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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4 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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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治玉工艺及其演进
玉器的加工制造有其独特的技术,一般来讲,玉的硬度较高,辉石类的硬玉,硬度在摩氏7度以上,透闪石玉的硬度也在摩氏6-6.5度,这样坚硬的材料,用金属工具雕刻是很困难的,于是人们找到了用工具加水、加沙的磨玉、琢玉方法。
治玉之法脱胎于新石器时代的治石之法,新石器时代中期,治石工艺完全成熟,主要采取打制和磨制两种工艺,一些工具上还带有穿孔。这种开料、磨制和穿孔技术不仅用于石器工具的制造,同时也适用玉器的制造。在这种技术中,有五部分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是开料,在巨型玉料上取下所需形状的玉料,以制成毛胚;第二是成型;第三是花纹,包括了器物表面的凸凹变化;第四是钻孔和透空;第五是上光,也就是器物表面的光泽处理。其中前四项工艺涉及到了玉料形状的改变,而工具的形状和材质,对玉器的制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工具体系的发展,在进入现代化社会之前,大致经过了人工动力的非金属工具、铜制工具、铁制工具几个阶段。
1989年,牟永抗先生在《良渚文化玉器》一书的前言中指出:“ 良渚文化玉器的加工中使用了片切割与线切割的技术。”(25)后来,王明达先生在《介绍一件良渚文化玉琮半成品——兼谈琮的制造工艺》一文中又指出,良渚文化玉琮的制造“用线切割技术依照四周的框线,把多余部分切除”。而射口部分的制造“只有从上而下的平行片状切割痕,从不同部位多次这样的片状切割后,……射口的加工均用片切割”。所谓线切割,是用绳线在玉料上延着一定线路反复拉磨切剖玉料,为了加快切割的速度,还要加入沙和水。片切割是用片状物在玉料上面拉磨,加入沙与水对玉料切割。黄宣佩先生在《良渚玉器上砣研痕之研究》一文中指出:“ 良渚文化治玉工具中存在有“割砣”,这类割砣应是切割玉料的。”良渚文化玉切割的工艺在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普遍存在,在红山文化、齐家文化玉器上能看到片切割的痕迹,凌家滩玉器上有线切割痕迹。
新石器时代的玉切割,使用的工具是非金属材料,学者推测,线、绳切割可能是皮、麻类;片切割所用的片形工具,已发现的有石质工具,其他质地工具的存在也是必然的。青铜工具的出现,引起了切割技术的进步,河南偃师二里头的夏代遗址中,出现了较薄的片状玉器,至商代中晚期,尤其是殷墟玉器中,片状玉器大量出现。这些玉器厚度很小、易破碎,很多作品是弧片状,应是用环璧的残片制成。这些片状器物上很难找到开片时遗留的切割痕迹,说明开片是沿着固定的方向进行的,这就需要一定的设备和技术。一般来说,线切割所产生的振动较砣切割要小,在开薄片时更适宜使用,因而推测在商代制玉中已经使用了金属线切割的技术。战国玉器的主要部分依然是片状作品,但开片的厚度明显厚于商代及部分春秋时期的片状玉器,表明在开片技术上有了新的认识及变化。一些战国时期的片状玉器上留有开片痕迹,有的玉表面隐约成阶状,低的一侧呈坡面,坡面呈斜面状。表明这类开片应是使用片状工具进行的,这种金属片状工具应是旋转工作的砣具。
玉器的成型与上花,是产生于新石器时代的治玉技术。用开料之法,将玉材制成所需的大体形状后,就需要迸行细致的加工。这种成型与上花的加工方式是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从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玉器上可以看出,在一些新石器文化的玉器制造中采用了琢与磨的治玉方式。《诗经》中“如切如搓”、“如琢如磨”之句,是对这种古老治玉方式的表述,所谓的“琢”是用一种旋转的工具,类似沙轮,加水、加沙对玉材进行加工。工作的部位称为砣,有不同的形状,依据加工时的需要而变化。带动砣头转动的是一根杆,在早期这根杆是要固定在支架上,使其稳定,杆的转动还需要动力。在治玉工艺的发展过程中,砣头的发展大致可分为非金属砣具、金属砣具、沙轮性砣具三个阶段,古玉的制造主要经历非金属砣具与金属砣具的阶段。
非金属砣具的使用主要是在新石器时代。黄宣佩先生对十二件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加工痕迹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玉器上的刀削状凹槽、弧形槽线、管钻痕、圆弧形的凹点应属砣具加工所致。张建国等先生对安徽凌家滩出土玉器进行了立体显微镜的显微观查,证明五千三百年前已开始使用了砣制技术。故宫博物院的杨伯达先生对原始砣具的起源进行了考察,认为在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凌家滩出土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制造中都使用了砣具。
砣具琢玉与手工刻玉在加工痕迹上有所不同。用片状圆形砣具琢阴刻线时:如砣头与玉件之间均匀移动,则阴线宽度变化不大、深浅均匀、边沿齐整;如砣具在玉材上逐点连线,呈跳跃前进状,砣痕则呈向下的连弧状;如砣片中部厚,边缘薄,单一次砣进的痕迹会呈中部宽,两端窄的状态。这几种状态的阴线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等新石器时代玉器之外的原始文化玉器上也有出现,如山东出土的大汶口文化玉人面形饰等,说明原始砣具的使用在新石器时代治玉活动中的普遍存在。
