤？所以我说，魏晋时期的独特魅力之一，即在于人们发现了自己的内心情怀，原来它可以那样欢愉，也可以如此忧伤：“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听此言而遥想当年情形，泪水总会潸然而落。那酒垆就在眼前，而当年的往事如山河之远。人生在世，岂止竹林！由古而今，于你我之世界，又有多少物是人非的感慨，浸在我们残酷的命运征途中。

花斑熊

   人生贵适意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见机。



    西晋中期，江东名士贺循北赴洛阳接受任命，经吴阊门，在船中弹琴。张翰本不与之相识，闻琴声清远，于是便上得船来，与贺共语，一见如故，聊起来没完。问贺：“你要去哪？”贺答：“入洛赴命，正路过这里。”张还没聊够，于是便说：“我也要去洛阳办点事，我们正好同路。”于是跟家里招呼也没打，便与贺循同船去了洛阳。张翰不愧被称作“江东步兵”，其纵情使性如此。


    到了洛阳后，张翰见到了自己的老乡先期入洛为官的顾荣，两人同游洛水，有一段日子过得倒也快活。但那仅是生命中的一个瞬间。后赵王司马伦诛贾后，又废晋惠帝，自立为帝。齐王司马冏起兵攻洛阳，司马伦败死，冏以大司马之职掌控朝政，征召名士以装饰门庭，顾荣和张翰都被征入其帐下。局势越来越紧迫。在危局下，张翰对顾荣说：“天下纷纷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进退良难。吾本山林中人，无望于时久矣。”


    一天，秋风乍起，张翰跟身边的北方同事说：“这个季节，江南尽是美食，你们可吃过我们吴中的菰菜羹和鲈鱼脍？”


    左右皆摇头，齐声问：“什么味儿？”在此之前，他们听陆机提到过一种叫莼羹的食物。当时，陆机去拜访王济，后者以羊酪款待陆机，并说：“江东有什么好吃的能与其匹敌呢？”陆机说：“自有千里莼羹。”而菰菜羹又为何物呢？


    现在，张翰嘿嘿一笑：“什么味？不可轻言！”


    张翰突然伤感异常地说：“人生在世，贵在适意，怎么能够为了当官而跑到数千里之外呢？”便作《思吴江歌》一曲：“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鱼肥。三千里兮安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他是思念起了家乡吗？反正后人是把“菰菜羹、鲈鱼脍”视为怀乡的代名词了。他是淡却功名吗？宋朝苏轼有诗云：“浮世功名食与眠，季鹰真得水中仙。不须更说知机早，只为莼鲈也称贤。”这里的莼鲈当然也可变为菰鲈。


    无论如何，在一阵窃窃私语中，张翰走了。当天晚上，他就叫人准备车辆启程返回江南了。当时，外部诸王虎视洛阳，八王之乱已经开始，永嘉之乱正在到来，中原处于崩乱的前夜。张翰走后，所说的那句话在北方同事中传了很久，连齐王司马冏也啧啧称赞。张翰跑后不久，晋惠帝太安元年（公元302年），长沙王司马乂便举兵灭了齐王司马冏，齐王部下多死难，张翰逃过一劫，时人遂称之机警。我觉得张翰不仅机警，而且洒落，连逃跑都很有名士风度，为我们留下一个菰菜羹、鲈鱼脍的段子。


    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他那句话：人生贵在适意！此话即使是放在千年之后也不过时。人生多受缚，生存之外，多为名与利。为其搏命时，不得自由；功成名就时，更不得自由。张翰已踏上了回家之路，你呢？

花斑熊

  疯狂的螃蟹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人们常说：某某某在某领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螃蟹看上去吓人呼啦的，第一个吃它的人定有绝大的勇气。但尝到甜头后，人们便一发而不可收了，因为这东西太好吃了，以至于我所生活的城市有这样的民谚：“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实际上，不仅仅是现在，早在魏晋时期，人们对螃蟹就情有独钟了。


    毕茂世即毕卓，河南新蔡人，生活在西晋和东晋之交，是当时的“八达”之一，为温峤所赏，请为平南长史。毕卓为人放旷，尤好喝酒，曾为吏部郎，因喝酒误事而被罢官；又曾于夜间盗酒以醉。毕卓是那个年代的一个典型，我的意思是说，像他这样一个人，既未建立功业，也未有文章流传于世，依旧能够在正史上有传。这是否与他曾说过的一句话有关系呢？“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飘在酒池中，便足了此一生。”在《毕卓传》中，这段话有更完整的记载：“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毕卓的人生态度在一些人看来真是要命。还有点别的吗？这不是个吃货嘛！当然，道理不仅仅是两个螃蟹腿儿那么简单。说到螃蟹，毕卓真是爱吃螃蟹，而且爱得深沉，牙齿是那么温柔。因此可以说他是真的爱生活，爱得实在。毕卓的话与张翰的话一样，持剑直取儒家的人生价值观，最后将其颠覆。功业自有千秋之名，可是把自己绑在军政的车轮上，一生而奔忙，何如发现那生命属于自己，而应最大限度地去亲近它、拥抱它、感受它？比如，在苍茫江河上，独驾小舟一只，看秋风芦花落，正是螃蟹肥美时，于是一口螃蟹一口酒，让那只生命之船一点点淡出历史的画卷。我想这是活法之一种，与消极与否没什么关系。


    在那个时代，我想毕卓还是有条件完成自己以上心愿的。但千年以后就难点了，我们总无法如毕卓那般洒脱，船上的日子总归有限。一年中可以有几天，做一个头也不回的背包客，心远天高去远方。但是后来呢？你总要回头，回到压力十足的城市中。再品毕卓之语，只能让我们空生悲叹。

花斑熊

   东晋的雪夜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说到能代表魏晋风度的人物，于曹魏时代，自然首推阮籍和嵇康；于东晋时代，谁可争锋？王徽之。关于王徽之“雪夜访戴”的故事，无疑是整个《世说新语》里最著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超越了阮籍和嵇康的故事。魏晋风度中的核心部分“任诞放旷”和“率性而为”在这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王徽之字子猷，山东琅邪人，生于浙江会稽，为王羲之第五子。王羲之有七个儿子，最著名的无疑是王徽之和他的弟弟王献之。王献之靠书法留名千古，而王徽之的大名则靠的是几则潇洒到极致的故事。王徽之是在会稽长大的，平生有四好：酒、琴、色、竹。尤其是对后者，到了死了都要爱的地步。一次，他去拜访一个隐士，而隐士去旅行了，于是他住进了人家的庭院，随后便令人种上竹子。有人问：“不过是暂住，为什么还那么麻烦地种上竹子呢？”王啸咏良久，指着眼前的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


      既然出自王家，自然不必为做官发愁。早些年，他曾在桓温幕中工作，蓬头散带，不理公事；又为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段子更多了。一次，桓冲问他在哪个部门工作，王徽之回答：“不太清楚，只是时而见牵马者来，也许是管马的部门。”桓冲又问他管多少马，他回答：“我不过问关于马的事，又怎么能知道它的数目呢？”又问：“这些日子有没有马死了？又死了多少？”回答：“未知生，焉知死！”后来，有一天，王徽之跟桓冲出行，正值暴雨，徽之便下马钻进桓冲的车里，后者吃了一惊，而徽之说：“大下雨天的，您怎么好意思一个人坐在车里！”


      一天清晨，桓冲来到王徽之的办公室，催他进入工作状态，他没搭理自己的上司，而是临窗远眺，用手扳撑着腮帮子，徐徐道：“看那西山的早晨，似有一股清爽之气。”  他在想什么？我想，那是生命中的一次愣神儿吧。桓冲拿自己的部下没办法，王徽之也没再为难他的上司，不久后就离任了。晋废帝海西公太和年间，王徽之转为黄门侍郎，来到了京城建康。这是皇帝身边的一个闲差，整天没什么事干。尽管如此，王徽之还是很快厌倦了这种生活，于是他辞职东返会稽。路过吴郡时，一个士人家的竹林吸引了他。在此之前，主人知道王徽之将到，于是将寓所打扫一新，坐在厅中等待。没想到，徽之直接去了竹林，玩赏良久。主人有些失望，但还等着他来打个招呼，徽之竟欲直接离去，主人非常郁闷，叫人把大门关上，不让他出去。这时候徽之才抚掌大笑，回来和主人攀谈。


    回到会稽山阴后，王徽之过起了彻底自由的生活，这段生活是完全属于徽之一个人的——行到水穷，坐看云起，闲听庭院里的落花声。一个冬天的傍晚，山阴下起了大雪，雪越下越大，渐渐覆盖了山川林木，不一会儿天地之间就一片洁白了。大雪苍茫，山河入梦，我们的主人公正在小憩，但是不要着急，他快要醒来了，因为他急着上厕所。于是，他真的就醒来了。去完厕所后，他命侍从把酒温了，随后拉开门，一股清寒的气流扑面而来。庭院中空气特别新鲜，那雪下得正急，仿佛要压断大树和山峦。王徽之遥望暮色中的世界，一阵欣喜。这东晋的傍晚，天色昏沉，而大地一片皎洁，美得让人心碎。宁静，惬意，空灵，澄澈，高情远致，万物同此寂静，那是一个人的广袤的精神世界吗？所有关于人的心灵的美与自由，在这茫茫雪夜中被体会到极致。于大雪中，王徽之咏左思《招隐诗》：“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白雪停阴冈，丹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雪夜清洁，高歌纵起，王徽之饮酒弹琴，把这个晚上弄得熠熠生辉。突然弦止歌停，他想到了艺术家戴逵戴安道。当时，戴逵正在剡县隐居。王徽之想着想着，眼珠一转……后来，就发生了我们熟知的那则故事。


    经过一夜的行船，黎明时王徽之终于看到了戴逵在江边的寓所。下船后，王徽之来到了宅门前，但那一巴掌好像跟历史有所默契，终于没拍下去。后有人问其故，他回答：“我是乘着兴去的，兴尽了便返回，为什么就一定得见到戴逵呢？”当王徽之再次站到船头时，起风了，而雪还在下。滔滔江水清冷澄澈，涤荡着一个人的灵魂。船头上的王徽之突然感到一种巨大的孤独。这孤独是没有来头的。王徽之隐约记得，在永和九年时，父亲带他和弟弟献之一起参加了兰亭聚会。那时候他还是个孩子。兰亭的溪流边，数十位名士欢然而坐，曲水流觞，饮酒赋诗，渐渐地大家从欢愉到伤感，悲叹起光阴的流逝以及人生的渺小与无常。那时候，他还不明白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而现在，仿佛大雪中的路人，他更迷惘了。在这个无所依傍的早晨，他要去哪儿？又能去哪儿？


    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魏晋名士的?怀。在此生的光阴中，唯重情，来去由情，为真纯之情，又是高逸之情。兴之所来，兴之所去，全凭一个“情”字。我不愿意做我不想做的事情，我的每一刻全为我的内心而活着。我所投入的是过程本身，而不是过程之外的结果，所以戴逵家那门敲不敲已经不再重要。这是一种何样美丽的情致！而王徽之死后，这样的故事也就永远没有了。那是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前一年，谢安已死；这一年，弟弟王献之又亡。徽之独悲伤，于弟弟的灵前拨动琴弦而不成调，人琴俱亡！人琴俱亡！没过多久，王徽之也死去了。在生前，徽之把“魏晋风度”推向了最后的高潮。此后虽有谢灵运的纵情不羁，但他毕竟不是一个纯粹的晋人了。

花斑熊

  
   梅花三弄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魏晋时人从容由性，不被世俗所累。所做之事，在后人看来不可思议。


    王徽之行船至京城建康的青溪边，尚未登岸，这时候遇见桓伊乘车由岸上经过。桓伊字子野，来自桓氏家族，参与过淝水大战，桓冲死后，继任江州刺史。桓伊为人清简高雅，不仅于军政方面有建树，而且还是一位流行音乐家：“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桓伊精音乐，尤善吹笛，著名古曲《梅花引》（即《梅花三弄》）即由桓伊创作，初为笛曲，后人改编为古琴曲。


    王徽之和桓伊相遇于建康青溪岸边，当是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淝水战后。该战结束后不久，江州刺史桓冲即死，朝廷以桓伊代之，其时王徽之为桓冲的骑兵参军，冲死后，徽之在弟弟中书令王献之的安排下，转赴建康任黄门侍郎，而桓伊则启程赴江州上任。此次相遇有此背景。此时桓伊因淝水之战，功名及身，甚为显赫，封永修县侯。但王徽之不管那一套。在此之前，他看到有锦车路过，问朋友，岸上是何人。


    朋友说：“是桓冲桓子野。”


    王徽之素闻其名，知其是当世第一音乐高人，超一流的笛子演奏家，于是同样喜爱音乐的他便跟朋友说：“你给我带个话过去，说王徽之素闻其名，请他为我吹一曲。”


    朋友深感为难：“这样不太好吧。您自是高门大族，但桓子野也不是一般人哪！在淝水之战中，与谢家子弟大破苻坚百万兵，功名赫赫，怎会停下车来随便给人吹笛子玩儿。”


    王徽之笑道：“君自可前去传话，其他便不用管了。”


    朋友疑惑地看着王徽之，深为好奇，便上岸拦住了桓伊的车队，把意思跟桓伊说了。


    桓伊问：“船上是哪位？”


    朋友道：“会稽王徽之。”


    桓伊听后，侧目于船，直视良久。王徽之那位朋友以为人家怒了，便吓得一路小跑回到了船上。此时，徽之已登船头，那位朋友还在惶惑间，岸上已有悠扬的笛声传来了。王徽之临风而立，闭目把玩，欣赏不已。朋友回头望去，只见桓伊坐在胡床上，两手抚笛，横至嘴边，面色悠然地吹着，是为其原创曲子《梅花引》，深情忧伤，一如那青溪水流淌在人心间。吹完后，桓伊上车而去，王徽之亦不挽留相叙，客主不交一言。