金属砣具的使用开始于何时,目前并不能确定。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铜石并用期,也是玉器制造最活跃的时期。铜质工具的使用对一些玉器的加工起了诀定性作用,如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玛瑙管(制造于距今五千年前),中间通孔的直径约2毫米,长度却达5.8厘米,玛瑙质地坚硬,如不用金属工具,很难制成这样细的长孔。但是,在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尚未发现金属的制玉工具或与制玉工具样式相似的金属器。与众多的玉器相比较,金属治玉工具的使用应是少量的个别现象。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情况判断,先进材料的使用最易在兵器制造中普及,而治玉工具中的铜石并用现象应是长期的。商代玉器的形状、装饰、规矩程度同新石器时代的作品有了相当的进步,其原因不仅在于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金属治玉工具占有主导地位应是这一进步出现的重要原因。商代玉器上大量装饰有阴线花纹,花纹中又有大量的规范化的一面坡阴线,即把图案中阴线线槽的一侧琢成坡状,这同标准化的琢玉工具的使用关系密切。战国时期,玉器的加工技术出现了新的飞跃,装饰花纹以凸起的图案为主,出现了复杂的套接作品,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同铁制砣具的使用也关系密切。
砣具的进步,不仅表现为砣头的进步,还表现为动力系统的进步。二十世纪中期之前砣玉的动力为人工动力,新石器治玉至脚踏砣凳发明前的砣玉动力,不见文献记载,也无实物考证。据推测,或治玉者一手操作玉件,另一手转动砣杆;或另有劳力协助,人工转动砣杆。
与台式砣具不同,我们把主要依靠手持旋杆并使其转动,旋杆前端加沙、加水或有砣头的工具称为钻杆式砣具。钻孔与钻杆式砣具的使用是治玉工具发展的另一体系。距今约七千年前的兴隆洼文化玉器上就存在着钻孔,这些孔是由柱状器旋转加工的。距今五千年以上的红山文化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址、菘泽文化遗址、凌家滩新石器遗址都出土有较多的玉器,这些玉器的大多数是有孔玉器。通过分析可以认为,这些孔洞的制造使用了空心或实心的钻杆式砣具。
钻杆式砣具的砣头,或日钻头主要为实心柱与空心柱两种形式。实心砣头加工玉器时钻头易被磨损,钻孔的直径随着钻孔的深入而变小,在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的很多玉器上,存在着直径变化很大的钻孔,应是由实心钻加工的。空心砣头被人们称为管钻,它的形状为直管式,因为随着钻孔的深入,钻头不是被磨细而只是被磨短。用管钻加工出来的孔洞,孔壁一般比较平直。新石器文化玉器中存在着较多直壁孔洞,说明使用了管形钻钻孔。从孔洞的加工情况来看,钻杆式砣具的钻杆结构存在着非固定式钻杆与固定式钻杆两种形式。非固定式钻杆应是钻杆与一根横杆配合,横杆两端结绳,将绳缠绕于钻杆,拉动横杆,钻杆即可转动,《玉作图说》图十“打眼”一图表示的即是。另外,至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社会一直流行有锔陶、瓷器一行,锔者钻孔时亦将钻杆与横杆结合,横杆两端与钻杆顶端迕绳,下压横杆便可使钻杆转动,相信这一方式亦是古老钻孔方式的延续。钻杆式砣具使用的另一种情况是将钴杆固定,加工的玉料也相对固定,工作时或器物转动,或钻杆转动。邓聪先生称此类砣具中的一种管钻为“管钻辘轳机械”,认为它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出现了。
钻杆式砣具不仅用于钻孔,而且用于玉器的成型与上花,在历代玉器中都有所表现,尤引人注意的是新石器时代、宋、明时期以及清代的玉器加工。新石器时代钻杆式工具的使用主要见于钻孔、管状玉器及部分环状玉器的成型,一些人物、动物图案的眼部处理。宋至明代钻杆式砣具的使用情况是这一时期玉器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宋、辽时期的玉器镂雕工艺出现了重大发展,一改传统的镂雕以平面穿透为主的透雕工艺,出现了较多的立体镂雕及多层次的平面镂雕作品。这些作品的镂雕大量使用了钻头式砣具,作品上往往留有使用管形钻的圈形痕和使用实心钻的坑形痕,尤其是辽、金、元代作品中,实心钻的使用更加明显。辽宁省喀左县出土的辽代玉飞天、北京丰台鸟古伦墓出土荷叶龟带饰、上海任氏墓出土的元代玉炉顶,都带有柱形钻头使用的痕迹。这些柱形钻的钻杆,是固定的机械式还是随意的横拉式,从小件玉件的琢制上难以得出结论,但北海团城所存蒙元时期制造的渎山大玉海,其形巨大,是不便置于凳机上琢制的。玉海四面的花纹,应是用手工的、柱形杆式砣具砣制的。一般来看,这一时期柱式砣具所制作品钻痕明显,花纹略显粗放。清代宫廷制造了较多的大件玉陈设,尤以大玉山、大玉瓮最为明显,如大禹治水玉山、寿山、福海及会昌九老等玉器,重量皆有数千公斤。这种玉器的加工,置于传统的凳几式砣机上是无法完成的,其局部图案的加工,一定要使用较为灵活的手持柱式砣杆砣具加工。这些宫廷大件玉陈设上的图案琢制得都较精致,很少留有坑状或环状砣痕,达到了人工动力柱杆式砣具工艺的高峰。
(编者注:古代的治玉工艺可以通过此篇简要的了解一下。欣赏玉器的载体除了玉质,往往就是工艺了。不同的时代,承载了不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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