    这样的事儿也只有魏晋时才会有。


    坐在船里，跷着二郎腿，让人传话给岸上路过的并不认识的人：你不是笛子吹得不错吗？给我吹一曲！这是王徽之无理在先。于常理而言，位高权重的桓伊有足够的理由不搭理这样的要求，但妙就妙在桓伊也不按常理出牌。说起桓伊，也是性情中人，在《世说新语》中有这样记载：“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安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一个提出了无理要求，一个从容应允，弃约定俗成之礼，只由心中性情，这正是魏晋名士所追求的。现在，我们以为人家都神经兮兮的，可仔细一想，那才是一种只关涉心灵率真的大境界！有人欲听我曲，我即为其吹奏，曲终擦肩而行，何必交一言？世俗如你我，时刻为生活中的程序和规矩所羁绊，那些繁文缛节消耗掉了生命中的最后一点真性情。学学桓子野，学学王徽之，或仅仅是把东晋青溪岸边的那一幕留于心，在生命枯燥时把玩一下，感受率真的泉水漫过心田。

花斑熊

    一生穿几双鞋


    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簏，着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


    祖士少即闻鸡起舞的那位祖逖的弟弟祖约，阮遥集即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之子阮孚，那个鲜卑女生的混血儿。说到阮孚，跟他爸一样，也嗜酒如命，西晋时为散骑常侍，曾摘下帽子上的貂饰去换美酒，所谓“金貂换酒”。后永嘉南渡，阮孚为安东参军，位列江左“八达”之一。除了爱喝酒外，这位混血儿最大的爱好就是收集鞋子了，“恒自经营”，比如把收藏的鞋子都编上号，从1号到N号，什么样的鞋子最酷，什么样的鞋子最舒服，鞋子怎么保养；或者说，市面上又出什么新款了，阮孚往往闻风而动。可以想象，在穿鞋方面，他是那个时代的潮流引领者。


    尽管阮孚的奇特爱好遭到了老婆的反对（毕竟家里哪哪都是鞋了），但小阮还是乐此不疲。与此相比，祖约好财，这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两个人都为物所累，一时间人们难以评判谁高谁低。后有人拜访祖约，祖正在打理珍宝，见有人来，忙将珍宝藏起，有些未来得及弄走，便以身体遮挡，表情有些不自然。同是此人，又去造访阮孚，小阮当时正在为自己收藏的鞋子打蜡，看到有客前来，神情淡定，一边望着打蜡后闪亮的鞋子，一边叹道：“不知道人这一生能穿多少双鞋！”从容自得。于是祖阮二人高低始分。


    祖约与阮孚各有所爱。爱财者如祖约，见有人造访，匆忙把珍宝藏起来，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他本人觉得财迷本身是件丢脸的事，二是大凡财迷者，多是吝啬者，他用身子遮挡住未来得及收起来的那些珍宝，只是下意识的动作。爱鞋者如阮孚，举鞋把玩，丝毫不避客人，虽累于物，但物不累于心：一生能穿几双鞋？除了展现了对鞋子的喜爱外，还流露了对生命和光阴本身的叹息，率真高远的名士情怀尽显。当然，爱财无罪，以本条看，若没钱，阮孚又怎可满足遍收天下之鞋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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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安VS王羲之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费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魏晋名士主要的生活内容是清谈玄理，这也是被后世诟病的原因。放着工作不干，天天凑到一起瞎聊，清谈误国啊！西晋末年王衍本人的结局更是加重了人们的这一看法。他身居高位，整日组织人们清谈，永嘉中率军十万全部覆灭，本人也死于石勒之手，中原纷崩离析，进而天下大乱，三百年战火不熄。


    具体到本条，王羲之本人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清谈爱好者，虽然他一度为支遁的奇妙玄理所折服，跟刘惔、许询、谢安等人关系也都不错。弃官之前，王羲之的思想中有玄儒双修的味道。这在他与谢安携手登冶城时清楚地表现出来。此城为吴国造战鼓的地方。当时，望着眼前的无限江山，谢安悠然远想，露出超脱尘世的志趣；王羲之则感慨万千，便有了下面的对话。


    谢安：“人世茫茫，林泉高致，醉卧清谈，这样度过也当不负此生。”


    王羲之：“我听说古时大禹勤于国事，以致手脚都长了胼子；周文王处理机要，往往忙到半夜，还觉得时间不够用。当下是多事之秋，四郊多垒，战乱不息，这是士大夫的耻辱！值此时刻，每个人都应想着怎么为国家出力。可是，现在从建康到会稽，朋友们整天忙着清谈，以致荒废了政事，这恐怕是不合时宜的吧。”


    谢安不动声色，依旧远眺江山：“我只知道秦朝经历了两代皇帝就完蛋了，难道也是因为清谈的原因吗？老兄啊，你别犯病了。”


    在逻辑上，谢安的话没问题。秦朝二世而亡，因其暴政而失去了人民。现在，东晋政府结合自身的特点和当前天下的形势，采取的是无为而治的施政方针，与民宽松，能不管的就不管，难道不好吗？谢安的潜台词也是没问题的。东晋一代，上层名士们虽以清谈为生活的主要内容，但并未与下面形成尖锐矛盾，至于后来有孙恩、卢循，但那并不是一次纯粹的农民起义，且扰民害民甚重。王羲之终于没能说过未来的丞相谢安。


    魏晋时期，王谢豪门并称，但其具体家风仍有不同。这种不同通过以上对答在无意中透露了出来。仅说东晋一代，王家从王导、王敦开始，虽然讲求的也是名士风流、清谈玄理，但归其本质，其家族的心灵建构是儒（尘世进取之心）大于道（老庄放达之情），从东晋到南朝，王家在朝廷上居要职的人要比谢家多得多，始终与最高权力者保持着关系；而谢家实际上从西晋末期的谢鲲那里，就已经把这个家族的门风确定了下来，经谢尚、谢奕，到谢万、谢安，再到后?的谢灵运，其心灵是以老庄的放达之情为根本的，投身仕途只是高门之下自然而然的事，或者说仅仅为了保持门第荣耀的延续。也就是说，王家子弟走仕途多是主动的，谢家则是被动的，而且从历史的现实来看，谢家在政治漩涡中远没有王家游刃有余。及至南朝，儒家重建，君主的绝对权威恢复，皇帝们再也不允许那些纵情使性的家伙们耍酷了，谢家子弟一时难以适应，最后才有了谢灵运、谢朓等人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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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女人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


    荀奉倩即荀粲，曹操手下的谋士荀彧之子，娶曹操大将曹洪之女为妻。荀粲多情、痴情，曹女则美艳而有女人味儿，夫妻俩如胶似漆，到什么程度呢？一个冬天，曹女发烧，浑身烫热，于是荀粲穿着单衣，跑到寒风凛冽的庭院里，把自己冻冷，回来贴在老婆身上帮其散热。先不说这方法是否科学有效，只凭荀粲这心意就已经令人感动了。有这样的丈夫，美艳的曹女还有什么其他渴求呢？


    后来，曹女先于荀粲而死，后者心碎欲绝，有朋友劝他不必太难过，荀粲说：“佳人难再得！佳人难再得！顾逝者不能有倾城之异，然未可易遇也！”  一句“佳人难再得”，充满无限伤感。没过多久，荀粲也离开了人间，死时不到三十岁，时人称之“以燕婉自丧”，也就是说是为女人而死的。在此之前，荀粲曾说过一句震烁古今的话：“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


    荀粲出身名门，性格孤傲而有个性。在中国古代强调三从四德的社会里，荀粲的那句话自然震倒并激怒了一大片人。而在我看来，荀粲爱色，并不意味着沉溺于色，放纵于色，而仅仅是对美的一种极度的欣赏；换句话说，荀粲是超越了封建礼教的束缚而去审视女人的，还女人以新的形象和姿态。


    裴楷听说荀粲的那句话后，认为那是他兴头上的话，而非深思熟虑后的盛德之言，所以希望后人不要误解。其实不必裴楷来打圆场，荀粲的话每个人都可以去体会。抛去魏晋时期思想解放层面上的意义不说，仅那句话本身，便已经是生活中的真相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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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卿卿我我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



    我们所熟知的成语，很多来自《世说新语》，且看下面这个亲切的爱情故事。


    王安丰即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他老婆常称戎为“卿”。有一天晚上，以抠门儿著称的王戎又和老婆关起门在灯下算账，算着算着，账单有些对不上了，老婆就对王戎说：“卿啊……”


    王戎一边拨弄着算盘，一边说：“你一个女人家家的，老称自己的丈夫为卿，多没礼貌呀，不合乎礼法，我建议你以后别这样叫了。”


    王家老婆娇嗔道：“亲你爱你，才叫你卿；我不叫卿，谁叫你卿？”


    王戎把手中的账本一丢：“说得好啊！”然后把老婆揽入怀中。


    王家夫妇皆吝啬，但这一幕却着实动人，所谓幸福的爱情生活，也不过如此吧。魏晋名士，以喜怒不形于色为最高境界；而那个时代的新女性，则以敢爱敢恨、真情流露百分百而著称。她们身上散发出的率真、洒脱和热情，并不输给当时的名士们，于是那个时代便更为亲切可感而熠熠生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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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之坏


    王浑与妇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


    王浑，山西太原人，拜征东大将军，在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与王濬、杜预一起兵发东吴，统一全国。其子王武子也就是王济，不必多说，当为西晋时奢豪、放旷第一人，坐下来能清谈，上马能射箭，而且哥们儿长得也帅，为人潇洒，是当时洛阳城里的硬派美男，属于宝贝级别的人物。别着急，还有比王济更宝贝的。谁？他妈！


    王济的妈，也就是王浑的老婆钟琰，更不是等闲之辈，出自豪门没的说，她是著名书法家钟繇的曾孙女，卫玠的姥姥，心眼多，很鬼马，人长得特别漂亮，气质就更别提了，按照史上的记载，这姐姐是西晋第一美女。出自高贵门第，就是有大家闺秀之风，不服不行。比如，有一天，王浑跟钟琰在庭院里消夏，儿子王济从前庭走过，带着把斧头，正要去砍他姐夫和峤的李子树。望着儿子潇洒的背影，王浑对老婆说：“咱俩生了这样一个儿子，我很欣慰啊！”


    钟琰“呵呵”一笑：“假如当初我嫁给你弟弟参军王伦，生出来的儿子一定超过王济！”


    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猜测王浑当时的反应了。不过，这话要是放在今天，场面不但幽默不起来，轻则二人离婚，重则出人命。还好，当时是魏晋时期，老婆说得出口，丈夫也能把那话接住，而且接得还挺稳，相必这就是魏晋名士的雅量吧。对于钟少妇的这句话，晚清李慈铭在《世说新语笺疏》中大为激动，认为：“此即倡家荡妇，亦惭出此言！岂有京陵盛阀，太傅名家，乃复出此秽语？”李先生急了，但钟女士和她的丈夫没急。王浑后来活到了七十四岁，儿子王济都已经死了，他还健康快乐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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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的炒作


    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惬。后示张公，张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思乃询求于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赞述焉。



    左思字太冲，山东临淄人。左思出身寒门，人长得奇丑，这样一个青年，在魏晋那个讲究出身和容貌的时代算是没活路了。而且，少年时代的左思，还特别笨，吃嘛嘛香，学嘛嘛不行，一眼看上去，还以为是个智障。无论是学书法，还是练古琴，没一样过关的。最后，在绝望中，他选择了写作，似乎以为这碗饭好吃，写了篇《齐都赋》，竟用了整一年的时间！虽没什么天赋，但挡不住他这次要跟文学死磕。


    泰始八年（公元272年），晋武帝征集天下美女，左思的妹妹被选入宫，于是左思有机会来到首都洛阳，后担任秘书郎，也就是皇家图书馆馆员。初到首都，左思惊呼：太大了！太大了！洛阳真是太大了，比我们临淄大多了！有人说，见过什么啊？确实，左思没见过什么世面。但也怪不得人家小左，要怪就怪当时的洛阳太奢华壮丽了。在洛阳的日子，左思是很孤独的。是啊，谁会搭理一个来自寒门的丑八怪呢？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伤害左思自尊的事。当时，潘岳以貌美著称，上街时，洛阳的姑娘们翘首企盼于两侧，投之以鲜花和水果；而左思上街，连洛阳的老太婆都冲他吐口水，小孩则拿着石子砸他。可以想象，左思是多么痛苦：我不就长得难看点吗？在这种情势下，为了能在洛阳有个发言权，至少别再让老太婆们欺负了，左思以时间为赌注，开始了一个冒险计划。他要穷其精力，写出一部旷世名著，灭一灭洛阳人的威风。著名的《三都赋》有可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构思的。据说该赋连构思带写作，左思整整用了十年光阴。


     十年浩瀚，一个丑陋的青年变成了更丑陋的中年。在十年创作中，左思倾尽心血，严谨考察，引经据典，精益求精，终于在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春完成此篇描写吴国、蜀国和魏国三国首都的鸿篇大赋。但是没什么反响，而且，还受到了一些讽刺。在此之前，名士陆机从江南入洛阳，听说左思正在写《三都赋》，抚掌大笑，在给弟弟陆云的书信中傲慢地说道：“这儿有个乡巴佬儿在写什么《三都赋》，等他写完了，可以用它盖酒瓮啦。”呵呵，我想当时左思死的心都有。但左思没有自杀。苦心人，天不负。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一位好心人，好心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这篇东西我看完了，虽然很棒，但由于你人微言轻，所以要想走红洛阳，仍然很难。不过，还是有办法的……”


    左思：“什么办法？说啊！”左思实在是急了，一个人有几个十年啊！


    好心人：“找个大腕儿给你写个序，推荐一下你。”


    左思：“大腕儿？”


    好心人：“是的。这叫炒作。”


    左思似有所悟：“找谁呢？您？”


    好心人：“非也，我看找皇甫谧最好。”


    左思：“为什么？”


    好心人：“皇甫谧是东汉名将皇甫嵩的曾孙，皇甫嵩是镇压黄巾起义的第一号人物，据说当年曹操和刘备都跟他混过，可到了皇甫谧这辈，家道已经中落，他又遭受病魔袭击，导致半身有点不遂，并一度想自杀。但最后还是鼓起勇气活了下来，饱览群书，苦读不辍，到现在不但成为文学大师、史学大师，还成了天下闻名的医学大师，著有《针灸甲乙经》，这可是咱华夏第一部中医针灸著作啊！皇甫谧有过一段特别艰苦的个人奋斗史，所以能理解你现在的痛苦，会对你有一种认同感，所以找他最为恰当。”


    左思：“说得太好了！我也听说过这皇甫大师，他好像有个著名的段子，就是曾向我们的皇帝借过书。”


    好心人点点头。其实，当时左思还想问一句：您现在也是名士啊，小时候也很穷困，为什么您不给我写序呢？正像你们猜测的那样，好心人就是西晋大臣张华。经张华的点拨，左思找到了名士皇甫谧，后者还真给《三都赋》作了序言。如张华所预言，这《三都赋》真的一下子就火了起来。此赋结构宏大，语言美丽，内容充实，贴近时事，被认为超越了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以致首都的士人们争相传阅。火到什么程度呢？火到为此诞生了一个著名的成语：洛阳纸贵。正是凭借着《三都赋》的东风，左思一举打入了洛阳的名士圈子，在元康年间还参与了贾谧的文学集团“二十四友”的活动。后及贾谧被诛，左思感慨万千，无所适从，最终看透世态炎凉，再也无意在圈子里混了，便卷着铺盖卷到了冀州，远离了是非之地，在那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


    《三都赋》是左思的代表作，但他最好的文学作品却是《咏史》八首，其中最著名的是“郁郁涧底松”：“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好一个郁郁涧底松！好一个白首不见招！这当是发自左思内心的诗篇。魏晋时期，仕途为世家大族把持，出身寒门的人无发展的机会，对此左思有着深刻的体会。这是一个有才华的难看的好青年发自内心的愤愤之音。古人出书，也请名人作序，以此来炒作，本来想打趣一下左思，但再读《咏史》，便伤感异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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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功受禄


    元帝皇子生，普赐群臣。殷洪乔谢曰：“皇子诞育，普天同庆。臣无勋焉，而猥颁厚赉。”中宗笑曰：“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


    此条应为《世说新语》中最幽默的，现在读来仍让人捧腹。


    故事的幽默之处在于殷洪乔即殷羡的认真严肃劲。一日，晋元帝司马睿喜得皇子，于是大摆宴席，赏赐全臣。这很正常啊，皇帝得了儿子，高兴嘛。大臣殷羡一激动，没坐住，想跟皇帝客气两句，于是说：“皇子诞生，普天同庆，作为大臣，我无功受禄，感到惭愧。”


    晋元帝当时就被气笑了：“这等事，岂能让你有功！”


    在座的大臣们哈哈大笑。可以想象，说完之后殷羡也明白过来了，弄了个大红脸。是啊，皇后生孩子，要是有你殷羡的功劳，这孩子算你的还是算皇帝的？


    初看此条，我们会觉得这殷羡弄巧成拙，令人爆笑。笑过之后，我们会感到一丝难以说出的温馨。遥想中古魏晋时期，君臣关系还是如此朴实，大臣有此“非分之想”、“大逆之罪”，皇帝只是一笑了之。要是换到明清时代，尤其是清朝，文字狱横行，殷羡这一句话，被满门抄斩，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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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杀史


   庾道季诧谢公曰：“裴郎云：‘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何得为复饮酒？’裴郎又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臯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隽逸。’”谢公云：“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庾意甚不以为好，因陈东亭《经酒垆下赋》，读毕，都不下赏裁，直云：“君乃复作裴氏学！”于此《语林》遂废。今时有者，皆是先写，无复谢语。



    根据南北朝时檀道鸾所著《续晋阳秋》记载，裴启的《语林》写于晋哀帝隆和年间（隆和元年为公元362年），该书记载了魏晋时期名士们的言谈、容止和轶闻，开了志人笔记之风，比诞生于南北朝时期的《世说新语》早了半个多世纪。《语林》写成后，“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可以算得上是当时的畅销书了。


    在《语林》中，记载了谢安的一条言行，但后来被谢安矢口否认，以沉静、从容著称的谢安甚至为此大怒。事情是这样的，一天，谢安的同事庾道季拉着谢安的手说：“谢丞相，裴启说您跟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你的风神已佳，为什么还喝酒呢？裴启还说：谢安评价支遁，就好比九方臯相马，不重外表，只观风神。”谢安一听就怒了：“我从没说过这两句话，它们都是姓裴的自己编的！”庾道季一愣，随后又拿出了王珣的《经酒垆下赋》展示给谢安，后者读过未发一字评论，而是告诉庾道季：“你也要学裴启吗？”实际上，庾道季本是想告诉谢安，裴启写的也未必都是无中生有，比如在《语林》中就记载了王珣作《经酒垆下赋》之事。但没想到，谢安更加不快了。


    谢安之怒，在根儿上并不是因为裴启，只能说裴启当了替罪羊。谢安之所以拿《语林》发火，事实上与王珣交恶有关。王珣是王导之孙，东晋书法家，官至尚书令，封东亭侯。他长期为桓温部下，深得信赖。桓温去世后，王又做新钻营，谢安以其弄权术而恶之。及至执政，谢安有意打压包括王珣在内的琅邪王家，并支持弟弟谢万的女儿与王珣离婚。其实，王珣没有谢安想象的那么糟糕。说到王珣善于钻营，那不过是王家于仕途上的主动进取罢了。只允许你谢家有自己的门风，不允许王家有？谢安去世时，王珣正在会稽，但还是连夜奔赴建康吊唁，却为谢安属下所阻，告诉他：“我们的老领导谢丞相，生前从来不想见您这位客人！” 话说得够绝。王珣不为所动，径直走去于灵前哭吊，然后竟自出门而去。由此可见王珣并非恶人。


    在《语林》中，裴启用非常欣赏的笔调记叙了王珣作《经酒垆下赋》的事，并在文后附载了该文，称其“甚有才情”。《经酒垆下赋》记叙了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位居高官后经黄公酒垆，追忆年轻时与阮籍、嵇康一起喝酒的故事。也就是说王珣的这篇作品是歌颂王家先人的。而且，谢安认为王戎的此条故事也不属实，是东晋好事者虚构的（未必如此）。这所有的一切，引起了谢安的不快，遂废其书。


    即使谢安真的没说过那两句话，《语林》之罪也不至于被废。而因与王家交恶，而恨见《语林》中记载《经酒垆下赋》，已是无此雅量的问题了。封杀裴启的《语林》，成为谢安一生的瑕疵。《语林》虽被废，但并未完全散失，其中很多条目直接为《世说新语》所采用，也见于他人的引文中，让我们在今天仍能得窥其貌。我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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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轻好向君前死


    孙秀既恨石崇不与绿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后秀为中书令。岳省内见之，因唤曰：“孙令，忆畴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于是始知必不免。后收石崇、欧阳坚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邪？”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



    晋惠帝永康元年即4世纪的第一年——公元300年，洛阳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一月，专政的贾后在族人贾谧的支持下，诱贾的好友、诗人潘岳参与机密，废黜了聪明的太子司马遹。被封为赵王的司马懿第九子司马伦，在谋主孙秀的怂恿下，趁机发动政变，诛杀贾后集团，并斩杀了大臣张华、裴頠，掌握了朝廷大权。几天后，已被任命为中书令的孙秀的手下出现在洛阳郊区金谷园的大门前，向石崇索要他身边的美丽舞女绿珠。此时，因受贾谧的牵扯，石崇被免官赋闲在家了。我相信，那一刻他感到了耻辱。


    孙秀？一个不知怎么就从底层爬上来的小人，对名士们有着无法言说的自卑与仇恨，曾与潘岳有交往，而被后者怠慢。但是，现在孙秀成了整个晋朝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一天，在中书省的官邸，潘岳看到了他，于是从身后跑了两步，跟上来：“孙令！孙令！还记得我们以前的交往吗？”


    孙秀疾步不停，不曾回头：“那些情景，一直在我心里藏着，哪有一天能忘记！”


    潘岳遂止步不前，愣了一会儿，他自知身死已是难免。除了想起自己曾歧视过孙秀外，他又想起在贾谧的诱使下，自己曾参与废黜太子一事，不仅虚汗满面。再说石崇，在打发走孙秀的手下后，有些怅然若失。


    那一夜，洛阳明月高照，石崇和潘岳都失眠了。


    事情首先坏在石崇的外甥欧阳建身上。欧阳建因作《言尽意论》而在玄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当时，司马伦专权，孙秀打击异己，欧阳建遂与潘岳互通消息，请淮南王司马允起兵，后允失败。欧阳建被灭三族。孙秀既然当时没得到绿珠，自然不会放过欧阳建的舅舅石崇。在被拘捕前，石崇望着绿珠说：“祸由君起，奈何？”  这里面没有抱怨，只是无奈。绿珠最终也没有负了石崇：“妾当效死君前，不令贼人得逞。”  遂一跃而起，坠下金谷园中的高楼，仿佛暮春时节的落英。


    在石崇走上洛阳法场的那一天，历史上最著名的美男子潘岳也被捕了。我在想象，他临刑洛阳东市时，围观市民，那些当年往潘岳车中扔水果以表达爱慕之情的姑娘们都老了吧？这一年，潘岳已经五十三岁了，头发也已经白了。当时，石崇首先被押赴法场，此时他不知道潘岳也已被捕。当他看到从远处被押解而来的潘岳时，长叹一声：“安仁！你也像我这样吗？”潘岳默然良久：“可谓 ‘白首同所归’。”


    潘岳的话让石崇想起四年前的那个春天。那是晋惠帝元康六年，石崇在金谷园别墅给朋友王诩送行赴长安，当时名士云集，贾谧的 “二十四友” 基本上都到齐了：潘岳、左思、陆机、陆云、欧阳建、刘琨、欧阳建……这是西晋最负盛名的一次聚会，与东晋的兰亭聚会（王羲之实际上有模仿金谷聚会的意思）并称双壁。金谷园在洛阳附近的金谷涧，石崇投入巨资，依山傍水地在这里修建了一所花园式别墅，园中遍种修竹、果树，又有山石、溪水，还养了一群群仙鹤与马鹿，以及各种牲畜，而那一座座精美华丽的楼阁亭榭则正在花树掩映中。当时，大家吟诗放歌，又有石崇爱姬绿珠为大家起舞助兴，葱翠美丽的金谷园中升起无限悠情。后来，石崇把大家的诗篇合在一起命名为《金谷诗集》，自己作了《金谷诗序》：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


    众人都写了诗，其中潘岳的那首《金谷诗》是这样写的：


    王生和鼎实，石子镇海沂。亲友各言迈，中心怅有违。何以叙离思，携手游郊畿。朝发晋京阳，夕次金谷湄。回溪萦曲阻，峻阪路威夷。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前庭树沙棠，后园植乌椑。灵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饮至临华沼，迁坐登隆坻。玄醴染朱颜，便愬杯行迟。扬桴抚灵鼓，箫管清且悲。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


    司马伦之乱，西晋名士损失惨重：张华、裴頠、石崇、潘岳、欧阳建等人皆被杀。而那个时代的悲伤、动荡和杀戮的大幕才刚刚拉开，而且一演就是三百年。大家都死了，绿珠也随清风而去！一个平凡的小姑娘，跟随那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一起殉葬了那个时代。


      绿珠姓梁，广西白州人，能歌善舞，当年石崇出使越南，遂得而北归。石崇与绿珠的关系，并不是美色逢狼那么简单，我宁愿相信里面有点爱情的成分，甚至还不少。五百多年后，晚唐诗人杜牧来到洛阳金谷园故地，曾经繁华的魏晋故园早已经荒芜，诗人遥想往事，感慨万千：“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又过了几百年，明清之际的诗人吴伟业又有诗云：“ 金谷妆成爱细腰！避风台上五姝娇。身轻好向君前死，一树浓花到地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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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亭鹤唳


    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



    我先说另外一件事。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中，在邺城，成都王司马颖幕府中的人们聚会，席间司马颖的眼前红人卢志问著名诗人陆机：“陆逊、陆抗是你什么人？”


    陆机脸色大变，说：“正如你和卢毓、卢珽的关系一样！”


    当时，陆云也在，听了哥哥的回答，弟弟有些坐不住了，散场后拉着哥哥的袍子说：“何至于到这种地步？因此把跟卢志的关系搞僵，也许得不偿失；再说了，可能他是真的不知道。” 陆机严肃地对弟弟说：“我们的父亲、祖父是三国时代的风云人物，祖父在彝陵之战破刘备大军七十万，父亲也为我东吴栋梁，满门英豪，名传海内，谁人不知？他卢志胆敢无礼，作此狂言！”


    据记载，陆云为人，文弱可爱；哥哥陆机则声作钟响，言多慷慨，脾气很大。无论如何，这次聚会不欢而散。陆家兄弟走了，卢志也铁青着脸走了。在古代尤其是魏晋时，当子弟之面直呼其父亲、祖父的名字是大不敬。所以，陆机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另外，最重要的是，陆机觉得卢志是明知故问，是当时北方人对南方人一贯的轻蔑，所以这更激怒了他。陆机兄弟当时没有想到，就此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


    关于“二陆”的故事，总是令人伤感。吴国灭亡后，作为江东第一大族的后人，陆机带着弟弟隐居于华亭，也就是现在的上海，闭门读书十年。后来带着弟弟一起北上洛阳，开始了仕途奔走，为的是延续陆家的荣誉。当时，南方人要想一帆风顺于仕途，是何等艰难！不仅需要一步一步来，还需要忍受洛阳士人的轻蔑。陆家兄弟初入洛阳，去拜见大臣张华，询问其都应该走访一下谁，张华令其二人拜见刘道真。去了刘府，道真初无他言，过了半天，问道：“听说你们东吴有一种长柄葫芦，你们有没有带种子来？” 当时，刘道真顶多算洛阳的二流人物，面对的是江东一流才俊，而以此言相怠慢，令陆家兄弟蒙羞。洛阳很大，一时半会儿还没有人认识他们，兄弟俩只好忍气吞声。他们无容身之地，只好住在一个参佐的单位里。那单位是三间瓦屋，陆云住东头，陆机住西头。还好，张华是个不错的人，不像其他的洛阳名士那样傲慢凌人，对陆家兄弟多有照顾。一次，陆云陆士龙前来张府拜访，正逢名士荀隐荀鸣鹤在。张华知陆机的才华与锋芒，此次则有意一试其弟陆云，便叫二人对答，不许作常语。陆云说：“云间陆士龙。”荀隐答：“日下荀鸣鹤。”陆云说：“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 荀答曰：“本谓云龙骙骙，乃是山鹿野麋；兽微弩强，是以发迟。” 张华抚掌大笑。


    陆家兄弟因张华的推荐，渐渐名满洛阳，后有“陆（机）才如海，潘（岳）才如江”的说法。但是，在陆机看来，他们被认可仅仅是文学才华上的，而他要的不仅仅是这些。他来自陆家，他要恢复陆家的荣誉。此时，八王之乱起，包括顾荣、张翰等在内的江东名士纷纷离开洛阳这个是非之地。顾荣曾一度劝陆机跟他同返江东，但被拒绝。在陆机看来，正好利用各王为政一方，招募名士充实幕府的机会，让自己有一番作为。弟弟陆云虽觉得这样太冒险，但最后还是听了哥哥的话。


     晋惠帝太安二年即303年，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陆机被成都王司马颖任命为大都督，进兵洛阳，征讨长沙王司马乂。陆机意气风发，此时他对司马颖满是感恩。早在几年前，他险些死于齐王司马冏之手，是司马颖救了他，以其为平原内史。现在，他终于可以像陆家先人一样领军作战了，这是他的一个梦想。在高兴的同时，他又很忧愁，因为帐中的北方人，多不服从自己。他虽出身吴国第一大族，但毕竟吴亡了，在军中连一个小小的叫孟超的也敢当面对陆机说：“貉奴，能做都督不？”陆机是痛苦的，他在当时自是可以一拳把那叫孟超的打倒在地，但问题是当时几乎所有的北方人都对南方人心存轻视。这仗是没法打了。由于帐内不合，导致行军延误，加之陆机本人虽被冠以“太康之英”的名号，于文学上首屈一指，但于军事上并没有祖父陆逊的天赋。在河桥之战中，陆机丧师惨败，随后北方幕僚向司马颖进谗言，卢志更是落井下石，道其谋反在前，司马颖遂诛杀了陆机、陆云兄弟。


    “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这是陆机的诗。他死时，唯一的遗憾是连累了弟弟陆云。及上刑场，陆机望着弟弟，热泪盈眶。一向柔弱的弟弟没有哭，而是劝慰哥哥：“跟随哥哥一起赴死，我已经很满足了。”陆机无语，仰天长叹：“ 江东华亭那美丽的鹤鸣，我们兄弟还能听到吗？”   二陆之死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二人之死，彻底终结了江东士人在中原为官的欲望。陆机、陆云兄弟的身影早已被封沉于历史的长河，但是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陆机的呼吸，因为他留下了一幅叫《平复帖》的书法作品，它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书法真迹，在历史的长河中漂流，躲战火，越灾难，能保存流传至今，实在是令人惊叹。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去北京故宫博物院看看陆机的《平复帖》吧，感受一下那遥远的魏晋时期的气息，感受一下陆机兄弟的悲伤的呼吸。

花斑熊

    美丽颂


    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卫玠字叔宝，山西夏县人，西晋后期第一美男子，又被称为中兴第一名士。他的祖父就是诛杀钟会和邓艾的西晋重臣卫瓘。卫玠五岁时，卫瓘说：“这孩子真是可爱，当是奇异之才，只是我已老，不能看他长大了！”后来，卫瓘等人死于八王之乱中的楚王司马玮之手。卫玠因当时正待在大夫那看病，和母亲逃过一劫。


    卫玠官至太子洗马，在政治上是个边缘人物，却不妨碍他成为洛阳最耀眼的明星。依照魏晋时期的审美标准而言，这是一个完美的人，他的身上集中了所有美好的要素。先说俊秀的仪表。卫玠的皮肤是魏晋时期名士中最白皙的，晶莹如玉。他的容貌比另一个美男子潘岳更漂亮，很多人都不敢同他走在一块儿。卫玠的舅舅王济本来就英俊洒脱，但人们一提到他的外甥，这位舅舅便说：“珠玉在侧，觉我形秽。”作为大众情人，卫公子喜欢坐着小羊车漫行于大街上，洛阳的姑娘们喜欢死了。后来，乐广的女儿有幸嫁给卫玠，引来全体洛阳美女的叹息。再说洒脱的风神。魏晋时期讲求仪表，更重风神，卫玠言谈举止优雅脱俗，由于从小体弱多病，所谓“不堪罗绮”，也就是说那身子骨连绸缎都经受不住。相当于一个男版林黛玉，这样说可能缺了点，但当时人们确实是这么看的。正因为他病病唧唧的，所以才更具魅力呀！羸弱的身体让卫玠有着天生的忧郁气质，伤感的嘴巴一张就能打动一个时代。第三善于清谈玄理。卫玠能说，但由于身子虚，在母亲的叮嘱下，平时不随便说话，很多的时候保持缄默，可只要一开口，立马就能把四座之人毙了。当时，王衍的弟弟王澄已经算是大王级别的了，但每闻卫玠清谈，动辄叹息绝倒。关于卫玠在当时名士中的地位，用当时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可以佐证：“王家三子（王济、王玄、王澄），不如卫家一儿！”


    永嘉时代，胡族入侵，中原大乱，四海南奔，卫玠是在永嘉四年（公元310年）离开洛阳的。渡江时，面对茫茫江水，想起家国之变，人生无常，卫公子不禁神色凄惨：“人生在世，只要有些情感，谁又能派遣得了这种忧伤呢！”宗白华先生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深情如江边之卫玠，实是不虚。过江之后，卫玠来到豫章王敦的地盘，遇到了谢家的第一位名士谢鲲，二人彻夜长谈，王敦反而被冷落一旁，尽管如此，老王还是插了一句话：“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阿平（王澄）若在，当复绝倒！”卫玠本来身体就羸弱，这连夜长谈，还真搞出了病来，卧床几天。卫玠终于没有在豫章待住了，因为他感觉这个王敦不是个好鸟，有乱臣凶相。于是，聪明的卫公子找了一天，匆匆告别了谢鲲，踏上前往江东建康之路。此时，东晋政权还未建立，司马睿与王导正在网罗名士，一听卫玠来了，都很高兴，建康民众更是倾城观看这位中原第一名士，由于人多如墙，使马上的卫玠行进缓慢，终于到王导府邸，又被王导拉着彻夜长谈，加之从豫章到建康这一路劳顿，所以来到建康没两天，卫玠就病倒，不久后竟死去了，时人唏嘘不已，称：“看杀卫玠！”


    卫玠死时只有二十七岁。这个年龄似乎是青年才俊的一个生死线。古今中外，很多才华横溢的人都是在这一年死去的。在这生命中万花怒放的时候，令人惋惜地死去，也使得卫玠成为后来东晋名士第一偶像的重要原因：他永远年轻。比如刘惔，在时人中只宾服许询等少数几人，在亡者中只推崇卫玠。在东晋时，又出了两个美男，一个是名士王濛，另一个名叫杜乂，曾有人夸奖王濛长得帅气，于是便有人说，你觉得他帅那是因为你没见过杜乂。杜乂如何？王羲之曾这样盛赞他：“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可见杜乂是东晋第一帅男，于是又有好事者问：“他是否比得上卫玠？”此言一出，就恼怒了很多人，其中一位是谢鲲的儿子谢尚：“说什么呢？他怎么能够跟卫玠相提并论呢？说句不客气的话，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大约是从洛阳到建康的距离吧！还能放不少人呢！”刘惔则以为，二人的差距不仅仅在相貌上，更重要的是在风神上。卫玠之洒脱、飘逸和骄傲，是别人模仿不来的。


    卫玠太美丽了，以致都有点女相了，所以也可以说他是当下流行的中性审美的渊源。在当时，从洛阳到建康，他的FANS人数众多，卫公子的一举一动，都能引起人们的尖叫。但说到底，卫玠之所以在魏晋时期受到人们青睐，还是与那个时代的心灵的觉醒有关：向外发现了山水之美，向内发现了人的个性之美。这种个性之美又包含着人对精神自由的向往，对仪态与气质的追求，以及对美好本身的眷恋。而卫玠就是这样一个完美的人。当然，你也可以说他没什么突出贡献，仅仅依靠个人的美丽就获得了生前身后名，被《晋书》立传记载。但又有什么关系呢？谁说被我们记忆的就一定是那些刀光剑影下的容颜？

花斑熊

   王濛之死


    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麈尾著柩中，因恸绝。


    无论如何，生命是美好的。魏晋之人发现了这一点。这并不搞笑，因为在此之前，对于生命本身，人们似乎没什么想法，很混沌。知晓了这一点，再看这样的镜头，便断然生动了：名士王濛病情加重，于深夜中卧在床上，借着床头的灯光，取拂尘观看，良久而叹：“像我这样的人，竟然活不到四十岁！”  王濛之死，有可能是给支遁气的。在《世说新语》里，有这样的记载：支遁从会稽来京城建康，入驻东安寺，王濛与其清谈，自述数百语，以为是名理奇藻，但支遁听后慢慢地说：“与君一别多年，没想到您对玄学的见解一点也没有长进。”王大惭而退。这个支和尚也是，总拿这句话噎人，不是数落王坦之，就是嘲讽王濛，什么人呀。


    王濛何许人也！与刘惔齐名的王濛哪受得了这份打击，加上本来身体就不是很好，一着急，一生气，死了。你说人家王濛招谁惹谁了，他与刘惔齐名，但人比刘惔厚道多了。支遁还曾跟王羲之这样在背后悄悄评论王濛：“王长史确实能说，一说就是好几百句，但无非都是些仁德之音，而不见锋芒，不能屈服对方。”王羲之回答：“人家王长史也没打算屈服对方。”


    王濛死后，他生前最好的朋友刘惔来吊唁，带来了一支犀牛柄的拂尘，精美漂亮，将其放入棺中，长伴挚友，一哭而绝。不久后，刘惔也去世了，同样是在三十几岁的年纪。说到这儿，得提一下，在《世说新语》里，刘惔、王濛往往携手出场，可见二人之友谊。王濛曾这样说过：“刘惔知我，胜我自知。”刘惔则这样评价王濛：“本性通达，自然有节。”论其二人才华，刘惔要高出一些，或者说不是一个风格，一个清简孤拔，一个清润圆和。王濛之子曾问其父：“刘惔叔叔的清谈功夫跟您比如何？”王濛回答：“华美的辞藻方面，他不如我；但在一针见血、一语中的方面，他胜过我。”后来，谢安对王恭说：“刘惔自知，从不说胜过王濛。”王恭哼了哼，说：“我家祖父不是追不上刘惔，只是不去追罢了。”


    不管追得上追不上，王濛和刘惔都死了，都没有活过四十岁。


    魏晋时期的人之所以比前代更为珍视生命，很大原因在于他们发现了生命中的美。它既来自精神的自由，人格的独立，情意的酣畅，也来自山林的秀美，溪涧的清澄，乃至云霞的高洁。这种美，甚至还来自他们自己的形体和气质，你看在魏晋时期，形容一个人的容貌、举止和风神，用的都是绝然鲜亮的语言。这种自觉的生命关照和生命审美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

花斑熊

人琴俱亡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


    王徽之和王献之兄弟同死于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而献之先亡，死时哥哥徽之并不知道，直至两天下来没有听到弟弟的消息，于是猜测献之已死：“他已经不在人世！”说话的时候，神情并不悲伤。随后，驾车奔丧，一路情绪平静，与平时无异。献之好琴，于是徽之入得灵堂后，据榻而坐，叫人拿来弟弟生前的琴，俯身弹奏，竟不成调，于是将琴掷地，方才大哭：“子敬！子敬！”随后悲痛得昏了过去。一个多月后，王徽之也死了。


    这绝然是令人动容的一段魏晋往事。徽之索琴而弹，既不成调，不是那琴的问题，而是拨弦之际，悲从中来，又怎能畅然成曲？所谓“人琴俱亡”，是说琴已经伴随着献之而去，也是说徽之的悲痛。魏晋之人，重视人的生命的宝贵。这是对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的肯定，是对一个美好的生命的最深情的留恋。这样的故事很多。顾荣平生好琴，及丧，家人以琴置灵床。张翰哭之，不胜其恸，遂上床弹琴，作数曲，最后抚琴悲叹：“顾彦先，你还能再一次欣赏这琴声吗？”言罢又大恸，不执孝子手而出。


    这是中国人性史上的一个飞跃。


    回到王徽之和王献之，兄弟俩是王羲之七个孩子中最著名的，兄弟感情也是最好的。他们两个人的性格有很大不同：二人曾共读书，弟弟献之欣赏井丹高洁，而哥哥徽之则说：“井丹高洁，未若长卿慢世！”哥哥外向，弟弟内向，但弟弟做到了中书令也就是丞相了，而哥哥则弃官归隐会稽，过着天高云淡的自由生活。他们都为历史所记忆：徽之放诞，为东晋第一人，在“雪夜访戴” 的故事中他是如此完美地诠释了魏晋风度； 弟弟和他老爹一起，以书法流芳后世，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徽之献之，各得其所；而同年之中，生命共逝，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